张承志，1948年秋生于北京。高中毕业后在内蒙古乌珠穆沁草原下乡，放牧四年。1975年毕业于北京大学考古学系。现为自由撰稿人、散文作家，中国作家协会全国委员，北京作家协会副主席。1978年以来，多次获得全国优秀短篇、中篇小说奖及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奖。1995年获首届爱文文学奖。1983年、1991年两次长期居留日本，任东洋文库外国人研究员。1993年任日本爱知大学法学部助教授。迄今出版著作（单行本）约八十部，主要有《黑骏马》、《北方的河》、《心灵史》、《谁是胜者》、《聋子的耳朵》、《鲜花的废墟》等。其中在日本出版的有：《モンゴル大草原遊牧誌》、《黒駿馬》、《紅衛兵の時代》、《殉教な中国イスラーム》、《回教から見た中国》、《北方の河》、《鞍と筆》。

    《敬重与惜别：致日本》是作家张承志总结八十年代以来几次居留日本经历的一部心血之作。虽然没有面面俱到，但若干章节勾勒了中国读者渴望了解的一些日本历史文化梗概；尽管时而披沥胸臆，但独自的体验里，凝结着对天下大势的估计。不同于往昔的名人旅日谭，也不同于当今的学者论文集，虽是一册散文，但力求处处考据。此书以良知与自省为武器，把中国同时作为剖析和批判的对象，大声疾呼着历史的大义、国家的和平，以及民族精神的升华。

    （一）<br>    初遇服部幸雄，是在一个读书会上。<br>    如今回忆着，那回讲演的组织者确是茉莉会。那个会名，意味着他们对喝茉莉花茶的中国的兴趣。讲罢时记得有鼓掌，听众们仿佛也满足。我虽然眉飞色舞，其实心情黯淡。曲终人散，我要的不过是赖以支撑漂泊的讲演费。那种讲演，那种对日本读书人胡扯一番乌珠穆沁牧人掌故的行为，于我虽是熟练惯技，但却常诱发莫名的烦恼——草原、我、日本，这三者之间，太不协调了。<br>    讲台下，一个白发的老头走近来，递给我一张名片。<br>    我和服部老人相遇的时候，全然没想到会与他发生一段友谊，更不能想象会因他激起写作的冲动。他走过来，对我说的话是：<br>    “您讲演时总说到：在东乌珠穆沁的东部，有一个新苏木。我怎么记得有噶黑勒苏木，有农乃苏木……而没有新苏木呢？”<br>    显然这是个熟悉东乌旗的人，但在日本这并不新鲜。我急着想回家，不想花费口舌。我哦哦着，敷衍着他唠叨的一串地名。但是他接着说出的下一句，不能不使我停住了脚：<br>    “我和你，在东乌珠穆沁，在同一个地方，送走了青春！……”<br>    他的那个“东”字不是用日语而是用蒙语说的，ju，说得特别清楚。这有点像我，总喜欢强调我们是在“东部的”乌珠穆沁插队，生怕别人误认我们是baran husuu（西部诸旗）的二等草原沙窝子出身。说实在的，最开始我怀着的是一丝嘲讽。虽然我意识到这个人与东乌旗有着纠葛。<br>    我端详着他，问道：“您在东乌珠穆沁住过？在哪里？”<br>    “在你说的最东边的苏木以东，你知道农乃苏木吗？”<br>    “当然知道。您说的农乃苏木，离我所在的新苏木，只有一百二十里，用公里算是六十公里……在一九六九年的冬天，我骑马去过那儿一次，但是它已经叫做……”<br>    这就是我和服部幸雄老头的第一次谈话。<br>    他满嘴的苏木，就是蒙语的“庙”（sum）。他会说一点蒙语，尤其喜欢反复地用蒙语说东乌旗的一些地名。我也喜欢这样。那天有点像比赛谁说出的蒙古地名多，而不是要交流青春。我恍惚听他自我介绍是当年的关东军，就住在我们公社以东的、过去叫农乃庙的乌拉盖牧场。<br>    当然，关东军听不懂公社化以后的地名，而知识青年也不熟悉寺庙的事。幸好我当年对什么都感兴趣，多少还知道几座喇嘛庙，否则在日本还真没办法和“下乡”的关东军对话！<br>    服部的话题其实并不多。聊起来，有时不知他是陶醉于蒙语，还是暗中回避询问。接触多了，甚至我觉得他是个封闭很深的人。不过是因为我讲话中提及的地名离他的记忆太近了——这使他兴奋。至于这兴奋本身究竟是什么，它导致什么结论和思想，他不清楚也不在意。好像，他也找不着词儿，所以酸溜溜地只是唠叨“送走了青春”。<br>    您是日本关东军，我是北京新牧民，咱俩能算有共同青春吗？顶多是有着共同的青春地点而己！……我暗自揶揄。那时人在花之东京，那里无奇不有。应酬一番之后，我便忘掉了他，不管他怎么在农乃庙吃过奶豆腐。<br>    （二）<br>    好像接到过一两个明信片，依稀写着服部的名字。回国后有一两年，偶尔感到他似乎在寻找我。但那时对一些语焉不详的来信，我不仅顾不上回复，甚至不在意是谁寄来的。直至有一年电话中响起他的声音，互相已经说了一阵子，但我其实并没想起这个“服部”是谁。<br>    不过，再次见面后“东”乌珠穆沁的话题，又使我们热闹起来。<br>    他大咧咧地盘着腿坐在中协宾馆的沙发上，语气短促，滔滔说着。一头银发散乱，只是嗓音和那年东京一模一样。他不在意地说：“他们总想让我讲过去的事，我不答应。”边说着，他一边靠向我：<br>    “他们怎么会理解呢？”<br>    那口气给人一种暗示或误解。他好像在说：理解他的，唯有也在“东乌珠穆沁”打发过青春的我。不能说没有一点感动。很难总是敷衍，我开始想了解他了。“您那时，名义上是关东军……”<br>    “关东军情报员。”他正式地说。这个词，即便后来若干年后和他畅谈了若干次，我也没有完全弄懂。什么什么“员”，就像“研究员”一样，并不标明阶级学衔，只是一种职业性质的描述。<br>    “那么在乌珠穆沁，具体地说，您那时干什么呢？”<br>    “那边是外蒙古，嘿，苏联军。我们趴着，嘿。”<br>    他双手握成望远镜的筒状。观察哨？把守国境？……我再追问时，话头已经移开了。“哈，霍洛特，好吃吧？哈哈，好捏，吃过吧。”霍洛特（horod）是奶豆腐，好捏（honi）是羊。“当然吃过。”我烦他打断了关东军的话题。但我觉得他倒不像闪烁其词，而不过是要享受说着这些词儿的滋味。<br>    对他做出这一心理判断，费了我很长时间。是这么回事么？一些古旧的词儿堵在心里，要找个地方，用嘴巴说它一说。说的时候需要一个听众——或者说，是需要一种确认。所以，同在一地、同在“东”乌珠穆沁的“东边”住过的我，就成了必需的存在。<br>    他凡来中国必要会我。每次都一样，说一阵子东乌珠穆沁，再说一些别的。我和他的交流断断续续，更因他的这种习惯，一次次的话头接不上茬。<br>    我渐渐漫不经心，虽然现在不禁后悔。每次挥手告别后，我就忙自己的事，而把他忘却净尽了——直至他再来到中国，又一次拨响我的电话。<br>    那一年在北京，三里河的宴宾楼，还没堕落为“啃得鸡”。我俩在饭馆吃着，话题全在蒙古。<br>    我给他夹菜：“这是烧羊肉。”他看着夹在筷子里的肉，古怪地一笑。似乎关东军情报员接受了一个信号。“羊肉！……嘿嘿，马哈以德（吃肉）……好捏乃马哈（羊肉）。”<br>    他享受着被唤醒了的两个蒙语词儿。其实，他的乌珠穆沁记忆，只有很少的一些细节。我开始询问他屡来中国的目的。<br>    没想到——老头子把一条腿垫坐在椅子上，毫不在意喧杂的餐厅，接着羊肉的开头，他给我讲述了一个一匹狼般独往独来、在青海境内逐村支教、扶贫助穷的个人行动。他显然并不自觉了不起，好像这些事只是在与我谈论东乌珠穆沁之外的小事末节。我有些头晕，原关东军分子在中国支援贫困地区的教育——这不同寻常的行为令我吃惊。<br>    “教育可是重要的！……”他晃着大脑袋，严肃地对我说教。<br>    “那您怎么具体做呢？是办了所学校，还是……”<br>    但是这老头的自语症又来了。三里河夜间的街道上，寒风掀动他飘飘的一头银发。他解释般笑道：“我讨厌帽子！”我发觉，老头是个很有魅力的男性。我打算认真和他做忘年交了，也对他自我开张的事业开始感兴趣。但是我了解他的梗概，还要等到下一次。

    第一章 引子：东苏木以东<br>    第二章 三笠公园<br>    第三章 长崎笔记<br>    第四章 赤军的女儿<br>    第五章 四十七士<br>    第六章 解说·信康<br>    第七章 文学的“惜别”<br>    第八章 亚细亚的“主义”<br>    第九章 束尾：红叶做纸<br>    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