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组北行的诗
　　文天祥与吴梅村
　　宋亡与明亡，时间相隔了三百多年，凄惨的情况却极相似。虽然家国沦亡是天翻地覆的事，而时移事易，社稷之陵夷涂炭，于今已不易见；苍生之号啕痛哭，现在也不可闻了。
　　可是，当我们复按这两个时代的文献，却感觉得出来世变当时哀伤之剧烈与痛苦之深沉。究竟我们是从什么地方得知个中消息的呢？
　　仔细追想起来，自然推溯到这两个末世的两位大诗人：在宋末，是文天祥；在明末，是吴梅村。可是，如再往深处探究，这两位诗人在本是很类似的环境里，唱出的歌声，却又极不相同。举例来说，他们二人都有北上的经历，各有一组北上的诗篇，就以他们所过的城郭，所渡的河流，所到的京畿而论，均大致相同。但文天祥的诗，是慷慨就道，激昂中却又是无限从容；吴梅村的诗，是踟蹰不前，惶愧中又是万分委屈。就诗论诗，两人跋涉的途径之回转曲折绝不相同，而艺术的造诣之达至峥嵘极峰，却又辉映成趣。
　　我的论文是把两位大诗人，在两个末世，所作的两组北行的诗，作一详细分析与比较研究。
　　吴梅村是张溥的弟子，而张溥是“复社”的领袖。“复社”，顾名思义是以继承东林、匡复明室为己任的。梅村与张溥的关系，使他一开始就无可避免地卷入纷至沓来的政争与党争当中，一直到南明覆灭。虽然复社的文采风流已随明亡而与之俱亡；可是政争、党争不但未停止，反而以新的姿态而变本加厉的出现，成了满汉与南北之争。吴梅村，就在这无休止的派系斗争中奉诏进京。不能退，又不能隐；不愿应召，又不能抗争，只有委屈的上路了。沿路触景伤情，不敢言又不能已于言地写了一组北行的诗。
　　我在读吴梅村这组北行的诗时，不由得想起文天祥那组北行的诗。
　　儒家“成仁取义”的价值观，对文天祥来说，北行之途，正是“求仁得仁”的实现。有此信念，头可断，血可流，生死早已置之度外。文天祥对骨肉离散固创剧痛深，但与成仁就义比较起来，却可以饮刀称快，甘之如饴。所以，他北行的路，苍凉，但是悲壮；寂寞，却不孤独。临危受命，位跻先贤；蹈火赴汤，心在圣哲。文天祥在《指南后录》里许多诗篇，反复唱的只是一首歌：面对死亡，无所畏惧。他的声调是激越的，而丰神是自如的。
　　吴梅村的情况，却显然不是如此了，他在党争、政争的夹缝中身不由己。他所读之书是文天祥所读之书，所走之路是文天祥所走之路；可是他所去之地，与将做之事，却均无以自圆其说。身既为亡明遗臣，又何以应大清诏命？价值纠缠，不能自释，亦不能自解。所以他北行的心情，不是矛盾，即是愧惭；愁思萦回，由无从自理，到不能自拔。他的北行组诗，篇篇都是带泪的歌——歌声压抑而凄楚。
　　一、金陵追昔
　　顺治十年（一六五三），吴梅村到南京，江南江西总督马国柱荐他出山。梅村曾于崇祯十一年（一六三八）自翰林出任国子监司业，弘光朝（一六四五）时又任少詹事，两次在南京，住了不少时间。此次旧地重游，已遭丧乱；而星移斗换，感慨遂深。《遇南厢园叟感赋八十韵》，借与从前国子监司业官舍的园叟话旧，带出南京自乙酉以来所经历的劫难与沧桑。
　　其他数首七言律诗，则可与文天祥的金陵诗互为对照。二人抚今追昔，更在“金陵怀古”此一传统上翻出新意。刘禹锡写金陵六代盛衰，他的“淮水东边旧时月，夜深还过女墙来”到了文天祥是“青天毕竟有情否？旧月东来失女墙”的无奈，而到了吴梅村的“可怜一片秦淮月，曾照降幡出石头”，则是凄凉到了清绝的地步。
　　二、扬州梦残
　　在《望扬州》一诗里，文天祥兴“阮籍临广武，杜甫登吹台”之悲情，而发前人后人之哀音。吴梅村则从南京回太仓，再从太仓渡江北上，行抵扬州。梅村在此写了四首七言律诗，表达的情感比文天祥要复杂多了。明末扬州屠城的惨烈、史可法死事的忠贞，竞与鲍照芜城的感慨、炀帝江都的糜烂、杜牧青楼的荒唐，紧紧缠绕成一不可分的整体，而历史的、文学的扬州都如梦般地化为云雾似的诗情：传达出不可言传的情感，捕捉出难以捕捉的思绪。
　　三、渡淮吊古
　　过了淮河，文天祥离南方的家乡更远了。所经之地，即是一亡于女真，再亡于蒙古，而他却从不曾看见过的北宋版图。在《过淮河宿阚石有感》中，他想起了空坑一役被北兵掳去的妻子儿女。他知道骨肉乖离难再相见，而将此今生永别的绝望，转化成他生重聚的盼望；在痛楚里支持他勇往直前，义无反顾。
　　文天祥连日经过淮北广阔的平野，一片荒冷。后见一带山冈，问押送的人，才知徐、邳在望。对从没见过的这块土地以及其上生活过的人物的认识，实际上是由读史而来的。
　　过徐和邳，千载前楚汉相争的地方，史汉的记载，一时都想了起来。眼下风云犹卷，而英雄、豪杰俱往吴！文天祥视人事递嬗，如飞矢流光。不论成败，其杳则一。然而南冠楚囚，远来吊古，泪尽而后，继之以血了。
　　吴梅村过淮河，所行之处，非废墟，即焦土；所念乙人，非垂暮，即凋零。《过淮阴有感》二诗中，他思旧忆往，竟说出“浮生所欠止一死，尘世无缘识九还”的话来，由此可以看出他自责的严厉，已近乎自虐。他反复沉思自己那个贻害了一生的错误决定，悔海狂涛吞噬了诗人的灵魂与生命。
　　过徐、邳时，他的两首《下相怀古》及《项王庙》，都只同情项羽，不及刘邦；只谈骓走姬逝后的落空，不及大风起兮的豪壮。项王庙上的荒烟，戏马台前的蔓草，是千多年后的唯一存留。
　　四、近京情怯
　　过徐州不远，便是黄河了。渡河以后，又是一望无际的华北平原。看着应熟悉却陌生的壮丽山河，历史教给他的典型一一出现在他脑海里，诸葛亮、刘琨、祖逖等等，都是挽狂澜与扶倾厦的民族英雄。到燕京前，他过白沟河，想起了统兵抗金的大将张叔夜。白沟河是当年宋辽的界河。张叔夜随徽钦二帝北掳的时候，至白沟。驭者日：“过界河矣。”叔夜瞿然起，仰天大呼，遂不复语，第二天就死了。文天祥由此思彼，低回往复，以张叔夜为楷模，死志益坚。
　　吴梅村渡河时，黄河正结冰，他眼见南下清军的雄概，与北上官船的招摇、民夫敲冰的苦况，只有如麻心乱。近京畿时，他写了四首诗，寄当事诸老，仍希冀能原车回南，乞求不进京以就召。“今日巢由车下拜，凄凉诗卷乞闲身”，看得出隐约的刀光剑影之下，左右不能之尴尬与进退维谷的艰难。
　　这两组北行的诗，所述的地点差不多；这两位大诗人，所处的环境也差不多；而两人的诗韵又均有充盈的唐音。但诗篇给后世的感觉，竟如是不同。我们看见一朵火焰似的文天祥，昂首北上，视死如归；我们也看到一团泥泞的吴梅村，蹒跚北行，虽生犹死。
　　宋末与明末，这两个末世的描绘与雕塑，因了文天祥与吴梅村这两位大诗人的贡献，而鲜明，而生动起来，一个是以如椽的巨笔，蘸着自己的血在写诗；一个是以锐利的刀锋，对着自己的骨在刻诗。两组诗篇，如日沉之后月升，月落之后日出，映照着一片山河的破碎，一段岁月的荒芜，一切人世之无望与无谓。
　　一九九二年二月十四日于哈佛
　　萧条异代却同时
　　曹雪芹与袁枚
　　一
　　袁枚比曹雪芹只小一岁，可以说是真正同时代的人；可是我们好像总觉得袁比曹小了一代似的。原来袁枚为随园大兴土木之时，正是雪芹潦倒西山，撰写《红楼梦》之日，雪芹死后三十多年，袁枚才去世。如果不是从生年计起，而是由卒年倒算，袁子才的确比曹雪芹晚了一代，或许还不止一代；袁枚自己也弄不清楚。他从比他小二十五六岁的明义处知道了雪芹撰有《红楼梦》一书，还以为雪芹是康熙问江宁织造曹寅的儿子；因而说出“相隔已百余年矣”的话来。原属同时代的人，却以为是不同时的异代，袁枚之于曹雪芹其人，以及《红楼梦》其书，俱失之交臂了。
　　明义以为《红楼梦》中的大观园，就是袁枚在南京小仓山北麓的随园。而明义的晚辈——《红楼梦》迷裕瑞，在他的《枣窗闲笔》里，也说随园前属隋家，而隋家即是曹家故址。
　　随园本来叫隋园，原为隋赫德的宅第，是袁枚在江宁县令任内买下的。大观园本为太虚幻境，不必是随园，而有此附会，可能是因为隋赫德在曹家被抄以后，接曹頫为织造的缘故，雪芹小的时候住在织造署，恐怕与隋公的园子没有什么关系。
　　我的老师台静农先生喜读袁枚，他曾在庚申年的梅雨天，捧读《批本随园诗话》，见到有些意思的，就顺手抄了下来。说是梅雨苦人，借以消遣，但是抄了六条，就搁下来了。辛酉年梅雨时，老师大概想起此未竞之事，又补抄了四条，成《随园故事钞》，收在老师的集子《龙坡杂文》里。
　　这《批本随园诗话》的批者名叫舒坤，比袁子才小五十六岁，真正是晚辈了。他幼时曾与家人到过随园几次，他说“随园之先，故属吴姓”，则与曹家更不相干了。

大陆版序
沙雕与纸屋
自序
两组北行的诗
文天祥与吴梅村
萧条异代却同时
曹雪芹与袁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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