萧乾（1910—1999年），著名作家、翻译家和记者，原中央文史馆馆长。于30年代步人文坛，与沈从文被归类为“京派”作家的代表人物。在1939年至1946年赴英国伦敦大学东方学院任讲师，并兼任《大公报》驻英记者，时值二战，他以战地记者驰骋欧洲战场，亲历了：挺进莱茵河、诺曼底登陆、波茨坦公约会议、纽伦堡战犯审判、联合国成立大会等传奇般的历史时刻，是中国唯一经历欧战全过程并写下了几十万字纪实文学的作家和记者。萧乾一生著作甚丰，青年时代以撰写欧战名篇名重一时，晚年则因与夫人文洁若合作翻译现代派巨著《尤利西斯》，举世瞩目。主要作品有：短篇小说集《篱下集》、《栗子》，特写集《人生采访》，长篇小说《梦之谷》，回忆录《未带地图的旅人》。

　　《现代中国与西方》是《名家文化小丛书》之一的《现代中国与西方》分册，书中具体包括了：《关于机器的反思——兼论英国小说对近代中国知识分子的影响》、《易卜生在中国——中国人对萧伯纳的困扰》、《龙须与蓝图——为现代中国辩护》、《苦难时代的蚀刻》等文章。

　　到此，我们一直在探讨中国作家对机器的反应。现在，我们来谈论中国文化的未来。我得承认，我是个愚笨的人，没有想象力，也没有勇气沉醉在迷幻的梦想里。我想，我该是个不错的宣传员，如果能向你们描画出战后中国文化的光明前景，也希望你们这些听众兴奋起来。但首先，我们必须自问“文化依赖的是什么”。
　　要研究中国文化的境况，决不能忘记经济的前景和政治稳定的问题。我们都清楚，一个自由的教育体制是文化兴盛繁荣的基础。中国的贫穷对大众教育的进步是一大障碍。另外，如果你们留心中国留学生所学的科目，就会发现，自从1931年日本侵略满洲，学习技术科目越来越流行，几乎没有人选修一般的文化科目。例如， 他们选择更为狭窄的专业科目，像畜牧业，而不是生物学；选择造船业或钢铁建筑业，而不是一般的工程技术。这并不是说这些年轻的中国学生对文化没感情，我晓得至少一位医科学生比起他的人体解剖，他更喜欢他那部能播放古典音乐的留声机。这只能解释为，这些年轻人越来越清楚民族的迫切需要，他们在许多情形下是牺牲了自己的爱好。
　　日本侵略的另一间接结果，是中国的学校和大学引进了军事训练。（这连利顿勋爵都没有注意到。）曾几何时，我们还在反对把年轻人组织起来训练。我们愉快地假扮侦察员和向导，可从没有梦想学校的课程把投手榴弹包括进来。我在大学的最后两年， 正好赶上这场新运动。穿着那灰制服，埋伏在麦子地里，参加模拟战，我感到坐立不安。学校在战后还会需要军训吗？我想，你们会同意，答案得问政治家，而不是学校的校长。
　　政府发言人在战时公布的措施，多是出于权宜之计。当暴风雨平息下来，一切归于平静。疲乏、烦扰的中国青年会像英国青年一样，回到他们饱受战争之苦的家园。随着痛苦悲惨、不堪回首的战争记忆渐渐黯淡，中国青年的思想将。越发明晰。
　　如果我们相信中国悠久丰富的文明遗产有价值，那我们也就能够相信中国文明的光明前景。
　　易卜生在中国
　　——中国人对萧伯纳的困扰
　　易卜生在中国与其说被视为一个戏剧家，还不如说被当成一位外科医生。十年间，他几乎被中国知识分子顶礼膜拜。并不是我们选择他，而是当文学革命发起时，他表达了中国年轻一辈的心声。中国当时完全陷于无助的病态，需要一位勇敢的医生，能给她无可救药的绝症开方救治。而对我们来说，易卜生是最猛烈攻击传统观念的人。西方人难以想象易卜生对我们的影响，这位戏剧家激励太太们从自私但合法的丈夫身边逃走，他还创造出一位英雄式的人物，一位敢于蔑视全镇一致通过的决定的疯狂丈夫。在中国，从有黄帝开始，社会习俗就受到挑战。个人要求维护思想和行为的权利。中国这个在永生山谷里沉睡的巨人，突然被一场痛苦的噩梦惊醒了。19世纪的中国是同贫穷、腐败和“海洋魔鬼”的威胁联系在一起，大清帝国随时都会沉没，命运只能是等待列强的分割。中国的年轻一辈读了印度和朝鲜有警示意义的小说，清楚认识到迫在眉睫的危险，他们自然充满了恐惧，焦躁不安，对妇女缠足、男人留辫子的陋习极其愤怒。他们反叛了，有许多富于思想的头颅，被清廷刽子手的屠刀在菜市口砍下。反叛在继续，新闻界也燃烧起来。1909年，有位报社编辑因印刷标语“只有剧变才能救中国”被判处一年徒刑。但从1919年开始，中国确实开始了剧变！日渐衰落的军阀之间出现仇恨，学生无政府主义者和共产主义者开始示威游行，平静、禁欲的孔教中国，突然变成一口前所未有的煮沸的大锅，锅里调配着善良与邪恶。
　　在反叛者中间，中国的年轻一辈，尤其那些留洋学生，找到了欧洲的支持者。第一位便是挪威戏剧家易卜生。他的剧作表达出他们自身对现行社会秩序的憎恨和对反叛的热望。他们太兴奋了，以致并不去考虑易卜生戏剧艺术的细节，他们是为自身悲观失望的孤独而呼唤他，“亲爱的老师，我们终于找到了你！”他被年轻的中国当成一位叛逆的同志和个人权利的维护者。就这样，这位来自斯堪的纳维亚圣人的东方神殿建立起来了。当然，像所有的神殿一样，它也不是恒久不变的。但易卜生受反叛的中国知识分子的崇敬达十年之久，在这十分幼稚却令人难忘的十年里，中国国内广泛流行的是问题剧和问题小说。
　　随着白话文的日益普及，没有比现代中国戏剧更背离传统的了。一群在东京求学的留日学生做了最早的尝试，最先改编的是两出欧洲戏《茶花女》和《黑奴吁天录》。它们对遭受种族压迫和婚姻习俗束缚的中国人具有强烈的吸引力。但在易卜生之前，并没有哪位欧洲戏剧家被认真而有系统地介绍过。1917年，在新文化运动的喉舌《新青年》上，开始发表易h生的戏剧译作，先后有《傀儡家庭》、《国民公敌》、《海上夫人》等和其他剧作。当时舞台上还禁止男女同台，男演员为能饰演叛逆的娜拉而感自豪。1918年，新文化运动领导人胡适博士（前中国驻华盛顿大使）发表《易卜生主义》一文，称易卜生为救治中国最高明的社会医生，上个世纪健康的个人主义的典范。他认为要改进社会，必须首先确立健全的自我、自由独立的人格，并对现行社会状况提出批判。要像《国民公敌》里的那个不可征服的斯托克曼一样，敢于说老实话，攻击社会腐败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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