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寻父亲的足迹——采访毛泽东的儿媳邵华<br> 邵华，毛泽东的二儿媳，少年时便常常伴在毛泽东的左右。2001年，她出版了散文集《毛泽东之路——追寻父亲的足迹》，60篇文字记述着她对父亲的回忆和怀念。2004年4月，邵华接受了我们的采访。<br> 毛泽东，当他在中国革命中艰难前行时，他的家庭也付出了沉重的代价：6个小儿女或夭折或失散，6位至亲的人献出了生命。邵华讲述着关于这个伟人家庭的风雨往事，带我们走入毛泽东的情感世界。<br> 童年：悲苦的记忆碎片<br> 邵华，并不姓邵。光环之下众所周知她是毛泽东的儿媳，但鲜为人知的是毛泽东的另一个儿媳刘思齐却是她同母异父的姐姐，更鲜为人知的是她与众不同的传奇身世。<br> 记者：众所周知，您是毛泽东的儿媳。听说您出生在一个革命家庭，您母亲张文秋是1924年的老党员，您父亲陈振亚是平江起义跟着彭德怀上过井冈山的老红军，走过长征路，曾经被敌人炸断过一条腿……听说您在刚刚咿呀学语时，就和父母一起辗转奔波，被投进监狱，还经历了亲人离散、父亲被杀等种种刻骨铭心的痛楚……能具体谈谈您的身世吗？<br> 邵华：我母亲参加过1919年的五四运动，后来在董必武、陈潭秋，还有恽代英这几位老师的引导下，走上了革命道路，并且也找到了革命和爱情的伴侣，生了一个女儿，就是我的同母异父的姐姐刘思齐，后来改名刘松林。但不幸的是在上个世纪30年代，我姐姐的父亲和我母亲被捕入狱，我母亲没承认是共产党员，后来被营救，而我姐姐的父亲就被杀了。<br> 以后好几年我母亲都在上海做地下党的工作，后来1937年组织安排她回延安，我母亲和我的亲生父亲陈振亚就是在去延安的途中相遇认识的。一路上他对我母亲和姐姐非常照顾，后来他们就相爱结婚了，所以我就出生在延安。当时我爸爸看到大人小孩双双平安，就给我取了个乳名——安安。后来我母亲对我爸爸说：“咱们改改传统吧，让安安随母姓，怎么样？”我爸爸说：“姓名不过是个符号，安安姓陈，或姓张，都是我陈振亚的女儿！就姓张吧，取名少华。”<br> 我父亲在长征中负伤后，当时中央军委决定，我父亲和其他几个同志一起，经过新疆到苏联去休养、学习。结果这次新疆之行，却成了我童年最为痛苦的回忆……<br> 一个在新疆，一个在上海，虽然天各一方，但邵华的童年与毛岸青的童年同样地悲惨。那阴暗可怖的森森高墙，那段浸透血和泪的苦难岁月，也许正是相同的体验，在冥冥中让两个饱经磨难失去亲人的革命后代走到了一起……<br> 记者：听说毛岸英、毛岸青兄弟俩的童年特别苦，他们曾经在上海滩流浪过一段时间，靠自己在外头帮人家推黄包车，卖报纸，捡香烟头然后去卖，这样勉强度过生活。他们跟街上的流浪儿童没有什么区别。流浪中，岸青遭人毒打，头部受伤，留下了终身的病痛。岸英才是个十几岁的孩子，就坚强地面对这一切磨难……您和毛岸青同志的童年都是相当悲惨的，我们不忍心触动您最脆弱的神经，但这个话题又难以回避……<br> 邵华：岸青的童年是很苦的。母亲牺牲后，毛泽东委托弟弟毛泽民将岸英、岸青、岸龙三个孩子送到上海，进入由中共地下党组织秘密开办的大同幼稚园。当时，毛岸英9岁，岸青8岁，岸龙4岁。后来，这个幼稚园由于国民党、的种种迫害，最终被解散。那些孩子们也就被疏散了，他们当时被疏散到一个叫董牧师的地下党员家里。最后由于种种原因，岸英和岸青离开了董牧师家，到街上去流浪。<br> 开慧妈妈和毛主席原来有三个孩子——岸青、岸英和岸龙。在大同幼稚园的时候，岸龙得病死了，这事岸英、岸青都给我讲过的。兄弟两个人当时发现弟弟的床空了，就问阿姨弟弟去哪了，她们说病了，送医院了，后来就再也没有回来。因为那个时候岸英也才8岁，最多9岁，岸青呢也才7岁。但是解放以后，贺怡同志还有主席身边的同志都调查过，寻找这个孩子，有很多在大同幼稚园工作的地下党的阿姨们还健在，最后证实岸龙得了中毒性痢疾，因为他又瘦又小，到医院里没有抢救过来，所以就夭折了。这是被我们家庭、主席认可的情况。<br> 岸英、岸青兄弟俩虽然活了下来，但是特别悲惨，他们在上海滩流浪，受的苦真是难以言说……我印象最深的是岸英哥哥给我讲过，他们过的那种生活就跟《三毛流浪记》中三毛的漂泊生活一样，岸英哥哥说我除了没给资本家去做干儿子，其他的生活跟三毛是一样的。去给人家帮工啊，挨打啊，就算是去卖报，那些报童里面还有他们的小头头，也还有他们后面的老板，卖了报要分多少钱给人家，给你一点点的卖报钱。捡烟头等也都是这样。最后地下党找到了他们，通过李渡将军把他们带到了法国，后来又去了苏联。所以我觉得他们在上海非常悲惨、非常凄凉，没有得到一点点爱护，得到父母的一点点怜爱。<br> 记者：岸英、岸青在上海整整流浪了4年。在这4年中，毛泽东与红军在江西瑞金抗击着国民党一次又一次的“围剿”，最后被迫开始二万五千里长征。这个时候，毛泽东和他的孩子有联系吗？他知道他们的这种生活吗？<br> 邵华：他并不知道，但他肯定惦记，是不是？五次反“围剿”以后被迫长征，他哪顾得上还想着自己的儿女，还去寻找自己的儿女。那时候他一心一意为革命。 <br> 记者：那孩子们有没有想过去找父亲？<br> 邵华：岸英他们何尝不想去找他们的爸爸，但是在那种严重的白色恐怖下，那报纸上公开登着啊，悬赏多少大洋，要杀头的啊，他们怎么能暴露自己的身份呢？说出来能有命吗？(情绪激动)<br> 1935年10月，红军结束长征胜利到达陕北。毛泽东想念着自己的孩子，他再次委托弟弟毛泽民帮助寻找。一年以后，党组织终于在上海的流浪儿中找到岸英和岸青，并将他们辗转送到苏联国际儿童院学习。一位在苏联的同志曾这样描述这对兄弟：他们在国内养成了隐瞒自己真实身份的习惯，谈到毛泽东时，他们也直呼其名，以示他们和他没有关系。<br> 毛岸英1945年回国，毛岸青1947年回国，父子再见已是20年后。<br> 记者：听说您在新疆的时候，您和母亲、姐姐不幸落入当地的军阀盛世才的魔爪。您刚去的时候很小，才一岁多一点，从1939年到1943年，一下子度过了4年多软禁的生活。到1943年的时候盛世才正式投靠蒋介石，把你们正式抓到监狱里，又过了4年的铁窗生活。所以前前后后您在新疆8年的时间，也等于蹲了8年的监狱。您父亲是什么时候被杀害的？听说在监狱中，有一次为了和敌人作斗争，你们这些孩子们也和大人一样参与了绝食，是吗？能说说您在新疆时具体的状况和情形吗？<br> 邵华：我父亲是在正式被抓到监狱之前，被杀害的。所以我和我姐姐第二次又失去了父亲。我母亲就带着我和我姐姐，还有在监狱里出生的妹妹又坐了4年的牢，一直到国共的重庆谈判。<br> 我小的时候在监狱里真是苦不堪言啊，没有学习，没有自由，吃不饱穿不暖，冬天又冻又饿，夏天又被蚊子咬，平时都是吃的沙子馒头……<br> 有一次敌人为了分化我们，准备将一部分阿姨关到别的地方去，他们的皮鞭、棍棒打在阿姨们的头上，我们没有一个人退缩，把手指能及的所有石子、断棍、鞋子，掷向敌人，皮鞭声、咒骂声、抗议声、孩子们的哭喊声响成一片……<br> 那次我妈妈和别的阿姨们被抓走后，我们20多个大小不一的孩子们也和大人一起参与了绝食。到了晚上10点左右，已经有两顿没有吃饭的小弟弟、小妹妹，看着面前的面条不能吃，自己的妈妈又找不到，已经饿得受不了的小弟弟小妹妹们再也坚持不住了，一个一个地哭了起来。20多个孩子撕心裂肺的哭声在牢房里回荡……后来，我们终于取得了胜利，被抓走的妈妈和阿姨们回来了……<br> 岸英哥哥叫我“拖尾巴虫”<br> 月色映照着河边的流萤，春风吹遍了平坦的原野，8年的囚禁生活终于迎来了日出雪融。在回到延安的接见会上，聪明的小邵华就曾经和毛泽东握过两次手，而日后为了常见到毛主席，她有了“拖尾巴虫”的外号。虽然被约法三章，但这成为了摄影家邵华的启蒙动力，而毛主席那双温暖的大手也一直牵引着她走向幸福的彼岸……<br> 记者：1946年7月，听说您被营救回延安的时候，毛主席和回来的每个同志握手。握完一次手之后，觉得还不够，然后您就赶快跑到队尾，再一次等待着和主席握手，所以那一天您和主席握了两次手，是真的吗？<br> 邵华：是。一直知道延安是我们的老家，接近延安城的时候，我们一看漫山遍野的人都迎接到十里铺、二十里铺，大人孩子都非常激动，心里荡漾着一种幸福的感觉。车上已经有人禁不住流出了眼泪，妈妈也哭了。<br> 我出监狱的时候8岁，是孩子们之中比较大的一个，还有一些是比我小1岁、2岁、3岁，甚至小4岁的，监狱不是4年吗，都是这样的小弟弟小妹妹。我们被欢迎的人抱着，手牵手回到了延安。<br> 后来知道主席要接见我们的时候，我们特别高兴，特别兴奋，泪流满面。我第一次和主席握手，觉得这双手是那么温暖，那么巨大，我感到心里热乎乎的。我就又跑到队尾，有些大孩子看着我往后，也跟着我往后跑排在队尾。当时场面特别感人，那时候我们就把主席看成是心目中最伟大的人、最亲切的人。<br> 我后来再见到毛主席的时候，就是岸英哥哥和我姐姐到中南海看望毛主席的时候，那时我就跟着他们，每一次他们去我都要缠着他们，所以岸英哥哥就给我取了个外号叫“拖尾巴虫”。<br> 记者：“拖尾巴虫”？是因为您老跟着岸英和您姐姐去看主席吧，但是您不仅拖住了哥哥姐姐的尾巴，也为我们留下了主席许多珍贵的照片，这其中是不是有许多故事？听说后来主席看您喜欢给他照相，就给您“约法三章”：第一，胶卷不能拿到外面去冲洗；第二，不能发表；第三，不允许送人。他说您要是遵守这三条，就可以拍，要不然就不让您拍，是吗？<br> 邵华：是。当时去看主席的时候，我觉得很幸福，因为在我心目中，主席是非常崇高、非常伟大的，但是我也觉得他是一个非常慈祥的人。我意识到，我和主席见面是非常值得珍惜的，应该把它留下来。用什么方式留下来呢，所以我就想到照相机。后来，在主席的“约法三章”下，我拿着岸英哥哥从苏联带回来的一架老式相机，给毛主席照相。<br>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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