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与“五七干校”》：
他的姐姐王伊力，当时也不过十二三岁，在云山共产主义劳动大学读初中。“共大”虽名为大学，实际上是中专，学生除在课堂上学习书本知识外，一个共同课目就是参加力所能及的农牧生产劳动。
孩子们经常上山下田，鞋子穿得很费。那时候，我经常打草鞋，除了自己穿，也送给孩子们和老表。这门手艺当年红军指战员人人都会，我也在行。
有一次我打草鞋，伊力站在旁边看。我看她很想要草鞋，就对她说：“你跟妈妈要件穿不着的旧衣服，扯开成七八分宽的布条条，我帮你打双布草鞋。”她很高兴，一会儿从家里拿了些布条来，我就给她打了双草鞋。她舍不得穿，一直保存在箱子里留作纪念。前些年他们父母子女来看我时，伊力还特地把草鞋带来，说：“萧伯伯，您还记得吗？这是在干校时您给我的。”
重睹当年旧物，引起我对干校生活的许多回忆。昔日那个扎小辫的女孩子，转眼工夫已长大成人了。她告诉我说，她在某个单位当会计，弟弟伊争搞电视宣传工作，现在已经是导演了。想想当年那一帮小家伙，有如一株株柔幼的小苗，“文革”的风风雨雨虽然没有摧残到他们，但也跟着父母受了不少锻炼，甚至磨难。
在邻居们的孩子中，张继璜和王敏芝的小女儿张青，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张是江西老表，老红军，他们平常总是关心我，因此对孩子也有影响。云山虽是山区，夏天仍然很热，白天气温经常在摄氏三十多度。为了凉快，我便将长袖衣服剪成短袖，长裤剪成短裤，王敏芝帮我用缝纫机把毛边一轧，看上去就整齐多了。
有一次，我陪张继璜一起到赤石岗中学去接小青回家，走到半路我腿上的旧伤又犯了，他搀着我到几里地外的总场医院挂号、上药，事后又扶我回来。这一切，小青都看在眼里，主动帮我干家务活，还帮我拆洗被子。
她们母女二人上山拾柴时，她主动对妈妈说：“萧伯伯腿上有伤，又有心脏病，不能让他也上山拾柴。咱们多拾点，分些给他就够烧的了”。我感到这孩子心地善良，特别懂事。她自己从小患小儿麻痹症，腿脚不太方便，还处处关心他人，使我颇受感动。
还有几个当地小青年，如总场革委会主任的女儿，有时也到我这里来玩。有一次，她同另外两个女孩子一起来了，她们都是云山机械厂的工人，请我到她们单位去讲红军故事。
她明知我当时的特殊身份，却并不介意。对我说：“您是江西游击战争时期的老兵，什么审查不审查，那是在北京的事；现在来到江西，老百姓早就审查通过了！”
我有些犹豫，怕连累她们。而她却毫不畏惧，说“我们是工人阶级，工人请您，谁能斗我们工人阶级？”
孩子们的信任，我终于去了。
我不仅和工人、农民、青年、孩子交往，还同知识分子交朋友。到江西的第二年，我膝关节踝关节患瘙痒溃烂症，日夜不宁。一天上午，一位男青年来找我，他说他从中央卫生部的“五七干校”（离周田15华里）来，是医科大学毕业生，名张祖济。卫生部钱信忠部长听说我病了，让他来看看我，为我治病。他给我扎梅花针。几天之后，病痛减轻了。钱信忠同志和这位医务人员之所以这样做，完全是出于对一个身处逆境的老同志的同情，令我十分感动。以后，张祖济常来我处，我们交了朋友。我回北京不久，他也回来了。他现在又在河南经商，赚了钱，做些有益于国家和社会的事，我赞赏这位知识分子的气节。
到江西后，还有几个不期而至的老人来找我。第一位是当地的一个老表。那时，正是1970年春节刚过。一天早晨，张继璜到山下食堂吃早点，看见一个50多岁的农民，肩背一支鸟铳，手提一只麂子，进门就向食堂服务人员打听：“萧克在哪里？”继璜见此人来得蹊跷，没有马上搭腔。过了一会儿，食堂有位湖南籍炊事员悄悄对继璜说：“这人就住在附近，一直在找萧克，能不能让他见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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