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二月间，我们进了北京。这城市，我也是第一次来，但那些高楼大厦，那些丝织的窗帘、有花的地毯，那些沙发，那些洁净的街道，霓虹灯，那些从跳舞厅里传出来的爵士乐……对我是那样的熟悉，调和……好像回到了故乡一样。这一切对我发出了强烈的诱惑，连走路也觉得分外轻松……虽然我离开大城市已经有十二年的岁月，虽然我身上还是披着满是尘土的粗布棉衣……可是我暗暗地想：新的生活开始了！
可是她呢？进城以前，一天也没有离开过深山、大沟和沙滩；这城市的一切，对于她，我敢说，连做梦也没梦见过的！应该比我更兴奋才对，可是，她不！
进城的第二天，我们从街上回来，我问她：“你看这城市好不好？”她大不为然，却发了一通议论：那么多的人！男不像男女不像女的！男人头上也抹油……女人更看不得！那么冷的天气也露着小腿；怕人知不道她有皮衣，就让毛儿朝外翻着穿！嘴唇血红血红，像是吃了死老鼠似的，头发像个草鸡窝！那样子，她还觉得美得不行！坐在电车里还掏出小镜子来照半天！整天挤挤嚷嚷，来来去去，成天干什么呵……总之，一句话：看不惯！说到最后，她问我：“他们干活不？哪来那么多的钱？”
我说：“这就叫做城市呵！你这农村脑瓜吃不开啦！”她却不服气：“鸡巴！你没看见？刚才一个蹬三轮的小孩，至多不过十三四，瘦得像只猴儿，却拖着一个气儿吹起来似的大胖子——足有一百八十斤！坐在车里，跷了个二郎腿，含了支烟卷儿，亏他还那样‘得’！(得意；自得其乐的意思)……俺老根据地哪见过这！得好好儿改造一下子！”
我说：“当然要改造！可是得慢慢地来；而且也不能要求城市完全和农村一样！”
她却更不服气了：“嘿！我早看透了！像你那脑瓜，别叫人家把你改造了！还说哩！”
我觉得她的感觉确实要比我锐利得多，但我总以为她也是说说罢了，谁知道她不仅那么说；她在行动上也显得和城市的一切生活习惯不合拍！虽然也都是在一些小地方。
那时候，机关里还没起伙，每天给每人发一百块钱，到外边去买来吃。有一次，我们俩到了一家饭铺里，走到楼上，坐下了。她开口就先问价钱：“你们的炒饼多少钱一盘？”“面条呢？”“馍馍呢？”……她一听那跑堂的一报价钱，就把我一拉，没等我站起来，她就在头里走下楼去。弄得那跑堂的莫名其妙，睁大了眼睛，奇怪地看了我们几眼。当时，真使我有点下不来台，说实话，我真想生气！可是，她又是那样坚决，又有什么办法呢？只好硬着头皮跟着她走！
一面下楼，她说：“好贵！这哪里是我们来的地方！”我说：“钱也够了！”她说：“不！一顿饭吃好几斤小米；顶农民一家子吃两天！哪敢那么胡花！”
出了饭铺，我默默地跟着她走来走去，最后，在街角上的一个小饭摊上坐下了！还是她先开口，要了斤半棒子面饼子、两碗馄饨。大概她见我老不说话，怕我生气，就格外要了一碟子熏肉，旁若无人地对我说：“别生气了！给你改善改善生活！”
像这类事，总还可以容忍。我想一个“农村观点”十足的“土包子”，总是难免的，慢慢总会改变过来……
哪知她并不！
那时，机关里来了不少才参加工作的新同志，有男的也有女的。她竟不看场合，常常当着他们的面，一本正经地批评起我来。她见我抽纸烟，就又有了话了：“看你真会享受！身边就留不住一个隔宿的钱！给孩子做小褂还没布呢！一支连一支地抽！也不怕熏得慌！你忘了？在山里，向房东要一把烂烟，和上大芝麻叶抽，不也是过了？”
开始，我笑着说：“这可不是在抬头湾啦！环境不同了呵！”
她却有了气啦：“我不待说你！环境变了，你发了财啦？没了钱了，你还不是又把人家扔在地上的烟屁股捡起来，卷着抽！”
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儿，我的脸刷地红了！站在一旁看热闹的青年男女同志们，本来看得就很有兴趣，这时候，就有人天真活泼地嚷起来：“哈哈！脸红啦！脸红啦！”旁的同志也马上随声附和，并且大鼓其掌：“红啦！红啦！”这一嚷，我的脸，果真更加发烫了！
我发觉，她自从来北京以后，在这短短的时间里边，她的狭隘、保守、固执……越来越明显，即使是她自己也知道错了，她也不认输！我对她的一切的规劝和批评，完全是耳边风！常常是，我才一开口，她就提出了一大堆的问题来难我：“我们是来改造城市的；还是让城市来改造我们？”“我们是不是应该开展节约，反对浪费？”“我们是不是应该保持艰苦奋斗、简单朴素的作风？”等等。她所说的确实也都是正确的，因此，弄得我也无言答对，这样一来，她也就更理直气壮了，仿佛真理和正义，完全是在她的一边；而我，倒像是犯了错误了！她几次很严肃地劝我：“需要好好地反省一下！”
我有什么可反省的呢？我自己固然有些缺点，但并不像她说的那样严重，除了沉默，我还有什么办法？可是，有一次，我忽然再也不能沉默了！我们破例吵了一架，这在我们结婚以来，还是第一次。
展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