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1989年那场著名“风波”以后毕业的大学生。那一年，大学本科毕业的学生基本上去了企业、公司或者基层乡镇工作，进市级以上党政机关特别是政法部门的不说凤毛麟角，也是寥若晨星。我就是其中的一个，而且我还是去的市公安局。于是，我从毕业的那一天起，就开始了一种与我的其他同学不一样的人生。
我在南湖大学读的是汉语言文学专业，对未来的憧憬也并不是很高远，只期能干个编辑、记者之类的活计就足够了。因为在当时的中文系里，记者这个行当是最令人向往的。记者是“无冕之王”，“见官大三级”，要多威风有多威风，要多自由有多自由，而且只要认真勤奋，还可以成名成家。但我却绝未想到，毕业会分配去南湖市公安局当警察。浪漫与务实，儒雅与粗犷，严肃与活泼，英雄与凡人等等，都能在我身上找到一丝半缕的痕迹。是故同学们戏称我是刘再复先生“性格组合论”的生动范本。特别是好写些所谓文学的文字，于是同学们又管我叫“诗人警察”或“警察诗人”。
事后我才知道，当时公安局缺一个写公文的人，就找了市委组织部积极汇报，总算争取了一个指标。而我在学校里就发表过文章，字也写得不错，家里三代是农民，政审没问题。就这样，我被他们招去了。
报到那天，有几十个和我一样的大学生在局政治部会议室坐着，等着政治部第二次分配，叫到谁，分到哪个部门，哪个人就进去填个表，就由哪个部门的领导领走。里面大部分是公安专科学校或人民警察学校毕业的，他们有专业的优势，几乎全部去了刑侦、治安、户口、政保、反间谍等部门。这些部门是公安局的门面与支撑，也是我们这些毕业生最向往的地方。
眼看他们一个一个地被上面的热门单位领走了，余下的人也不多了，我心里就着了急，心想再这样等下去，可能只有食堂来领我了。我就拿着报到通知单独自闯了进去。我报了我的名字，问：“老同志，我在哪个部门呀？”那是一个白头发的老头，戴着老花眼镜，一听我的名字，记性还蛮好，说：“你别急，在后头呢。”但见我已经进来，就说，“你呀，是学中文的？”我点点头。“你去局办公室吧，那里需要一个写材料的。”
这时，一个三十二三岁的汉子就过来接我。他说他姓车，汽车的车，叫车强，是局办公室主任。他握着我的手说，欢迎欢迎，我们正缺笔杆子，全办公室的人都在等着你呢。
办公室当天就开了欢迎会，就那么七八个人，晚上还请我在局里附近一家小店吃了一顿饭。第二天，几位领导就找我谈话，对我如何当好警察，干好办公室的工作提出了一些基本的要求。然后说要我先做内勤，也就是整理内务、接待来客、收收发发、数据积累、文字综合，等等。当时那个年代能分到局一级的大学本科生还不多，一个个可能都有“指点江山，谁主沉浮”的样子。车主任就怕我对这样的安排，干这样的“小事”有想法，不安心，就对我说，办公室是全局的综合部门，各个方面的材料都汇总在这里，还要负责全局每年每个阶段的工作思路、敌社情分析以及大型会议的领导讲话，等等。所以在办公室工作的同志比别的部门掌握全面情况要多，熟悉全面情况要快，当然，有耕耘就有收获，提拔也快。他掰着指头算了一下，说现在的局党委成员中，九个有五个是办公室主任出身的。而在办公室内部呢，内勤又是最重要的。从某种角度说，除了主任，就数内勤最了解情况了。车主任说，他就是从内勤干起的。我还算干得不错，一年里，上级机关转发了我局的经验材料八份，这在我局历史上是没有先例的。报纸杂志发表我写的侦探报告文学十万多字，为此我还成了《南湖日报》、《南湖广播电视报》等多家报纸的特约记者。车主任很高兴，像哥们儿一样拍着我的肩，说到底是学中文的大学生，就是不一样，说要好好栽培我，要我继续努力乘胜前进。我那时刚参加工作，一切对我来说都很新鲜有趣，我真的对我的职业满腔热忱。听了领导鼓励的话，我更是热血沸腾。不过，我并不是一点想法也没有。其实我当时并不想干这个活，我的最大愿望是去干刑侦，搞破案。因为我虽然学的是纯文学，但业余时间也看了不少侦探小说，与柯南道尔、爱伦坡等大家心仪已久。当然也喜欢金庸古龙和梁羽生，从小就向往身怀绝技，浪迹天涯，那是一个多么男子汉的世界啊。所以，到了局里后不久，我就彻底改变了在学校睡懒觉的毛病，天天拂晓时分起床跑步，天天晚上则去局里的练功房学拳打脚踢，举扛铃哑铃。想想，当时我的体重只有一百斤，哪像个警察啊？我自己对自己都不满意。
幸好没过多久，我被安排下基层锻炼，到北区公安分局的刑侦队，可算是心愿初偿。临走时，车主任对我说，这是局党委的决定，每一个新分配来的大学生都要去基层工作一段时间。他要我在分局认真学习，好好体会，早点回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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