亲历者笔下的湘西剿匪记，《集结号》作者杨金远倾力推荐，建国60周年军事揭秘之作。<br>    2009年最令人回味的长篇军事小说！<br>    1949年，趁47军主力部队赴川黔参战之际国共两军在长江以南形成焦灼态势，素有“中国盲肠”之称的大湘西地区亦是战事吃紧。台湾派遣特务吴刚（化名张冕）、杨文华欲联络湘西地方武装、国民党潜伏特务、恶霸豪绅，煽动不明真相群众发动暴乱。柯山临危受命，带领苗族战士小石，辗转在湘西中心地区——沅陵、所里（现吉首）、永绥（现花垣）、古丈、辰溪、凤凰等地，展开秘密侦查缉捕行动……<br>    作为当年47军保卫部预审科预审员，本书作者之一倪进留下了剿匪战斗的真实记录，经另一作者朱新开的精彩改编，让你身临其境，酣畅淋漓而不能自拔  本书可以说是近年来少见的长篇军事作品。<br>    ——《集结号》作者 杨金远    <br>    前言<br>    写这部长篇小说的起因是一次酒桌上的闲聊。我的一个朋友说起他父亲在湘西剿匪的经历，还说起他父亲遗留下一部小说底稿……<br>    遗稿《野菊》，作者仰山。遗稿是一叠泛黄起皱的信笺纸，从大量的勾画修改可以看出作者所倾注的心血，从已经褪了色的蓝色钢笔字迹可以看出年代的久远。“1956年”，是作者为这部小说底稿标注的时间。距今，已经整整半个世纪。<br>    仰山，是我的朋友倪浩的父亲倪进的笔名。倪进，曾任第四野战军第47军保卫部预审科预审员。47军，曾在1949年南下进驻湘西地区时肩负剿匪重任；湘西，曾历经数百年匪患。<br>    夜已深，灯火阑珊的北京的夜，却久久不能静，就如同我的心。我的思绪，在试图透过这叠泛黄起皱的手稿，回到那个似乎已然久远的年代。<br>    下班铃响了。通讯员老赵今天特意把铃摇得又快又响又长，每逢过节会餐，他都是这样拼命地摇。总务室发戏票的窗口围满了人，左边小黑板写着“今晚电影《马兰花开》；京剧《唐明皇游月宫》；文化馆八时举办化装舞会，希望同志们各显其能积极参加”。<br>    街上比往常热闹，合作社的露天摊子五光十色，保靖洋东梨、广东香蕉、东北苹果应有尽有；吉首农具厂为农民赶制的新式农具，一车车穿过马路，沿着川湘公路连夜开往各县。大街上，到处都是挤着买货的人群。头上缠着青色帕子的苗族农民们，选足了自己需要的肥鸭后，匆忙赶路回家，一个个脸上发出了芙蓉般的笑容。<br>    这是《野菊》的开篇。<br>    家里一个人也没有，桌上留下一个字条，写着“等你好久也不回来，我和孩子上街去，一会儿就回来。饭菜都在烤炉里。吻你。筠”。我心里不免暗暗发笑，老了老了还一个劲地吻你吻你。可也别说，将近四十岁的人怎么能说老呀！<br>    我从孩子手上接过包袱、篮子。筠把买来的物品一样样拿出来指给我，说：“这是广东月饼，每人两块；这是上海的凤尾鱼。我想你一定要喝点酒，这是青岛的白兰地。”她把酒瓶摆在我面前，满意地望我笑笑。”<br>    桌子上的食物快吃尽了，小尧爬上椅子，扑到我怀里，一股劲亲我，好像有什么请求似的。我是善于了解孩子们的心情的，忙说：“我的小鸽子，你是让我……”没等我说完，她们已会意到了，异口同声地说：“是的，对的，请您讲故事。”从她们那愉快的声调里，可以听出那小心眼儿该有多急。我不能冲淡孩子们的高兴，答应了她们。可是那些“常娥奔月”、“卖火柴的小女孩”这类的童话早已讲过了的，自己也觉得厌烦。说实在的，肚子里早就被她们挖空了，编一套又没有那样的才能，一时有点窘。看了看筠，向她求救，那是白费，她也正等着听故事。正在无能为力的时候，一眼看到桌上的野菊花，给我提示了线索，好像得了救命星。<br>    我溜了孩子们一眼，说：“就讲这野菊的故事吧。”<br>    但是，这题目并没有打动她们的小心眼。小庆说：“得啦！野菊有什么故事，谁还不知道它能发芽，老师早就给我们讲过了。”<br>    “不呵，这不是故事，这是6年前的真人真事。那是——”<br>    之所以有这么一大段的摘录，是想通过文字中透露出来的信息，试图考量这部手稿体裁的性质以及还原当时的历史背景。<br>    遗稿开篇中提到的《马兰花开》，正是1956年由长春电影制片厂拍摄、秦怡主演的电影；文中有妻子“筠”和女儿“小庆”“小尧”等3个人物，也正符合倪进当时的家庭状况，而他的妻子原名就叫刘淑筠（参加革命工作后改名刘酷）……这部遗稿还附有《给yien的一封信》。<br>    “yien”是谁？无从考证，但从信的内容来看，他（她）应该是一位编辑。信中有一段作者的自我介绍：我承认读过二年大学，但是那等于吃白饭了。……因为我读书的时候，正是鬼子统治东北。日本话是‘国语’，而真正的国语每星期只有一节，语文是最次要的课程了。……爱好文学还是（19）55年才开始的。由此有理由相信，作为一名“文学新人”的倪进，在这部小说中必然会选用更多的写实性内容。也就是说，倪进在《野菊》的开篇中，应该是给读者描绘出了一幅真实的市井民生图——1956年的湘西重镇吉首。<br>    那么，“这不是故事，这是6年前的真人真事”的纪实性呢？<br>    《野菊》共五万余字，其主体是描述保卫部柯干事与苗族战士小石的一次剿匪历程。倪进在《给yien的一封信》中提到：书中的主人公小石、柯干事实在并无其人，不过他们都是从很多的模特儿身上提炼出来的。而在我的相关采访中，了解到其中一些情节确实曾经发生在倪进本人身上，不过是做了文学加工。<br>    除了对这部手稿纪实性的考量，一些相关信息也引发了我的兴趣。比如底稿开篇写到的那张字条的落款——“吻你。筠”，以及《给yien的一封信》中的“我承认读过二年大学……”显然，倪进并非一名普通工农出身的军队干部，随后的采访和相关史料的查阅，也印证了这一猜测。<br>    南工团  倪进，一名解放前夕从东北流亡关内的知识青年，在1949年初北平解放后，加入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南下工作团；1949年8月南下后，编入第47军，进驻湘西参加剿匪。1951年47军入朝参战，倪进转入地方，先后在湘西行署公安处、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公安处工作。湘西地区的剿匪工作至1959年才全面结束。<br>    “中国人民解放军南下工作团”，这个渐为模糊的称谓，却隐含着一段鲜为人知的史实。<br>    追溯历史，1840年以来，中国知识青年大规模直接参与推进社会进程的事件堪有几例：1919年的“五四运动”，是一次举世公认惠及当代的反帝反封建、思想解放和新文化运动；抗战时期，千万热血青年弃笔投身救亡运动，其中大批青年奔向革命圣地延安；文革时期，单纯盲动的红卫兵组织堪称中坚力量，随后的上山下乡更是一次史无前例的大迁徙、大洗礼。相比之下，在1949年前后，无数知识青年呈建制地武装参与新中国的建立、建设的史实，却鲜有人知。事实上，这在中国历史乃至世界历史中亦堪称史无前例，而“中国人民解放军南下工作团’便是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团队。<br>    中国人民解放军南下工作团（后称为第四野战军南下工作团），简称“南工团”。这是一个以青年学生为骨干的半军事化团队，其创建源于解放战争势如破竹的局势。<br>    1948年，在中共中央驻地西柏坡，中央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任弼时指出，夺取全国政权后将有4万名干部缺口，并找到“中共五老”之一的吴玉章等人，要求及时开展工作。1948年7月，华北野战军成立了华北军政大学，校长叶剑英；1948年8月，华北大学（现人民大学）成立，校长吴玉章，副校长成仿吾；1949年2月，华北局成立了华北人民革命大学，校长刘澜涛。随着全国的解放，各地也先后成立了旨在招收知识青年以培养新政权干部的大学，如华东人民革命大学、西北人民革命大学、江西“八一”革命大学、湖南人民革命大学、湖北人民革命大学、中原大学，以及各地的军政大学、干部培训学校等。<br>    1949年2月3日，中国人民解放军举行北平入城式；2月15日，东北野战军致电中央，报请在平津两地招收一万名知识青年参加军队工作，组建“中国人民解放军南下工作团”，其中“七千学生，条件是初中以上，年龄18岁，男女均收；另三千人拟招收技术工人与职员和各种专业技术人才，由两市委负责动员，待遇从优”。2月26日，登报考试招生，至6月初结束，先后组建3个分团，其中一、三分团驻地北平，二分团驻地天津。谭政任总团长，陶铸任副总团长，“实际工作由陶铸主持”。    南工团除了公开招生外，还将东北野战军政治教导团、东北军政大学冀察热辽分校等作为骨干班底，并从正定抽调了1000余名华北大学、华北革命大学的学生补充进来。<br>    南工团学员与华北大学、华北军政大学、华北人民革命大学等学生的最大不同，是后者身着灰色粗布干部服，前者身着四野的绿色人字呢军服，配有“中国人民解放军南下工作团”字样的胸标，因此在青年学生中颇具吸引力。报名者中除了在校大学生、中学生甚至大学教授外，还有因战乱留滞平津地区的知识青年以及部分职员和技术人才，甚至有华北大学、华北军政大学、华北人民革命大学等的学生自发‘转学”加入。<br>    国学大师、哲学家冯友兰先生时任清华大学校务会议主席，他在《解放期中之清华》中曾有这样的记述：本学期于（1949年）三月三日起上课，学生中因参加南下工作团及区政府工作而休学者，达二三百人，现在在校上课的学生共一千八百余人。不过，最早被南工团录取的是北京大学的学生，编为第一分团第一大队第一中队。<br>    南工团成立后，受到了党和国家领导人的高度重视。毛泽东主席先后两次赠言：“忠诚团结，革命到底；今日加紧学习，将来努力工作”“军队向前进，生产长一寸；加强纪律性，革命无不胜”。周恩来、朱德、张闻天、王明、李立三等先后为学员们上过大课。<br>    7月18日，北平市各界人士在先农坛体育场举行欢送南下工作团大会，倪进的爱人刘淑筠作为军属代表坐在了主席台上。如今80余岁的刘淑筠记忆力还非常清晰，从那慈祥的外表完全想象不出她曾有过一段决不平凡的经历。<br>    刘淑筠，高小毕业，这对于当时的女子来讲，已经是高学历。1950年4月，刘淑筠报名参加抗美援朝，由于丈夫倪进随47军驻守湘西，经组织安排，是年12月逆赴朝大军车流，只带了单程路费携两名幼女前往湘西，并参加革命工作，任职47军保卫部秘书科。<br>    刘淑筠的四叔是第二野战军的干部，姑爷爷是地下党（对外的身份是天津的一个大资本家）。她的父辈多是铁路司机（当年张作霖被炸皇姑屯时的火车司机便是她家的邻居）。这一红色背景，曾经令她在为被俘的国民党军官、土匪“仗义执言”后免遭处分。当时湘西匪患猖獗，她却拒绝配枪，其个性可见一斑。<br>    1949年4月，四野70万大军分3路南下；4月21日，二野发起渡江战役；7月29日一8月3日，南工团近万名学员递次出发，先后在河南开封、鸡公山等地驻训，少数学员被陆续抽调走，其中便有新中国第一代飞行员。大部至湖北武汉，随后分别派往四野各作战部队以及到华中局参加地方工作。分配到四野的南工团学员每军有二三百人，倪进继此成为47军保卫部的一名干事。9月28日，南下工作团结束历史使命。<br>    与南工团一样，先后南下的还有华北大学、华北军政大学、华北人民革命大学的学生。倪进的妻妹刘淑敏及其未来的爱人杨维勤，便是与1500名华北大学同学一起被编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第105大队”南下的。据刘淑敏、杨维勤回忆，105大队沿途还陆续编入了中原人民革命大学、湖南人民革命大学及当地干校的学生。刘、杨至湘西地区参加了组建地方政权的工作。<br>    对于南工团学员及无数像他们一样的热血青年的历史评价，恐怕借用叶剑英在“欢送南下工作团大会”上的讲话最为公正，“南下工作团是你们参加人民解放事业的伟大开端。你们比前辈动身较迟，但你们面前的路更长。将来你们可以骄傲地告诉儿女，你们曾英勇地南下，参加过解放全中国的伟业。”<br>    湘西  在南工团学员中，有许许多多才华横溢的青年，比如新中国第一位电视播音员沈力，比如著名剧作家汪曾祺……    汪曾祺的恩师，便是我国文坛巨匠沈从文。沈从文的原籍，便是湘西重镇凤凰县。遗憾的是，当年汪曾祺随团南下至武汉，被留下参与接管文教单位的工作，因而与恩师的故乡失之交臂。否则，除了《芦荡火种》（后改编成样板戏《沙家浜》），我们也许还会看到他的关于湘西剿匪的力作。不过，沈从文先生给我们留下了脍炙人口的中篇小说（勉城》，散文《湘西》、《湘行散记》。<br>    在沈从文的笔下，读者总会随时领略到湘西那纯朴粗犷野性的乡情民风，以及那秀丽清新幽美的山水风光——中秋月下对歌，端午龙舟竞渡，新春舞龙耍狮子放烟火；迎亲的花轿，办丧事的饶棺，泅水捉鸭子的水手……那水、竹、塘、码头、碾坊、吊脚楼、茶垌的街道，碧溪苴的白塔以及青山间的雾霜风雪……一经作者的浓描或淡写，则成为一幅幅意境邈远的水墨风景画。这一切，通过同样出自凤凰县的著名画家黄永玉的笔表现出来，又会有一个更加直观的领悟。<br>    即便是匪，在沈从文的笔下，也是那样的蛮悍之中不失豪气，却并无匪气——游侠者，是沈从文给出的一个称谓。在《凤凰》一文中，他这样写道：游侠者行径在当地也另成一种风格，与国内近代化的青红帮稍稍不同。重在为友报仇，扶弱锄强，挥金如土，有诺必践。尊重读书人，敬事同乡长老。换言之，就是还能保存一点古风。有些人虽能在川黔湘鄂边境数省号召数千人集会，在本乡却谦虚纯良，犹如一乡巴佬。<br>    沈从文在15岁小学毕业后，便“随本乡土著部队到沅水流域各地，随军在湘、川、鄂、黔四省边区生活”。他曾在“湘西王”陈渠珍部任书记、司书等职，有5年时间。对于湘西，对于湘西人，沈从文因此有着毋庸置疑的发言权。然而，故乡的情结及文人的情怀是否令其忽略了某些东西？总之，也有必要从另一个角度来审视另一个湘西。<br>    在中国的鸡形版图上，那片横亘于鸡腹地带的山地便是大湘西，所含的地域有慈利、张家界（原大庸）、桑植、龙山、永顺、保靖、古丈、花垣（原永绥）、吉首（原所里）、泸溪、凤凰、新晃（原晃县）、麻阳、怀化、芷江、辰溪、溆浦等二十多个县、市，共居住着土家族、苗族、回族、瑶族、侗族、白族等43个少数民族。<br>    湘西毗邻川、鄂、黔、桂，系由湘入川黔的必经之地，战略地位显著，但由于这一地域山高林密沟深洞多，交通闭塞，政令鞭长莫及，历代被视为荒蛮之地，并有诸如“匪风甚炽，安居不遑”“成群劫掠，啸聚为患’，之类的记述。自明末始至清末民初，匪势愈演愈烈，甚至曾被孙中山先生称之为中国的“盲肠”。新中国成立前夕，湘西匪众已达10万有余。民间流传歌谣谓之：湘西无处无山，无山无洞，无洞无匪。如此一来，“湘西匪患”似乎成了一个专用名词。<br>    对于湘西的“匪”，由于站在不同的立场角度，势必会有不同的表述。客观的说，这里有反抗官府压迫揭竿而起的志士豪杰，有割据一方恃强凌弱的地方武装，也有迫于生计剪径林莽水泽的山寇蛮贼。<br>    贺龙，新中国开国元勋，出生在大湘西地区的桑植县，“两把菜刀闹革命”的故事可谓是家喻户晓。值得一提的是，1934年11月，为策应中央红军长征，贺龙率红二、六军团进军湘西，对阵“湘西王”陈渠珍，并在大庸（今张家界）成立了中共湘鄂川黔省委、省革命委员会和省军区，贺龙任省革命委员会主席兼军区司令员，任弼时任省委书记兼军区政委（正是任弼时，在1948年提出大量吸收知识青年以充实干部队伍的主张）。当时不仅沉重打击了地方武装，并且改编了部分游杂武装，随后参加举世闻名的二万五千里长征。<br>    不仅如此。辛亥革命，湘西子弟曾行进在讨袁护国军的队列中（贺龙曾任桑植讨袁护国军总指挥）；抗日战争，湘西子弟曾组建队伍冲杀在战场最前沿；抗美援朝，万余名湘西子弟又随志愿军赴朝保家卫国，其中两人成为全国战斗英雄，100多人立功受奖。麻阳籍战士陈启尧荣获金日成颁发的“二级战斗英雄”勋章，并受到毛泽东、周恩来、贺龙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接见。<br>    本书中的“匪”，当然指的是我47军奉命抄剿的那些武装人员。<br>    当年，湘西匪势也极为复杂，盘桓于此的有被打散的国民党正规军，潜伏的特务组织，或坚决反共或摇摆不定的地方武装，还有青红帮、袍哥会等黑恶势力等。人员有国民党地方官员、国大代表、议员，地主恶霸，散兵游勇，山寇蛮贼，其中不乏黄埔军校、国内名牌大学乃至有留洋背景的武装人员，当然还有被裹挟的当地农民。再者，湘西是少数民族聚居区，历史原因又造成他们对“外来者”的敌视……<br>    这些武装人员参与对抗的动机各有不同，将如何区别对待？他们之间既欲相互依托，又因“世仇’而暗生猜忌，将如何分化瓦解？招安反水曾是他们获得利益的常态手段，将如何防备其在背后施放冷枪？再加上民匪不分的地域特点，我军的剿匪任务之艰巨也可想而知。事实上，部队的人员伤亡很大，军长曹里怀曾痛惜地回忆道：在湘西留下了3000人，平津战役也没牺牲这么多。<br>    47军中国人民解放军第47军，其前身是1947年组建的东北民主联军第10纵队，首任司令员梁兴初。（梁兴初在1949年出任38军军长，当年打响解放湘西第一枪的正是38军，在抗美援朝时期曾被毛泽东主席誉为“万岁军”）<br>    47军  所属各师的前身在编入10纵建制之前，各有不同的战斗经历。<br>    第139师的前身，是1930年在湘赣根据地成立的红军独立第1师，历经改编，以红六军团第17师建制参加二万五千里长征，在抗日战争时期，编为八路军120师359旅，著名演唱家郭兰英那曲传唱大江南北的《南泥湾》，歌颂的便是该旅的事迹。1947年9月，编为10纵第28师。<br>    第140师的前身，是1945年8月由冀鲁豫军区、359旅先遣队和太行区的部分干部为骨干扩编成立的长春公安总队。总队成立后，先后参加了北满、西满剿匪及解放长春等战役战斗。后编为10纵第29师。<br>    第141师的前身，是1947年在吉林省组建的东北民主联军东满独立第1师。后编为10纵第30师。<br>    10纵肩负过东北剿匪任务（包括《林海雪原》的“坐山雕”原型谢文东），更有过与国民党精锐部队的正面交锋。对此，东北野战军在东北三年解放作战总结中，对10纵给予了高度评价：我第10纵队（军）奉命以黑山、大虎山构筑阵地坚守，阻拦了敌人的先头。他们在修了两天的阵地上孤军奋战，抗击了五倍于我的敌军精锐部队，使敌人三天的进攻未获寸进，争取了时间，打乱了东北敌“剿总”总司令卫立煌的作战计划，迫使敌人不得不放弃其西进企图，为我军造成了辽沈平原上集中主力聚歼敌人的先决条件。<br>    1948年1月1日，东北民主联军改称东北野战军，林彪任司令员兼政治委员，高岗任第一副司令员兼副政治委员，10纵改称东北野战军第47军。<br>    1949年1月15日，中央军委下达《关于野战军番号改按序数排列的决定》，东北野战军改称第四野战军，林彪任司令员，罗荣桓任政治委员。47军编入四野第13兵团建制。<br>    同年4月，四野70万大军分3路南下；9月中旬，作为主力前锋的38军挺进湘西，先后解放了十余座县城；随后，47军、46军136师等部奉命进入湘西剿匪。<br>    10月底，47军139师、141师奉命配合二野第3兵团入川作战，湘西地区仅留建制并不齐全的140师驻守，匪患继而泛起猖獗。倪进的《野菊》便主要以这一阶段的剿匪过程为背景。<br>    1950年1月，47军入川主力奉命返回湘西，执行剿匪建政任务。至1951年2月赴朝参战为止，共歼匪9万余人。<br>    在我采访和查阅相关资料的过程中，还了解到一些鲜为人知的史料。<br>    作为东北野战军主力部队的47军，当时编有日本籍和朝鲜籍（族）军人。日籍军人多为炮兵和卫生兵，朝籍（族）军人在3个师中均有在编。<br>    1949年初，金日成派遣朝鲜人民军政治部主任金一秘密访华，请求军事支援。当时，中国人民解放军有3个朝鲜师：164师、166师、156师。前两师分别驻扎在沈阳和长春，后者随四野的主力部队南下作战。同年7月20日，164师、166师分别改称朝鲜人民军第5师、第6师，入朝；1950年4月18日，156师加上包括47军在内的朝鲜籍战士改称朝鲜人民军第7师，北上入朝；10月25日，中国人民志愿军入朝参战。<br>    据时任47军政治部干事、原南工团学员刘杰老人回忆，当时47军抽调了约两个营的朝鲜籍指战员，均配备了最好的武器装备，在沅陵集中后北上。而该军在1951年2月入朝参战时，又补充进了湘西子弟，其中便有部分罪行轻并有悔过表现的“土匪”，他们或直接补入部队，或编入担架队和运输队。<br>    补记  据杨维勤老人回忆，他在上世纪80年代初，曾参观过47军的一次军史展，其中并没有湘西剿匪的内容，甚至在场的现役军人也并不了解这段军史。“作为正规部队，历来以正面战场的恶仗硬仗为荣。”杨维勤老人说。可见，是现代人审视历史的角度及阅读心理的转变，成就了《湘西剿匪记》和《乌龙山剿匪记》。反之，文学作品又为人们重现了那几乎被遗忘了的历史片断。然而，历史片断毕竟有一定的局限性，这也正是本书前言如此大篇幅交待历史大背景的目的。<br>    在此需要补记的还有，南工团作为一个特定历史条件下的特殊团队，其学员的组成必然有一定的复杂性，面对历史的考验也必然会有不同的抉择。在学员中，有因身体或视力不佳难以适应行军任务而被劝返的，也有中途开小差临阵脱逃的，王倬便是其中之一。1960年，王倬因伪造周恩来总理签名骗取20万元人民币而被执行枪决。据时任47军保卫部干事、原南工团学员孟文野、张华老人回忆，在湘西剿匪时期，曾有两名南工团学员组织叛变投敌，事发后被抓获。本书便是以此为引子展开全文。之所以记述这段历史，除了欲还原当时历史背景的复杂性，最主要的也是为了映衬绝大多数热血知识青年，面对残酷现实进行抉择的坚定性。<br>    孟文野、张华老人还回忆到，在行军至洞庭湖乘船赴常德途中，女学员郭家敏夜间不慎落水，最终连尸体也未找到，她，应该是南工团牺牲的第一人；女学员阎静珍在湘西下乡发动群众时，被土匪枪杀。另据杨维勤、刘淑敏老人回忆，学员邹立汉与区委书记王芝（倪进遗稿中有一个区委书记形象——王纯）下乡时被数百土匪围困，邹持冲锋枪抗击，不幸被俘，残忍的匪兵将其碎尸三段，又放入磨盘碾磨；湘西当地学生王光旭，也是在下乡工作途中被土匪截杀……事实上，这些热血知识青年在不惜流血牺牲，亲手打碎一个旧世界的同时，也在用行动改造一个旧的自我。这，也是本书将要重点描述的内容之一。<br>    正是随着有关史料不断被搜集挖掘，尤其是无数热血知识青年投笔从戎，踊跃走到解放全中国最前线的史实的再现，我不禁升出一股创作冲动。而“知识青年握笔的手拿起了枪，对阵的却是国内最为蛮劣的匪”，如此强烈且极具戏剧性的对阵，也只有历史之手可以如此地神来一笔，这让我不禁将视线锁在了湘西。当然，大前提还是倪进等前辈的经历和遗稿，才促成了这一跨越半个世纪、超越时空的联手写作，也就有了这部以《野菊》为蓝本的长篇小说的出炉。<br>    由于个人能力所限，书中涉及的史实部分必然会有瑕疵，在此希望读者朋友予以及时指正！另外，本书为长篇小说，必然有文学虚构描写，切勿对号入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