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舍，（1899.2.5-1966.8.24），我国现代文豪，小说家，戏剧作家。原名舒庆春，字舍予，满族，北京人。出身寒苦，自幼丧父，北京师范学校毕业，早年任小学校长、劝学员。1924年赴英在伦敦大学东方学院教中文，开始写作，连续在《小说月报》上发表长篇小说《老张的哲学》、《赵子曰》、《二马》，成为我国现代长篇小说奠基人之一。归国后先后在齐鲁大学、山东大学任教，同时从事写作，其间代表作有长篇小说《猫城记》、《离婚》、《骆驼祥子》，中篇小说《月牙儿》、《我这一辈子》，短篇小说《微神》、《断魂枪》等。抗日战争爆发后到武汉和重庆组织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对内总理会务，对外代表“文协”，创作长篇小说《四世同堂》，并对现代曲艺进行改良。1946年赴美讲学，四年后回国，主要从事话剧剧本创作，代表作有《龙须沟》、《茶馆》，荣获“人民艺术家”称号，被誉为语言大师。曾任全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副主席、全国作家协会副主席及北京文联主席。1966年“文革”初受严重迫害后自沉于太平湖中。有《老舍全集》十九卷。

　　过去艺人们有句古话“一辈子作艺，三辈子遭罪”。本片讲述了大鼓书艺人方宝庆一家的苦难经历：宝庆胞兄宝森被日本军炸死；女儿秀莲与进步作家孟良的婚事告吹后，又被张文糟蹋；嫁出去的女儿大凤也被抛弃。
　　《鼓书艺人》叙述的是抗战风暴中旧式艺人追求新生活的故事，出现了革命者的真实形象，呼唤新中国的到来。

　　一
　　一九三八年夏，汉口战局吃紧。
　　浑浊的扬子江，浩浩荡荡地往东奔流，形形色色的难民，历尽了人间苦难，正没命地朝着相反的方向奔逃。翅膀下贴着红膏药的飞机，一个劲儿地扔炸弹。炸弹发出揪心的咝咝声往下落，一掉进水里，就溅起混着血的冲天水柱。
　　一只叫作“民生”的白色小江轮，满载着难民，正沿江而上，开往重庆。船上的烟囱突突地冒着黑烟，慢慢开进了“七十二滩”的第一滩，两岸的悬崖峭壁，把江水紧紧挤在中间。
　　房舱和统舱里都挤满了人，甲板上也是水泄不通。在浓烟直冒的烟囱底下，有五、六十个小孩子，手足无措紧紧地挤在一起。他们已经没了家，没了父母，浑身都是煤烟和尘土，就像刚打煤堆里钻出来一样。
　　湍急的扬子江，两岸怪石林立，江水像条怒龙，一会儿向左，一会儿向右，发狂地在两山之间扭来扭去。过了一道险滩，紧接着又是一道，然后直泻而下。船在江面上颠来簸去，像一条毛毛虫在挣命。汽笛一响，船上每个人都吓得大气也不敢出，唯恐大难临头。
　　每过了一道险滩，船上的人就松一口气，像在一场紧张的摔跤中间，喘过一口气来。有的人转过身去看岸边的激流与浪花，只见人和水牛在水中间打转，水面上只露着黑色的头发梢，和转得飞快的，两只长长的牛犄角。
　　有的时候，迎着激流而上的满载的船，猛地摇晃起来，江水从船帮一涌而入，把甲板上的每个人都浇个透湿。
　　太阳一落到峭崖的背后，寒风就吹得乘客们直打颤。偶尔一线阳光从岩石缝里漏过来，在汹涌的江面上投下一道彩虹，美得出奇。
　　大江两岸，座座青山，处处陡坡，都有自己的名字。它们千姿万态，构成一幅无穷无尽的画卷。古往今来，多少人讴歌过江上变幻莫测的美景，多少人吟咏过有关它的神奇传说。楚怀王和巫山神女幽会的古迹犹存。可是这些逃难的旅客已顾不得这些，当江轮穿过巫峡，打绝代佳人——神女峰面前驶过时，他们都毫不动心。
　　难民们没闲心，也没立足的地方，没法凭栏观赏景致。所有乘客，不分老少贵贱，都被眼面前的危险和茫茫前途吓住了。特别使人难受的，是生活上的不便。房舱里的人出不来，因为甲板上满是人，行李堆成了山。甲板上的人也活动不了，因为没空档儿；哪怕就是喘口大气，或是一只腿倒换一只腿地站着，也很难。所有的人都紧紧地挤在一块儿。可是，疲劳不堪的茶房还是想法给乘客们开饭。他们光着脚走路。那些沾满了煤烟和尘土的脚丫子，把它们挨过的所有东西都蹭脏了，在行李卷和包袱上留下小泥饼子。他们的脚沾不着甲板，只好见什么踩什么，一哪怕是踩在乘客的脸上或身上呢。被踩的人又叫又骂，结果是更乱，更惨。
　　在“民生”轮上，谁心里也不平静，人们不是烦恼，就是生气，悲伤。两岸美丽的青山映入眼帘也振奋不了他们。生活太无情，真是遭不完的罪孽，说不尽的伤心。
　　乘客之中看来只有一个人是既不悲伤，也不发愁。虽说他也和别人一样，饱尝战争之苦，备受旅途艰辛。
　　这人就是方宝庆，四十开外。他靠一面大鼓，一副鼓板和一把三弦，在茶馆里唱大鼓，说评书吃饭。他是个走江湖卖艺的，大半生带着全家走南闯北。现在一家子也还都跟着他。他大哥躺在满是煤灰的甲板上，轮船每晃一下，他就“哎哟，哎哟”地哼哼。人家都叫他窝囊废。他真是个窝囊废，整天除了咳声叹气，什么事也不干。那个拿胖乎乎的背靠着房舱墙壁，和窝囊废挤在一起，手拿一瓶酒的中年女人，是方宝庆的老婆。她正提高了嗓门，眼泪汪汪地骂旁边的什么人。
　　离方二奶奶不远，半躺半坐地靠着，看起来又可怜，又吭脏的，是方宝庆的亲生女大凤。
　　靠栏杆那边的甲板上，坐着个十四岁的女孩儿。她是方宝庆的养女秀莲。秀莲和她爸爸一样，在茶馆里卖唱。她清秀的脸上带着安详的神色，一个人在那里摸骨牌玩。船每颠一下，窝囊废就叫唤一声，秀莲就骂一句，因为船身的摇晃弄乱了她的骨牌。她声音很小，不粗，也不野。
　　方宝庆不愿意和家里人坐在一起，他喜欢走动。听着哥哥叫唤，老婆一个劲儿地唠叨，他受不了。
　　方宝庆虽然已经四十开外，说书卖艺经历了不少的风霜，他的模样举止倒还很纯朴——连他说话的神情，一举手一抬腿，都显得那么和蔼。他不蠢，要不，这么多年了，不会过得这么顺遂。他像个十岁的孩子那样单纯、天真、淘气，而又真诚。他要是吐一下舌头，歪一下肩膀，做个怪脸，或者像傻瓜一样放声大笑，那可不是做戏，也不是装假。这都叫人信得过。他是为了让自己高兴，才那么干。他的做作和真诚就像打好的生鸡蛋一样，浑然溶为一体，分不清哪是蛋黄，哪是蛋清。
　　日本人进了北平，宝庆带着全家去上海。上海沦陷了，他们又到汉口。如今敌人进逼到汉口市郊了，他和全家又跟大伙儿一起往重庆逃。北平是宝庆的家。他唱的大鼓，全是京韵的。他要想留在北平很容易，用不着遭这么大罪，受这么多苦，成了干百万难民中的一个。宝庆相貌憨厚，差不多算是个文盲。不过，在北平，能够认得几个字的鼓书艺人本来就不多，他也算得上一个。敌人决不会来杀他，可是他宁愿丢下舒舒服服的家和心爱的东西，不愿在飘着日本旗的城里挣钱吃饭。他既天真又单纯。他不明白自己是不是爱国，他只知道每逢看见自己的国旗，就嗓子眼儿发干，堵的慌，心里像有什么东西在翻腾。
　　这一群人里最反对离开北平的是窝囊废。他只比兄弟大五岁，但他觉着自己是个长者，应当受到尊敬。头一条，他要求别搅乱他在家时的那份清静。他怕一离开家就得死。他一个劲儿地哼哼，样子真叫人厌烦。其实他并没有什么不舒服，他就是要用这种办法让宝庆知道，他的想法没变。
　　离开北平也罢，上海也罢，汉口也罢，二奶奶可不在乎。她反对的，只是她丈夫总是在最后关头才决定离开，总是叫她没法把想要带上的东西都打好包带走。她从不考虑打仗的时候运东西有什么困难或不便。眼下她一面抿着瓶里的酒，一面想着她那双穿着舒服的旧鞋和几双破袜子，真要是带了来该多好！大家走，她也走，可要她把东西都扔下，她直舍不得！她喜欢喝上一口，一喝起来，她倒更絮烦，常常连舌头也不听她使唤了。
　　宅庆受不了他哥哥的叫唤，也受不了老婆的唠叨。他整天沿着甲板费劲地挤来挤去，随着船身东倒西歪。这样走动可真叫受罪。当他从睡着的人们身上跨过时，要是有人突然那么一下合上了嘴，真会咬下他一截大脚趾头来。
　　他看起来一点也不像个卖艺的。不怎么漂亮，也不怎么丑。他就像当铺或是百货店的伙计那样长相平常。他的举止也毫无出奇之处，丝毫不像个艺人。他也不像有的好演员，不用装模做样，就能显出才华来。他有时流露出一点艺人的习气，倒更叫人家猜不透他是个干什么的。
　　他个子不高，然而结实丰满。因为长得敦实，有时显得迟钝、笨拙。不过要是他愿意的话，也能像猴儿一样的机灵、活跃。你跟他一块走道儿，要是遇上一滩水，你准猜不出他到底会一下子蹦过去呢，还是稳稳当当往水里迈，把鞋弄个精湿。
　　他圆圆的脑袋总是剃得油光锃亮。他的眼睛、耳朵、嘴都很大，大得像是松松地挂在脑袋上。幸好他的眉毛又黑又粗，像是为了维持尊严才摆在那儿的。有了它，脸上松弛的肌肉就不会显得可笑。它们就像天上的两朵黑云，他一抖动眉毛，人家就觉得它们会撞出闪电来。
　　他的牙长得挺整齐，老露着，因为他喜欢笑。鼻子很平常，但嘴唇总是那么红润、鲜亮。虽然眼睛下面已经有了中年人的皱纹，可这对红嘴唇倒使他看起来年轻多了。
　　眼下他像那些茶房一样，光着脚在挤满了人的甲板上转圈子。船走得很不稳当，他尽量避免踩着人，所以才光着脚。光脚踩了人，比穿着厚重的鞋子踩人，容易得到别人的原谅。
　　他卷起裤腿，露出又粗又白的腿肚子。他穿着一件旧的蓝绸长衫，手攥着长衫的下摆，怕扫了躺在甲板上的人的脸，也为了走得更利索点。
　　他一手攥着衣角，一手招呼朋友。他已经习惯了表演，会不自主地觉着身边所有的人都是听众，他应该对他们笑，友好地打手势。于是他一手提衣襟，一手招呼乘客绕着船转圈儿。他抬腿的动作像是在迈过一条小溪，或是在“跳加官”。
　　他习惯每两三天剃一次头，脑袋瓜子老是那么亮晃晃、光溜溜的。他的光头就是他的招牌。听过他的大鼓的人，都记得他那个光头。他的脸远不如他的光头那么惹人注意，引人叫好。如今他的头已经有一个多星期没剃了，他一面在甲板上走动，一面不时挠挠那讨人厌的短发茬儿。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十
十一
十二
十三
十四
十五
十六
十七
十八
十九
二十
二十一
二十二
二十三
二十四
二十五
二十六
二十七
二十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