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年是“五四”运动九十周年，有着各种各样的纪念活动和纪念文字。本辑《读库》刊发的《穿越“五四”》一文，是一部正在筹拍的同名电视纪录片的解说文稿。按照一位学者的说法，“五四”研究应该“删简就繁”，不再依从简单的历史评价，而还原其更为丰富的时代背景和历史细节。本文在这方面做出了卓有成效的努力。
　　尤为值得一提的是，本文作者，多是中学教师，或有过中学执教经历的人。
　　威廉·林赛是一个英国人，1987年开始，他从嘉峪关出发，计划沿长城跑一趟。就在这一年，榆林地区公安处以“非法入境”的罪名将他遣送出境。他再次申请入境。这一次，他终于完成了自己艰辛的独步长城之旅。
　　为了在一百五十个地点重摄长城，林赛从玉门关到老龙头，行程估计超过三万五千公里。许多地方他去过多次，为的是确保新照片在取景、光线、背景、拍摄季节等方面尽可能与老照片一致。林赛表示，重摄长城的工作还会继续。
　　2007年，榆林市政府授予威廉·林赛“荣誉市民”称号。
　　1989年3月25日上午，海子从中国政法大学北京学院路校址出发，前往山海关。到达山海关并在那里住了一个晚上后，第二天中午，他沿着铁道朝龙家营方向慢慢行走，最终在山海关与龙家营之间的一段铁轨上躺下。列车呼啸而来，他持续了二十五年的人生随之结束。
　　海子之死，是一曲唱给田园与淳朴精神的挽歌。
　　二十年过去了，当今时代更多的是仰慕钢铁的秩序，不再需要古典而温润的心灵，而海子依然被大家纪念。
　　每年清明节前后，全国各地都会有大量诗人和读者用自己的方式怀念这个早逝的诗人。2009年是海子去世二十周年纪念日，各种纪念活动层出不穷，他的家乡县政府甚至要把海子作为一种文化产业。
　　《海子的事》一文，写的就是海子的生前身后事，当然，还有海子的诗。
　　十七年，用来指称从1949年到1966年。有一个概括是“三红一创，青山保林”，“三红一创”即《红岩》、《红日》、《红旗谱》、《创业史》；“青山保林”即《青春之歌》、《山乡巨变》、《保卫延安》、《林海雪原》。藏书家谢其章先生又自编了“三花一铁，新敌艳野”，“三花一铁”即《苦菜花》、《迎春花》、《朝阳花》、《铁道游击队》；“新敌艳野”即《新儿女英雄传》、《敌后武工队》、《艳阳天》、《野火春风斗古城》。
　　谢先生写的并不是如何淘这些书的故事，而是如何发现了这些书背后的故事。
　　1947年的奥斯卡颁奖典礼上，美国电影学院把特殊荣誉奖颁给了德裔喜剧导演恩斯特·刘别谦，表彰他二十五年来为美国电影作出的贡献。刘别谦是第三个获得这一殊荣的导演，在他之前是卓别林和格里菲斯，两位电影巨人，而在他之后的获奖导演是西希尔·戴米尔，好莱坞的奠基人之一。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刘别谦是一位可以和格里菲斯、卓别林、戴米尔相提并论的导演。
　　刘别谦是喜剧大师，他的轻喜剧如同希区柯克的悬疑惊悚片、约翰·福特的西部片一样家喻户晓。同样的，正如悬疑是希区柯克的标签，刘别谦也有自己特有的一个商标，叫做“刘别谦式触动”。
　　《刘别谦式触动》和《谁是刘别谦》两篇文章，向我们形象而细致地呈现了“刘别谦式触动”。
　　竹久梦二是日本明治、大正年代的画家。作为从未受过专门艺术教育的在野艺术家，他娴熟地运用传统日本画和洋画的各种技法，在自身独特而纯粹的审美观的观照下，独创了被命名为“梦二式美人”的东洋风俗画，风靡了何止一代人。川端康成评价说：“无论是作为明治到大正初期的风俗画家，还是作为情调画家，梦二都是相当卓越的。他的画不仅感染了少女，也感染了青少年，乃至上了年纪的男人……我少年时代的理想，总是同梦二联系在一起。”
　　他的漫画，成为后来“子恺漫画”的艺术酵母。我们在丰子恺先生的画作中，也能找到竹久梦二的影子。
　　本辑《读库》，同时辑选了梦二的绘画作品，特别是他风格独特的美人画，这种后来被称为“梦二式美人”的作品。

　　穿越“五四”
　　青春如初春，如朝日，如百卉之萌动，如利刃之新发于硎，人生最宝贵之时期也。青年之于社会，犹新鲜活泼细胞之在身。
　　——陈独秀
　　一  “五四”新潮
　　1920年1月，“五四”高潮渐渐退去，来自北京、天津的四个学生代表张国焘、许德珩、康白情、刘清扬，来到上海法租界莫里爱路29号的孙中山住宅。费了一番周折，他们才见到孙中山。张国焘和许德珩的回忆录都记下了见面时的情景。
　　孙中山和他们谈了三个多小时，在肯定学生的行动后，他话锋一转：“你们无非是写文章、开大会、游行请愿、奔走呼告。你们最大的成绩也不过是集合几万人示威游行，罢课、罢工、罢市几天而已。北京政府只要几挺机关枪就可以把几万示威的学生解决掉。现在，我愿意给你们五百条枪，如果你们能找到五百个真不怕死的学生托将起来，去打北京的那些败类，才算是真正革命。”
　　此前，还在“五四”高潮的1919年七、八月间，孙中山给代理蔡元培执行北大校务的蒋梦麟写信，希望蒋“率领二千子弟，助我革命”。
　　那个时候，绝大多数中国人还没有机会听到托马斯。杰弗逊在1801年总统就职演讲时说的那句话：“武力是专制的首要原则与直接源头。”几千年来，古老的中国一直处于以暴易暴的血腥轮回中，暴力决定论根深蒂固，似乎任何的社会变革都只能依赖于暴力。手创亚洲第一个共和国的孙中山，也未能跳出这一观念的怪圈。“五四”是一次和平、非暴力的集体行动，通过上街游行示威等方式，直接诉诸人的良知和理性，希望动员社会舆论的力量，迫使当权者作出正面的回应。孙中山虽然支持学生反对北京政府的行动，对于非暴力的抗争方式却有些不以为然。
　　确实，“五四”学生手无寸铁，也并不打算拿起武器，他们只是办刊、结社、写文章、做演讲、游行示威、奔走呼告，如此而已。去见孙中山的四个学生中，三个是北大新潮社、国民社的成员，刘清扬则来自天津的觉悟社。这一代青年学生，热烈地追逐、讨论各种新思潮、新价值，发出自己独立的声音。从《新潮》、《国民》到《觉悟》、《浙江新潮》、《湘江评论》，这些学生刊物无不充满青春的气息，带着露水般的清新。他们努力摆脱旧观念的束缚，热切地拥抱新文化，他们就是新文化塑造的新一代知识公民，尽管后来踏上了各不相同的道路。
　　在学生的背后，是比他们大不了多少岁的老师辈，胡适、陈独秀、鲁迅、李大钊、高一涵、陶孟和、刘半农、钱玄同、周作人这些人。他们有着各自不同的专长和兴趣，在那个时代，他们以《新青年》和北京大学为磁心，彼此吸引和靠近。这一聚合，形成了巨大的能量。正是《新青年》首倡白话文，反对文言文；建设新道德，反对旧礼教；提倡新文学，反对旧文学；高举“德先生”和“赛先生”两面大旗，不留情面地批判以儒家学说为核心的传统文化。在袁世凯称帝、张勋复辟相继失败的背景下，这些不以政治为业，而把学术视为立身之本的新型读书人站到了时代的前面，他们试图为这个古老民族呼唤出一种新的精神生活。
　　许多年后，《新青年》早已消失，当事人之一胡适这样评价这本杂志：“《新青年》是中国文学史和思想史上划分一个时代的刊物，最近二十年中的文学运动和思想改革差不多都是从这个刊物出发的。”
　　堪称这本杂志护法的蔡元培则说：“《新青年》杂志为五四运动时代之急先锋。”
　　如果不是蔡元培在1916年接受总统黎元洪的任命，出掌北大，也许就不会有“五四”这云蒸霞蔚的一幕。历史选择了蔡元培，正是他“三顾茅庐”邀请陈独秀担任文科学长，直接把《新青年》以及它所裹挟的新思潮带进了北大，推向了全国。也正是因为蔡元培，教授治校、学生自治这些基本的现代大学理念才会在北大生根发芽，形成制度。学生社团和学生刊物才应运而生，百花齐放。拖着长辫讲英文的辜鸿铭、信奉帝制的国学大师刘师培，才会和刘半农、胡适、周作人这些新人一同站在北大的讲台上。一个兼容并包、思想自由的北大放射出迷人的光华，映照在那一代知识人的脸上。
　　北大二十周年校庆，以曲学名世的北大教授吴梅写下的校歌中有动人的一句：“喜此时幸遇先生蔡”。
　　八十年后的北大百年校庆，剧作家沙叶新创作的话剧干脆就叫《幸遇先生蔡》。
　　1940年3月，蔡元培在香港去世，陈独秀在《中央日报》发表悼念文章说：“五四运动，是中国现代社会发展之必然的产物，无论是功是罪，都不应该专归到那几个人；可是蔡先生、适之和我，乃是当时在思想言论上负主要责任的人。”
　　他们三个人，蔡元培年龄最大，当时已年过半百；胡适最小，进北大时只有二十六岁。一个小小的巧合，他们都属兔。三只小兔子，开创了一个大时代。
　　1915年2月21日，青年胡适在留学日记中写道：“国无海军，不足耻也。国无大学、无公共藏书楼、无博物院、无美术馆，乃可耻耳。我国人其洗此耻哉！”1916年他在写给一位美国教授的信中说，通向开明而有效的政治，没有捷径可走。他不赞同革命，而宁愿从基础建设起，“不管怎样，总以教育民众为主。让我们为下一代，打一个扎实之基础”。
　　2001年8月，老北大门前那条繁华的五四大街上，出现了一个三角形的大型不锈钢浮雕，名为“翻开历史新的一页”，上部有“1919.5.4”字样；浮雕在醒目位置镌刻着蔡元培、李大钊、鲁迅的头像，青年毛泽东的头像位居中心，陈独秀的头像则在左下方不显眼的地方，甚至不如他自己创办的《新青年》封面大。如此布局，显然有违历史的真实。“历史新的一页”从哪里翻开？不正是从陈独秀和他创办的这本小小的杂志吗？
　　在选择办刊之前，陈独秀反思过亲身经历的辛亥革命，意识到这块古老的土地缺乏深入人心的启蒙，所以总有人想做皇帝。他创办《新青年》，重心不在批评时政，他主张“伦理的觉悟，为吾人最后觉悟之最后觉悟”。当然，这不意味着他不关心时政。
　　1918年7月15日，他在《新青年》发表《今日中国之政治问题》，得出了三条极为重要的结论：一要排斥武力政治。“‘武人不守法律’为恶因中之根本恶因。无论何人，一旦有枪在手，便焚杀淫掠，无所不为，国法人言，无所顾忌，尚复成何世界！”二要抛弃以一党势力统一国家的思想，培植容让敌党的雅量。三要下定决心革新，“一切都应该采用西洋的新法子，不必拿什么国粹，什么国情的鬼话来捣乱”。
　　2003年，也是在五四大街上，出现了另一座几十米的长方形浮雕《曙光》。在这个浮雕上，第一个大的头像就是陈独秀，然后是蔡元培、李大钊、鲁迅……以及他们的作品、警语、格言等，整个浮雕重现了“五四”的氛围，让关注中国历史的人们稍感欣慰。
　　有人说，“五四”最大的功绩是提倡白话文。从文言的“无父无君，是禽兽也”，到白话的“堂堂正正以个人主义为前提”；从文言的“未嫁从父，既嫁从夫，夫死从子”，到白话的“不该单独提倡女子的贞操”；从文言的“凡三十人聚会，一律处斩”，到白话的“司法独立与教育独立”；从文言的“水火金木土”，到白话的“我们相信尊重自然科学实验哲学”，这不仅仅是一种语言形式、表达方式的转变，更是一种新的思维方式、生活方式的展开。1917年，《新青年》开始采用白话文，1920年，教育部就在小学推广白话。不过三年时间，文言和白话，就像胡适诗里的两个黄蝴蝶，可以名正言顺地双双飞上天了，一个口语与书面语合一的新中国悄悄浮现。
　　面朝大海，敞开胸怀，这是“五四”的开放姿态。在梁启超、胡适等人推动下，由北大和民营的商务印书馆资助，美国哲学家杜威、英国哲学家罗素和东方第一个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印度诗人泰戈尔等重量级人物相继登陆，他们到处讲演，给中国人带来了许多新的精神资源。杜威访问中国之后，得出这样的印象：“似乎世界上没有一个国家的学生像中国学生这样，对现代的和新的思想，特别是社会经济方面的思想，怀有这样一致和热烈的兴趣。”罗素访华回国后，写了一本《中国问题》，称赞中国的新式学校和大学，“不是培养强烈的国家主义的温床，而是教学生以自由的思想的场所”。就是在送别杜威回国的当天，北大学生孙伏园在北京《晨报》发表的文章中写道：“我们抱着万分痛心，感谢他们都尚不厌弃像我们这样的野蛮民族。”乍看令人气馁，多读几遍，就可以发现里面可贵的自我反省精神。
　　美国学者林毓生在《中国意识的危机》一书中认为，“五四”时代最显著的特征就是文化上的“全盘性反传统主义”，陈独秀、胡适、鲁迅等代表人物的思想都太激烈了。这个论断也影响了一些中国学者。
　　在“五四”的报刊上，我们的确能读到一些激烈甚至显得极端的言论。鲁迅说，中国历史满本都写着“吃人”，要少看或者竟不看中国书；钱玄同说，救中国的唯一方法是推翻孔学，而前提是废除汉字；胡适说，中国百事不如人。学生领袖傅斯年把旧式家庭看做万恶之源，“想知道中国家族的情形，只有画个猪圈”。他还说，中国人就和中国的狗一样，虽然聪明，却没有责任心。
　　称“五四”代表人物激烈地全盘反传统，大概就体现在这些片言只语里。
　　事实上，他们对于传统文化不仅有着深刻的理解，而且有着实际的贡献。胡适主张整理国故，晚年最热衷的是《水经注》版本研究；鲁迅的《中国小说史略》，著述谨严，开拓了古典文学研究的新视野；傅斯年主持整理清朝内阁档案，发掘殷墟，在古史研究上卓有建树。

穿越“五四”
威廉·林赛的长城二十年
母亲和我
主场作战
海子的事
淡水天文
十七年间的小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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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是刘别谦
乡愁诗人
“我猜想，他就是人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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