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革命正式发难的标志是1917年1月《新青年》上发表的胡适论文《文学改良刍议》。胡适针对中国旧文学的八种弊端,在这篇文章中具体深入地阐述了他的“八事”。他在阐述中不仅击中了旧文学的要害,而且涉及到文学的真实性、独创性、时代性、内容与形式的关系等重大问题。特别是文章提出以白话文取代文言文作为新文学的工具,比晚清白话文运动时期的主张更富于彻底性。因而,此文以“提倡白话文,反对文言文;提倡新文学,反对旧文学”,成为中国新文学向旧文学宣战的一份正式的宣言书。<br> 同年2月,陈独秀在《新青年》上紧接着又推出了他的《文学革命论》一文。陈文比《文学改良刍议》增添了大无畏的精神和无坚不摧的气势。作者勇敢地擎起“文学革命军”之大旗,提出了文学革命的“三大主义”:“日推倒雕琢的、阿谀的贵族文学,建设平易的、抒情的国民文学;推倒陈腐的、铺张的古典文学,建设新鲜的、立诚的写实文学;推倒迂晦的、艰涩的山林文学,建设明了的、通俗的社会文学。”此文以文艺复兴以来欧洲文明的进化为参照系,从而说明文学的革命能够成为中国政治、文化、民族性格、伦理道德等一切事物革命的先导。陈文与胡文相互补充,共同促成了文学革命的爆发。<br> 1918年,文学革命的主倡者又发起了如何建设新文学的讨论,从而进一步确立了中国新文学的“白话文学”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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