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引言<br> 在我们目前的文学史学科里面，按照时代划分，“魏晋南北朝文学史”，自成一段。<br> 这种利用政治上的王朝更迭，来作为文学史单元的切割标准的所谓断代方法，在倡导文学独立，相信文学具有普遍性质，应当能够超越任何国族与政治界限的现代人的眼里，究竟是不是合理，先不去管它。<br> 在历来的实际研究当中，由于公认能够代表曹魏时代文学成就的一些重要作家，大多仅只活到汉献帝的建安之年，讲这一段的文学史，因而通常总要习惯性地上溯到东汉末期，也就是曹丕尚未登基建立魏国之前，这一点，先也不去说它。<br> 还有，苏轼表彰韩愈，有“文起八代之衰”的话，把韩愈生活的唐代中期，看成一个文学的分水岭，按照苏轼的意思，就是说，至少也要延长到初唐时期，才能够比较清楚地看见这一阶段文学史的完整脉络，就是这一条，也要先把它放下。<br> 暂时放下这些疑问，并不是说，牵涉到文学史断代，以及与之有关的文学史性质的判断、源流的探查、成就的评价，诸如此类的问题，都已经统统被解决掉了，而是说，“魏晋南北朝文学史”，在我们熟悉的学科环境里面，既是权宜的，也是约定俗成的一个专业科目、一个研究领域。总之，是一种通行的称呼，替代它的，大概只有“中古”、“中世”甚或“六朝”这几个名目。<br> 这是在进入魏晋南北朝文学史之前，需要了解的第一点。还有需要了解的以下第二点。<br> 现代人研究古代文学，讲究的是科学。所谓科学，在很多人看来，首先，就是要能够将自己与古代文学区分开来，好像法官办案，时时刻刻跟犯罪嫌疑人保持足够的距离，避免主观介入，防止感情用事，以此来确保判决的客观性和公正性。所以，现代一些做文学史的人，特别好讲真伪、讲实事求是，作家的生卒年，要考清楚，作品是不是经过了伪造和篡改，要弄明白，这是进入古代文学研究领域的第一步。经由可靠的文献与考古资料，还原古代文学的历史真相，有一分证据讲一分话，是现代人的追求。<br> 可是另一方面，通过可靠文献及考古资料还原文学史的真相，也并不就是要将古代文学的面貌，依样画葫芦般地原封不动呈现出来。因为古代跟我们相隔，还不仅仅是一个时间上的距离，有时候我们说，八世纪的唐诗、十二世纪的宋词并不一定就比十五世纪的明诗、十八世纪的清词离现代的读者更远。当我们面对古代，遥想当初，事实上很难做到无动于衷、铁面无私，毕竟那些逝去的岁月，以及与之相伴的多姿多彩的文学，跟我们有着血缘的关系，我们是它的后裔、它的亲族，因为有它们，才有了今天的我们。我们与古代之间，就存在有这样的基因遗传性，这决定了我们和古代的距离，始终也只能是一种在心理上和主观上努力保持的距离，而现代人的研究古代文学，也往往会像子孙后代追忆自己的祖先那样，无可避免地要在叙述当中，渗透感情，表达认同。<br> 魏晋南北朝文学在现代学术史上之被关注、被研究、被描述，多多少少就是同现代人从这一时期的文学中间，体会到某种关联，寻找到某种寄托，密不可分的。<br> 2 “选学”的复兴与传统的终结<br> 近代以来，首开魏晋南北朝文学史著述风气的，公推刘师培的《中国中古文学史》。这部以魏、晋、宋、齐、梁、陈六朝文学为叙述主线的文学史讲义，是刘师培生前最后一年——1918年在北京大学文科研究所编写的。<br> 刘师培早年热衷于对满清封建政府的革命，后来改变政治立场，变得保守起来，学术上却日益精进。当他1917年到北京大学教书的时候，虽然已经有陈独秀、胡适这一批人，在《新青年》上号召“文学改良”或“文学革命”，锋芒毕现，然而代表着古文传统的“桐城派”的文学势力，也并没有完全退出当时的文坛及大学。刘师培是隶属扬州府的仪征人。时常惦念着“绍述先业、昌洋扬州学派”（尹炎武《刘师培外传》），以为自己的使命，因而他在课堂上讲授中古文学，首先针对的就是这桐城文派。<br> 刘师培是希望重新发掘由梁昭明太子萧统提出的“事出干沉思，义归乎翰藻”（《文选序》）这样一个文学思想，同时借由弘扬中古文学的这一传统，来作一个历史的大回转，好跟以“从质舍文”为标榜的桐城派相抗衡。所以，在这部讲义的第二课，他就承接过扬州的前辈学者阮元所提出“文笔之辨”的话题，专门讨论起中古时代“文”“笔”概念的问题。<br> 他像阮元一样，一面详加梳理和辨析中古时期有关“文”“笔”的众多资料，指出在当时的语境之中，只有“偶语韵词”，方才可以称“文”，但凡“非偶语韵词”，都只能叫做“笔”；而另一面，他也丝毫不掩饰自己对于崇尚“偶语韵词”的这种中古文学观念的偏好，同时坚持认为“言无藻韵，弗得名文”，在今天依然是有效的看法。他还批评桐城派一味尊奉韩愈古文的做法，是误把“笔”，当成了“文”，而以韩愈的古文为文章正宗，恰恰就是“文”“笔”混淆、文学堕落的一个现象。他有一段相当严厉的批评说：<br> 合前列各证观之，知散行之体，概与文殊。唐、宋以降，此谊弗明，散体之作，亦入文集。若从孔子“正名”之谊，则言无藻韵，弗得名文；以笔冒文，误孰甚焉。又文苑列传，前史佥同。唐、宋以降，文学陵迟，仅工散体，恒立专传。名实弗昭，万民丧察，因并辨之。（第二课《文学辨体》）<br> 如果我们说，刘师培的这一立场，表现出他仍然还是把自己限定在传统文章学的范围，他对桐城派的意见，也仍然是中唐以后、宋明以来的所谓“骈散之争”的延续，那么，他在讲义的第一课《概论》里面，开门见山所谈的：<br> 物成而丽，交错发形；分动而明，刚柔判象：在物佥 然，文亦犹之。惟是捈欲通情，纮埏实同；偶类齐音，中邦臻极。何则？准声署字，修短揆均，字必单音，所施斯适。远国异人，书违颉、诵，翰藻弗殊，侔均斯逊。是则音泮轾轩，象昭明两，比物丑类，泯踌从齐，切响浮声，引同协异，乃禹域所独然，殊方所未有也。<br> 此一则明俪文律诗为诸夏所独有；今与外域文学竞长，惟资斯体。<br> 这样一种对有别于“远国异人”的汉语言文字，它的“字必单音”即一字一音的声形特征的认识，特别是对充分利用汉字特点书写的俪文律诗的期待，即所谓“与外域文学竞长，惟资斯体”，实际上便反映出，他在20世纪之初讲授中古文学，与历来文章家的骈散之争，事实上又有着根本的区别，这就牵扯到他对民族国家之存亡，这样一个重大的问题，其实有着相当深刻的关怀和思考。<br> 在刘师培这一派“国粹”学家看来，中国当时面临的，不仅仅有“亡国”、“亡种”，也有“亡学”，亦即传统文化迅速坠落以至于彻底消失的危机，在西方文化大潮扑面而来的冲击之下，保存与复兴传统文化的“存学”，于是变成了跟“保种”、“爱国”同等重要的大事情。国学亡，种族与国家随之以亡；国学存，种族与国家赖之以存。<br> 那么，什么是国学呢？自然是唯中国独有的传统学术文化，作为中国传统学术文化之承载媒介的汉字，就是其中的一个。当时许多人都意识到，汉字的特殊性，就在于它和西方的文字不同，一直保留着图像的特点，是象形的，而没有变成欧洲的那种拼音字母的形式。用汉字写出的文学作品，因此可以同时诉诸眼睛和耳朵，能够带来视觉的与听觉的双重美感。在刘师培看来，这样的单音节的汉字以及基于汉字特点写成的韵文律诗，理所当然地，是“禹域所独然，殊方所未有的一种中国文化传统。而以汉字书写的“俪文律诗”，因此，也可以说是一种既超越了具体时代、也超越了个别流派的，具有代表性和普遍价值的中国文学，能够当得上真正“国学”的名义，代表中国，去与“外域文学”较一短长。<br> 从这样一个思路和推论中，就能够看到，刘师培之所以刻意标举中古文学，原来还有着超乎与桐城文派相抗衡之上的更深邃的意涵，也可以说，这是他在西潮澎湃的大背景下，刻意选择的一个立场、一种姿态。主张汉字的保存、表彰利用汉字的声韵和形态特点书写出来的中古文学，是由于他相信，只有这样独一无二的文学，才具备与“外域文学竞长”的资格，才有实力让中国文学永远地立足于世界文学之林。而这一点，也正符合“文学史”这一近代学科本身所树立的宗旨和目标，就是利用文学史的书写，来寻求民族国家的认同，来凝聚民族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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