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与广告
把鲁迅这个名字与广告扯到一起似乎有点不伦不类，甚或有几分亵渎，因为人们对广告多的是厌烦，少的是好感。都说现而今是信息时代，而最富侵略性的信息，恐怕首推广告，因为它无孔不入、无所不在，而那内容又皆咄咄逼人，足以“振聋发聩”，或是极尽挑逗之能事，隐然有你若不受招徕便要追悔终身之意。以我们对广告如此恶劣的印象，实在难以想象鲁迅与广告会有何瓜葛。
不过鲁迅的确草拟过不少广告，《鲁迅全集》中收录的就不下十数条，而广告的确也有不自吹自擂、据实道来的。
登在《京报副刊》上的《苦闷的象征》广告文日：“这其实是一部文艺论，共分四章。现经我以照例拙涩的文章译出。并无删节，也不至于很有误译的地方。印成一本，插图五幅，实价五角。鲁迅告白。”这里毫无渲染，且特别声明书的性质，“其实”二字下得尤妙，犹云：“书中并无‘性苦闷’之类，对某类书有特别兴趣之读者诸君幸勿误会。”搁在今日某些书商、出版社手里，那书名正可利用或是正希望其能有误导之效的，做此声明，岂非自断财路？
不妨拿近年某出版社所出林语堂《红牡丹》一书做个对照，那上面的广告语赫然写着“性的冲动，情的需求，演出一幕又一幕的风流艳事”。这已是堕入地道的“瞒与骗”了，我们通常所见的广告虽不致如此，然而夸大其词却是不免的，而说大话、唱高调，里面有意无意间实在也就含了“瞒与骗”的成分。鲁迅一生最反对瞒与骗，反对假大空，此种精神甚至也具体而微地体现在他拟的广告上。最好的例子是他为《莽原》重拟广告一事。
1925年，《京报》主持人邵飘萍与鲁迅商定出《莽原》周刊，随《京报》附送。邵飘萍遂拟了一条广告登在报纸广告栏内：“思想界的一个重要消息：如何改造青年的思想？请自本星期五起快读鲁迅先生主撰的《××》周刊，详情明日宣布。本社特白。”头一句即拉开架式，先声夺人；第二句问来亦是动人听闻，后面隐去刊名，则是故弄玄虚，设置悬念～广告的种种招数都用上了，似乎也并无大错。不道鲁迅看后大不悦，斥为“夸大可笑”，遂以第三者口气重拟一条，并“硬令登载”，且“不许改动”。于是第二天的《京报》上又出现了一则广告，云新出周刊一种，“是为《莽原》。闻其内容大概是思想及文艺之类，文字则或撰述，或翻译，或稗贩，或窃取，来日之事，无从预知。但总期率性而言，凭心立论，忠于现世，望彼将来云。鲁迅先生编辑，于本星期五出版。”——恳挚实在，诙谐风趣，与邵的夸张招摇恰好相映成趣。
但是事情还没完。邵飘萍虽因“硬令”，只好刊出，内心却大约觉着太不像广告，故又在广告之后加了几句“无聊的案语”日：“上广告中有一二语带滑稽，因系原样，本报记者不便僭易，读者勿以辞害志可也。”鲁迅看了哭笑不得，给许广平的信中叹道：“做事遇着隔膜者，真是连小事情也碰头。”
鲁迅多半是要碰头的，因为他与“广告界”的精神实在大异其趣。广告的本意大约不过是广而告之，据此，广告的要求应是准确地传递出某种信息，而商家做广告意不在此，要的是“轰动效应”，是轰动带来的经济效益。依照前者，鲁迅的广告可得满分；依照后者，则恐怕要判不及格了。
当然鲁迅的广告还不止于据实相告，字里行间有调侃、有讥嘲，诸如“或稗贩，或窃取，来日之事，无从预知”之类的“滑稽”语，并非有意滑稽，亦非刻意摆出低姿态，而是暗有所指，比如这里就是和夸饰的作风唱对台戏，给邵飘萍们一点难看（邵飘萍应是同一战壕中人，后以“宣传赤化”的罪名被奉系军阀杀害，但以其趣味而言，实与鲁迅相去太远）。这就传出广告以外的信息了。难怪未与鲁迅反目之前的高长虹，看了未名社出版物后面的广告后，道是“普通的批评看去像广告，这里的广告却像是批评”，赞其“别开生面”了。所谓批评像广告，乃是那时的评论与今日的情形相仿佛，多有标榜吹捧之嫌；至于广告像批评，看鲁迅拟的广告便知。
我估猜高长虹看到的是一则题作“《未名丛刊》是什么，要怎样？”的广告。里面如此这般地写道：
所谓《未名丛刊》者，并非无名丛书的意思，乃是还未想定题目，然而这就作为名字，不再去苦想它了。
这也并非学者们精选的宝书，凡国民非看不可。只要有稿子，有印费，便即付印，想使萧索的读者、作者、译者，大家稍微感到一点热闹。……大志向是丝毫也没有。所愿的：无非（1）在自己，是希望那印成的书从速卖完，可以收回钱来再印第二种；（2）对于读者，是希望看了之后，不至于以为太受欺骗了。
写这广告时鲁迅与胡适为首的一群名流学者已然分道扬镳，胡适等人开国学书目、青年必读书，已被目为或是自许为青年导师。明乎此，则所谓“学者们精选的宝书”、“国民非看不可”之类的反语，其批评锋芒指向阿处，自是一目了然。
鲁迅确实是一位斗士、一个性格鲜明的人，他在回忆性的散文中固然时而借题发挥，对目下的人事旁敲侧击，甚至在广告中亦表达出自己的好恶，不忘对“学者们”“好的世界”施以一击。现代著名作家中许多人因为办书店、编刊物、出书，都曾写过广告，如茅盾、林语堂、叶圣陶等。因是文人，笔下自然另成一格，与寻常广告大异其趣。不过鲁迅仍旧显得特别，不必问谁是作者，单看这峭拔的文风，看看里面的反语我们便知道，是鲁迅的手笔无疑了。
鲁迅的书账
鲁迅的论敌常对他有些恶形恶状的描绘，有夸张他被香烟熏黄的牙齿的，有想象他的“醉眼蒙咙”的，又是烟，又是酒，撇开背景不论，单从这些字面上去看，鲁迅倒真像是“失意文人”，或是像个名士了。实则鲁迅最是个认真不苟的人，即在生活小节上也绝无文人习气。常到鲁迅家走动的郁达夫发现他的书房里总是整整齐齐，书案上亦井然有序，且一尘不染。这真让郁达夫这个地道的名士派大为讶异了，因为他所知道的一些文人，书房总是凌乱不堪的。鲁迅的不苟从他的日记上也可见出。他的日记并不像今日某出版社推出的《名人日记》之类，里面到处是“思想火花”和滔滔议论，而是地道的流水账，简而又简，但他每日必记，从1913年起，到1936年去世，几乎没有一天拉下。偶尔有几天漏记，也必要说明“失记”。既是仅限于记事，有时无事可记，记什么呢？记得最简的是只有天气，阴晴雨雪。我有位同窗曾细读鲁迅日记，告我他发现日记中常见“濯足”、“夜濯足”字样，而且有好多日日记里只有这两三字。回想一下，恍惚也有这样的记忆。这当然不是“濯足长江万里流”的濯足，不过是在脚盆里洗脚罢了。想来鲁迅每日伏案到深夜，脚已冰凉，暖水温泡，甚是惬意，故尔常有此一记吧？据此也可推知鲁迅的日记多是次日记的，濯足完毕当从速就寝，不见得再去握管了。
不过鲁迅日记里记得最认真详尽、最清楚明白，也是给我印象最深的，还要算他的书账。鲁迅有一习惯，每购一书，不仅在那一日记下书名，而且也记下书价，而且巨细无遗，毫厘不爽。比如《仇十洲麻姑仙图》等图，每枚价仅八分，也都一一记录在案。1913年5月买的一册《观无量寿佛经图赞》所记价为0.312元，更是精确到厘了（可知那时买书的讲价是极细的，但不知几厘几厘是如何找法）。每年岁末，鲁迅照例要算一回总账，将所置书籍、图册、拓片等按购置的时间顺序一一列出，月为单位是小结，最后算清一年共花费几何，此外又还常算出平均每月花去多少。
鲁迅自奉甚俭，衣的朴素随便是不用说了，吃住行也都很简单，唯在买书上手脚是大的。平均下来，每年所费在500元以上。到上海以后，也许是生活安定下来，做长久计了，书买得尤多，一年常在800元以上。最多的1930年，总共花去2404元，平均每月约200元，相当于当时大学毕业生几个月的薪水。而到去世为止的二十多年问，鲁迅的书账加起来将近13000元，买下三处北京八道湾那样大的宅子也够了。鲁迅的收入不能算少，然要买这么多的书，总也感到吃力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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