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自然地理环境影响古代作家的文化性格、环境感知和审美心理结构
自然地理环境之于人类,不仅仅是外在的生活环境,更是铸造人性人情不可或缺的重要因素,它通过人类自身的经济活动和文化活动培养人的性格气质,形成风俗习惯,即如《晏子春秋》所说“古者百里而异习,千里而殊俗”,以此为基础,铸就具有地域特色的民族性格与群体审美心理结构,最终导致不同文学风格的产生。魏征《隋书·文学传序》关于“江左宫商发越,贵于清绮。河朔词义贞刚,重乎气质。气质则理胜其词,清绮则文过其意。理深者便于时用,文华者宜于咏歌。此其南北词人得失之大较也”的论述,以及梁启超《中国地理大势论》有关“长城饮马,河粱携手,北人之气概也;江南草木,洞庭始波,南人之情怀也”的概括,均涉及地理环境因素对于文学风格形成的参与。
文学风格是作家的创作个性有机地融入文学作品之中并通过作品整体表现出来的独特鲜明的风貌和格调,作为精神特征之总和的创作个性由诸多要素构成,包括作家独特的生活经验、政治倾向、道德观念、审美趣味、心理结构、文化素养、性格气质等,其中生括经验、审美趣味、心理结构、性格气质的形成无疑与自然地理环境有着密切的联系。一个民族的发展历史,既是该民族与客观现实相互作用的过程,也是其成员性格气质形成和变化的过程。人们在适应和改造客观自然环境的历史进程中,无论内在的生理、心理,抑或外在的行为、表现,均要作出相应的反应,这种反应于持续中所显示的稳定性特征,作为历史积淀必然渗透进个体成员的性格气质之中,故黑格尔说:“这地方之自然的类型,这是与此土的子民之典型和性格有密切的联系的。”
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