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研究法
文学研究法卷一
起源
昔《尚书》帝典云：“诗言志，歌永言，声依永，律和声。”《诗·关睢序》云：“诗者，志之所之也。在心为志，发言为诗。情动于中，而形于言；言之不足，故嗟叹之；嗟叹之不足，故永歌之；永歌之不足，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情发于声，声成文谓之音。洽世之音安以乐，其政和；乱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亡国之音哀以思，其民困。故正得失、动天地、感鬼神，莫近于诗。”朱子（熹）《诗集传序》云：“人生而静，天之性也；感于物而动，性之欲也。夫既有欲矣，则不能无思；既有思矣，则不能无言；既有言矣，则言之所不能尽而发于咨嗟咏叹之余者，必有自然之音响节奏，而不能已焉，此诗之所为作也。”然则文字之源，其基于言语乎；言语其发于声音乎；声音其根于知觉乎。大凡盈天地间者，皆物也。物之号有万，其由气而凝为质者为矿物，有生意者为植物，有知觉者为动物。动物之中，惟人也得五行之秀气而最灵。故鸟兽虽有知觉，而狭而不广，偏而不全；人则既广且全，广故大，全故周。自堕地以来，即呱呱而泣，盖已有所欲矣；继而解笑，又继而解言；至能言而思无不达、求无不遂矣。故不惟一己之欲可以表示；且人与人之欲，亦可以相为感通。然而能宣之于觌面者，究不能推之于万里，是行于近而隔于远也；能著之于一旦者，究不能求之于百年，是通于暂而滞于久也。使终古如斯，将思之达者仍有所不达，求之遂者仍有所不遂。有聪明睿智者出焉，于是作书契以易结绳之治，百官以理，万民以察。盖至是而人类之作用乃益宏，文字之功效，乃不可胜数矣。昔扬子云（雄）《法言·问神》篇云：“言，心声也；书，心画也。”徐伟长（干）《中论·贵验篇》引子思云：“事，自名也；声，自呼也。”孔冲远（颖达）《尚书·序·疏》云：“言者，意之声；书者，言之记。”韩退之（愈）《送孟东野（郊）序》云：“人声之精者为言。文辞之于言，又其精也。”程子（颐）《语录》云：“凡物之名字，自与音义气理相通。天未名时，本亦无名，只是苍苍然也。何以便有此名？盖出自然之理，声音发于其气，遂有此名此字。”然则天地之元音发于人声，人声之形象寄于点画，点画之联属而字成，字之联属而句成，句之联属而篇成，文学起源，其在斯乎！其在斯乎！
粤稽“庖牺氏之王天下也，仰观象于天，俯观法于地，观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于是始作八卦。”（《易·系辞下》），又“因而重之”（《系辞传》），为六十四卦。盖天地万物之情状，已隐然括于其中矣。及黄帝时，史臣仓颉见鸟兽蹄迒之迹，知分理之可相别异，乃造书契。其初但依类象形，故谓之文；其后形声相益，而谓之字；著于竹帛，则谓之书。《周礼·地宫·保氏》教国子有六书，所谓指事、象形、形声、会意、转注、假借是也。《许叔重》（慎）《说文解字序》云：“指事者，视而可识，察而见意，一一是也（一一即上下）。”“象形者，画成其物，随体诘诎，日月是也。”“形声者，以事为名，取譬相成，江河是也。”“会意者，比类合谊，以见指*，武信是也”“转注者，建类一首，同意相受，考老是也。”“假借者，本无其字，依声托事，令长是也。”《汉书·艺文志》又云：“六书谓象形、象事、象意、象声、转注、假借，造字之本也。”大抵文字之义，总归六书，故同为造字之本，然序不可紊。其最先者为指事、象形；有指事、象形而后有形声、会意；有四者为体，而后有转注、假借为用。故《汉·志》于四者皆曰“象”，而二者缀于后，与许君小异而大同，但世运变迁，而文字随之。据《说文解字序》云：周宣王太史籀著大篆十五篇，己与古文或异。七国时以天下分裂，字尤异形。秦始皇时李斯乃奏同之，罢其不与秦文合者。斯作《仓颉篇》，中车府令赵高作《爰历篇》，太史令胡毋敬作《博学篇》，皆取大篆，或颇省改，所谓小篆者也。时大发吏卒兴戍役，官狱职务繁，初有隶书，以趋约易，古文由此绝。自尔秦书有八体：曰大篆，曰小篆，曰刻符，曰虫书，曰摹印，曰署书，曰殳书，曰隶书。汉兴有草书。孝平皇帝时，征沛人爰礼等百余人，令说文字未央廷中，黄门侍郎扬雄采以作《训纂篇》。及新莽居摄，复改定古文，时凡六体，所谓古文、奇字、篆书、左书、缪篆、鸟虫者也。《隋书·经籍志》亦云：“自仓颉讫于汉初，书经五变：一曰古文，仓颉所作；二曰大篆，史籀所作；三曰小篆，李斯所作；四曰隶书，程邈所作；五曰草书，汉初作。”秦废古文用八体；汉用六体，并稿书、楷书、悬针、垂露、飞白等二十余种之势，因事生变也。魏世复有八分书。然自晋以后，楷书独盛行，其后遂为世所循用。此字数逐代增加——古少而今多——与其体变易——古繁而今简——之大略也。自古书契，多编以竹简；其用缣帛者谓之纸。缣贵而简重，并不便于人。东汉元兴中（和帝年号）宦者蔡伦乃造意用树肤、麻头及敝布、鱼网以为纸。和帝善其能，自是莫不从用焉，谓之“蔡侯纸”（《后汉书·宦者列传》）。及唐末益州有墨版；蜀相毋裔请用以刻九经；宋景德中（真宗年号）又及于诸史（详见焦竑《笔乘》）。由是印刷之业兴而版本出。明中业复有活字版。此文籍流布、其术古拙而今巧之大略也。
若是，则今曰宜文学发达，远迈古初矣。而考其实乃有大谬不然者，何也？间尝推寻其故，然后知今之字数孳乳而寝多，其体又视古曰歧，迨至楷书通行，而去之也益远。凡古之浑浑灏灏噩噩之文，在当日不难家喻户晓者，今则虽老师宿儒，欲求其融洽贯通，非竭毕生之力，不能得其涯涘。故古者以同而易，今以歧而难。此其一也。今之缮写印刷，视古为便。凡古人之著于竹帛者，类皆众所宗仰之书；匪是，则杀青无曰。职是之故，虽汉之贾（谊）、晁（错）、董（仲舒）、刘（向），其所纂述多者百余篇，少乃五六十篇，或十数篇，或数篇；今则村塾学究，坊市贾客，亦皆著书镂板，自命通才，虽挦扯饾钉，率尔成章，然以当于庸俗之心，遂致不胫而走，汗牛充栋，涉览殊艰。故古者以少而专，今以多而纷。又其一也。然则如之何而可？曰：欲由今溯古，以通其训诂，必自识字始。夫古者大篆且群以为异于古文，今虽小篆尚觉近古，故《说文》一书，自当与《尔雅》同资研究，庶几可知古人造字根源，若者为本义，若者为引申义，若者为假借义，而经典之奇字奥句，可以渐通矣。试观古今文家，如李斯有《仓颉》七章，司马长卿（相如）有《凡将》篇，扬子云有《训纂篇》八十九章，班孟坚（固）复续十三章，而段氏玉裁《说文注》引其中所载孔子以下数十家之说，皆深于文事者。唐韩退之尤兢兢于此，故其言曰：“凡为文辞。宜略识字。”（《蝌斗书后记》）又曰：“文从字顺各识职。”（《樊绍述墓志铭》）近世湘乡曾文正公（国藩）论文，亦以“训诂精确”为贵（《曰记》）。可见欲文章之工，未有可不用力于小学者。曩时巴县潘季约（清荫）为永朴述南皮张文襄公（之洞）督学四川曰，每谆谆以此训后进，以为小学乃经史词章之本。及任满旋京，成都门人武抑斋孝廉（谦）问：“治《说文》如何致力？”公告以入门之法曰：“试取许君五百四十字部首，记其形体，审其音读，究其训解，殚数十曰之力，往复熟习，必期一睹其字，即能读为何音，辨为何义，并闭卷而能默写其字体，一一无讹，再与言第二事。”其论至为切实，可备学者之取资。若夫欲从数百干万卷中，撮其英华，去其糠秕，非知所抉择不可；欲知所抉择，非有真识不可；欲有真识，非有师承不可。盖有师承而后有家法，有家法而后不致如游骑之无归。昔吾家惜抱先生（鼐）尝谓己才弱，而《上刘海峰先生（大櫆）书》，则言“所赖者，在于闻见亲切，师法差真”，意正如此。夫古今集部，浩如烟海，究之足以名世者，每朝不过数人。六经、周秦诸子、《楚辞》《文选》姑勿论；近世古文选本，莫善于姚氏《古文词类纂》、曾氏《经史百家杂钞》。二书自六朝以前人外，其以为圭臬者，惟唐荆川（顺之）、茅鹿门（坤）所定“唐宋八大家”。姚氏益以元次山（结）、李习之（翱）、张横渠（载）、晁无咎（补之）、归震川（有光）、方望溪（苞）、刘海峰数人；曾氏益以元次山、陆敬舆（贽）、李习之、范希文（仲淹）、司马君实（光）、周（敦颐）、程（灏、颐）、张（载）、朱四子、范茂名（浚）、马贵与（端临）、归震川、姚惜抱十余人。骈体文选本莫善于李申耆（兆洛）《骈体文钞》。其所录者，自秦以迄于隋而已。古今体诗选本，莫善于王阮亭（士祯）《古诗选》《唐人万首绝句选》、姚氏《五七言今体诗钞》、曾氏《十八家诗钞》。王、姚所列入者较多。曾氏所谓“十八家”，曰曹子建（植），曰阮嗣宗（籍），曰陶渊明（潜），曰谢康乐（灵运），曰鲍明远（照），曰谢玄晖（眺），曰王右丞（维，官终尚书右丞），曰孟襄阳（浩然，襄阳人），目李太白（白），曰杜工部（甫，晚依严武于蜀，表为工部员外郎），曰韩昌黎（愈，南阳人，先儒谓在修武，然文集每自称昌黎，盖袒居之地），目白香山（居易，居东都履道里，构石楼香山，自称香山居±），曰黄山谷（庭坚，尝游皖潜山山谷寺石牛洞，乐其林泉之胜，因自号山谷道人），曰陆放翁（游为参议官于蜀，以与蜀帅范成大文字交，不拘礼法，人讥其疏放。因自号放翁），曰元遗山（好问）。盖鉴别皆极精审。吾人从事兹学，自当先取派正而词雅者师之，余则归诸涉猎之中。又其次者，虽不观可也。果如是，必不致损曰力而堕入歧途矣。
或曰：文章特一艺耳，沾沾自喜何为？曰：否，不然。凡以文学为一艺者，不过本孔子“文莫，吾犹人也；躬行君子，则吾未之有得”（《论语·述而》）与“行有余力，则以学文”（《学而》）诸语耳。然孔子之意，盖以行为文之本，非谓有行即可无文也。使其如此，何以“四教”以文为首（《述而》），而畏于匡，且曰“文王既没，文不在兹乎”（《子罕》）？昔李习之《寄从弟正辞书》云：“汝勿信人号文章为一艺。夫所谓一艺者，乃时世所好之文，或有盛名于近代者是也。其能到古人者，则仁义之辞也，恶得以一艺名之哉？”斯言可谓谛当。然则，北齐颜黄门（之推）谓“自古文人多陷轻薄”（《颜氏家训·文章》）、宋陈忠肃公（瑾）谓“一为文人便无足观”者，皆所谓时世所好之文耳；夫岂可漫无区别，而举古人所藉以继往圣、开来学者，一概轻视之耶？或又曰：当今时事孔亟，所应讨论者至多，奚暇及此？曰：否，不然。子独不闻“国与天地必有与立”之说乎？夫国之所藉以立，岂有过于文学者？匪惟吾国，凡在五大洲诸国，谁弗然？盖文字之于国，上可以溯诸古昔而知建立所由来，中可以合大群而激发其爱国之念，下可以贻万世而宣其德化政治于无穷。关系之重如此，是以英吉利人因其国语言文字之力，能及全球，时以自诩；吾国人反举国文蔑视之，殊不可解。夫武卫者，保国之形式也；文教者，保国之精神也。故不知方者不可与言有勇。且语言发于天籁；文字根于语言，则亦天籁也。既为中国人，举凡各种科学，非得有中国文字阐明之，乌能遍行于二十二行省？是故欲教育普及，必以文学为先；欲教育之有精神，尤必以文学为要。此理之必不可易者也。如曰“精深高古之文，势不能尽人皆知之、皆为之”，此则别有办法，盖分为普通学、专门学是也。何谓普通学？但求其明白晓畅，足以作书疏应社会之用可矣。何谓专门学？则韩退之《答李翊书》所谓“将蕲至于古之立言者”是也。大抵中小学校与夫习他种专科，能有普通文学，己为至善。若以中国文学为专科，岂可自画？昔王介甫（安石）《答孙长倩书》云：“古之道废踣久矣。大贤间起废踣之中，率常位卑泽狭，万不救一二，天下曰更薄恶，宦学者不谋道、主利禄而已。尝记一人焉，甚贵且有名，自言少时迷，喜学古文；后乃大悟，弃不学，治今时文章。夫古文何伤？直与世少合耳，尚不肯学，而谓学者迷；若行古之道于今世，则往往困矣，其又肯行耶？”惜抱先生《复鲁絮非书》亦谓古今才士，苟有为古文者，必杰士。今当斯文绝续之交，诸君负笈而来，有志兹学，是不以为迷也，使犹不以杰士相期，则吾岂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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