埃里克·韦纳（Eric Weiner）美国国家公共广播电台驻外记者，曾获斯坦福大学骑士学人奖。现居华盛顿，在家中的客厅与厨房之间过着两点一线的生活。陪伴他的是妻子、女儿，以及家中那只日益增重的肥猫。他（此处指作者，非指该猫）无怨无悔地爱着寿司，金枪鱼寿司尤甚。

　　《世界上最幸福的地方》是新闻报道吗？并不全然。可以说它是新闻报道的一种变体。因此，在该书中，作者像任何一个普通人一样，寻找的是世界上不曾为人发现的幸福国度，那些正用自己的方式追求幸福的国家。说到地方，这也正是此书的中心：地方、地点、地理，它们如何塑造我们、定义我们。作者相信，换一个地方，也就换了一种人生。
　　将该书作为你们幸福旅途的第一站。请系好安全带，一伺发令枪的轻烟冒出，便马上开始寻访幸福的旅行吧。也许路途会有颠簸，食物会不合胃口，但可以保证，沿途风景一定壮丽，你必定不虚此行。

　　地理与幸福之间的联系虚无缥缈，捉摸不定，本书却像一道耀眼的强光穿透层层浓雾，直达真理。——作家Henry Alford一本妙趣横生、引人入胜、见解独到的游记。作者韦纳是难得的好旅伴。再读一章，你已经喜欢上他；再读一章，这感觉愈演愈烈；待到旅行结束，你不禁盼着何日能与他再度同行。本书实在是一段难得的快乐之旅。
　　——《华盛顿邮报》读完此书，就好像跟随韦纳这位迷人且博识的向导，进行了一场旋风式的环球之旅。当然，手中还握着一个不可或缺却常被忽视的指南针：幸福。
　　——《国家地理旅行者》作者韦纳的旅行故事一一在冰岛品烂鲨鱼肉，在印度的静修所努力冥想一一给读者们带来了极大的快乐。
　　——《出版商周刊》作者韦纳采用新方法，探究何为幸福源泉一一这个困扰世人已久的难题，以及其深层原由，值得称道。
　　——《纽约时报》

　　第一站  荷兰
　　幸福是一组数据
　　人类总是靠观察他人的欢愉行为来获得自己在精神上的愉悦感，这是天性使然。也正因如此，色情业和咖啡馆得以长盛不衰——美国人热衷于前者，欧洲人则善于经营后者。但食物和咖啡却与此无关。我曾听说特拉维夫市有一家咖啡馆不供应食物和饮料，服务生给顾客端上空盘子空杯子，却为子虚乌有的食物收费。
　　咖啡馆如同戏院，顾客置身其中，既是观众，又是演员。我在鹿特丹的繁华地带找到一间上好的咖啡馆，离我的酒店只隔一个街区。这间店很宽敞，却又不乏温馨；消费不低，装潢却略显陈旧。那木质地板虽雅致，却似乎有些年头没有上过光了。这是那种可以花上好几个小时慢慢啜饮一杯啤酒的地方——我猜大多数人就是这么做的。
　　咖啡馆里人手一支烟，我也点上一支小雪茄，加入其中。这地方有一种魔力，让你觉得每一分每一秒都很是金贵。为了给自己找点事做，我开始仔细观察起许多微小的细节。我注意到一个坐在吧台高脚凳上的女人，她双脚垂下来，搭在旁边的扶栏上，形成一个小小的拱桥，随着人来人往或举或放。
　　我点了一支特拉比斯特啤酒。酒入口是暖的。我一般不爱喝温热的啤酒，但这支却很讨我喜欢。咖啡馆里到处是荷兰人开怀的咯咯笑声，让我不由得感到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亲切。突然，我茅塞顿开，原来荷兰话听上去就像倒过来说的英语——后者我可听得多了：数字化时代尚未到来之时，我常在一台电视机大小的开盘式录音机上为美国国家公共广播电台的节目编辑卡带，而倒放磁带是雷打不动的惯例。此刻，我坐在这咖啡馆里，抽着小雪茄，喝着温热的特拉比斯特啤酒，突发奇想：若是把荷兰话录下来，也倒退播放，会不会正是纯正的英语？
　　现在你能下结论了：我就是个闲人，一个有着大把空闲时间的闲人。这也是欧洲咖啡馆的精髓所在：毫无节制地坦然挥霍时间。难怪世上最伟大的哲学家大多来自欧洲。他们泡在咖啡馆里，思想如脱缰野马般飞速驰骋。偶尔灵光一现，某个全新的哲学学派——例如存在主义——便应运而生。但我这次来欧洲却不是为了创立什么新哲学学派，至少，并不完全如此。我的目的是找寻——找寻幸福，法语中有词形容日“la chasse au bonheur”，即猎取幸福。
　　我精心挑选了一位采访对象：荷兰教授吕特·费恩霍芬，研究幸福的鼻祖。费恩霍芬教授主持着一项叫做“世界幸福数据库”的研究。这并不是玩笑，什么能够带来幸福，什么不能带来幸福，费恩霍芬都无一遗漏地从人类现有的知识库中找出，并全部收录在这个幸福数据库中。而我最关心的问题——全世界最幸福的地方，也能在其中找到答案。如果幸福地图真的存在于世，费恩霍芬便一定能把它找出来。
　　我依依不舍地离开咖啡馆，回酒店吃晚餐。
　　酒店的餐厅小而温暖——荷兰人总能把屋子侍弄得暖暖和和。我点了份芦笋汤，味道不错。服务生在撤走盘子的时候对我说：“现在你可以来一些inter—course”。
　　“什么？”
　　“intercourse。你可以来一些intercourse。”
　　我不由得想，哇，荷兰人真是相当开放啊。但我很快便反应过来，他说的完全是另外一回事，他想说的是“间隔菜”。
　　“好的，”我于是释然，“请上。”
　　之后，我便享用到了我的intercourse。我坐在范·瓦尔苏姆酒店的餐厅里，不慌不忙，不缓不急，吃得很是尽兴。小啜几口啤酒，眼神迷离，只等服务生端来烤三文鱼——这道菜一上，就意味着我的intercourse结束了。
　　第二天一早，我乘地铁前往圣地：世界幸福数据库。平时我怎么也不会把“幸福”和“数据库”联系到一起，但这次不同了。世界幸福数据库是我朝圣的必经之路，是通向梵蒂冈、麦加、耶路撒冷和拉萨等圣地的密钥。只需轻点鼠标，不费吹灰之力，便能了解幸福的秘密。这些秘密并非得自腐旧的故纸堆，却是源自现代科学；承载它们的不是羊皮卷，而是电脑硬盘；记载的文字也不是亚拉姆语，而是我们这个时代的语言：二进制码。
　　出了地铁，再穿过几个街区，便是我的目的地。可一看到心目中的圣地，我却有如被迎头泼下一瓢凉水。这所拥有世界幸福数据库的高等学府，怎么看上去更像是郊区的商务别墅，哪里像存储人类幸福知识的幸福中心？为了摆脱这种感觉，我开始自我反思。我在期待什么？奥兹国的巫师？威利·旺卡，还是上蹿下跳高声唱着“我得到了，我得到了，幸福的秘诀”的奥柏·伦柏？不，当然不是这些。可这个地方如此死气沉沉，的确大大出乎我的意料。若多一些灵动的快乐，少一些死板的数据，那该多好。
　　我穿过一条毫不起眼的长廊，敲响了一扇毫不起眼的办公室门。一个带着荷兰口音的男声让我进去。就是他了——幸福博士费恩霍芬。费恩霍芬教授刚逾天命之年，蓄着一把灰白胡须，双眼明亮，透出奕奕神采。他一袭黑衣黑裤，干净利落，并不显得怪异，反倒给我一种似曾相识的感觉。很快我便找到了原因：教授酷似荷兰版的罗宾·威廉姆斯——同样精力旺盛，同样爱像顽童一样咧嘴大笑。他噌的一下从椅子上站起来，伸出一只手，并递过名片，上书：“费恩霍芬，幸福学教授”。
　　费恩霍芬教授的办公室和普通教授的办公室没什么两样，书本和文件到处堆着，虽不凌乱，却也算不上整洁。我留意到，办公室里并没有贴什么笑脸图标。教授给我沏了一杯绿茶，然后缄口不言，等我发问。
　　我一时竟不知如何开口。作为一名记者，我进行过成百上千次采访，采访对象不乏国王、总统、总理级别的大人物。然而这一回，坐在这里，面对着这位和蔼可亲，酷似罗宾·威廉姆斯的荷兰教授，我竟开不了口。在我脑中，那个迫切渴望获得宁静的自我却在大喊：“费恩霍芬教授，你运算过那么多数据，你一辈子都在研究幸福，快告诉我，快告诉我幸福的公式！”
　　可我把到嘴的话咽了回去，多年积累下来的职业习惯告诉我，要和采访对象保持距离，要将个人情感置之度外。此时的我就像是个下班的警察，即使同家人去餐馆吃晚饭，还仍不忘环顾四周，搜寻可疑分子。
　　我平息了自己激动的灵魂，定了定神，耍了一个记者和想摆脱约会尴尬场面的女人惯用的小花招。我说：“费恩霍芬教授，谈谈你自己吧。你是如何开始研究幸福的？”
　　教授向后一靠，乐于回答这个问题。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之时，费恩霍芬刚刚成年。他的大学同学个个吸食大麻，穿印有切·格瓦拉头像的T恤，大谈理想社会。费恩霍芬本人也吸食大麻，但从不把切·格瓦拉穿在身上。在他看来，东欧并非十全十美，更算不上是“理想社会”。为什么要以制度来评判一个社会呢？他想，为何不能将社会成员的幸福度作为评判标准？少年费恩霍芬的偶像不是切·格瓦拉，而是十九世纪一名不善交际的英国律师，叫做杰里米·边沁。边沁是英国功利主义哲学的创始人，他坚信社会的目的是达到“最多数群体最大幸福”。如果有卖印有边沁头像的T恤，费恩霍芬一定乐得买一件穿穿。
　　费恩霍芬教授研究的领域是社会学。在当时，社会学研究的对象非常狭窄，仅为病态型社会和功能失调型社会。心理学作为其孪生学说，研究的则是病态型心理。年轻气盛的费恩霍芬却反其道行之，研究起健康心理与幸福社会。一天，费恩霍芬怀着忐忑但坚定的心情敲开了导师家大门，礼貌地询问是否可以对幸福进行研究。他的导师，一位一板一眼、学术底蕴深厚的学者，却让他赶紧打消这个念头，闭上嘴，从此不要再提。诚然，将幸福作为学术研究的对象，实在有碍学术的严肃性。
　　虽被导师责骂，费恩霍芬离开时，心中却兴奋异常。他摩拳擦掌，准备要干一番事业。而这位年轻的荷兰毕业生当时并不知道，也不可能知道，全世界正孕育着一次学术突破，在社会学家们的努力下，一门新兴学科即将问世，也即是如今的幸福学。时值今日，费恩霍芬已经跻身于这一领域的最前沿阵地。幸福学研究者们每年出炉成百上千篇研究论文，开展幸福学研究会，还创办了幸福学期刊(由费恩霍芬主编)。加利福尼亚的克莱尔蒙特研究生院甚至开设了积极心理学的硕博点——积极心理学即是幸福学的别称。
　　然而，费恩霍芬的一些同事却沿袭了他导师当初的观点，认为研究幸福学实在愚不可及，纯粹是误入歧途。但他们却无法对费恩霍芬的光芒视而不见：如今，他的研究成果已是尽人皆知，为期刊和学朱界广泛引用——这足以证明费恩霍芬在学术领域的重要地位。
　　诚然，人类对于幸福的追求由来已久。古希腊人与古罗马人就曾致力于此。亚里士多德、柏拉图、伊壁鸠鲁等哲人也曾为研究这些永恒的问题而挥洒汗水：什么是理想的生活？愉悦和幸福是否有区别？何时才能发明出室内卫生间？
　　再后来，希腊人和罗马人的研究有了追随者：一群来自遥远的北方、肤色苍白的男人。这些人总是花大量时间泡在咖啡馆里，思索生活中那些令人纠结的困惑。他们之中有康德、叔本华、米尔、尼采，以及之后的拉里·戴维。对于幸福，这些人也有自己的一家之见。
　　还有宗教。宗教自古以来便以指引人们走向幸福和极乐为最终目的。一切宗教都引导其追随者通过各种方式——恭顺，默想，祈祷，或是犹太教和天主教所倡导的负罪感，来追求现世或是来世的幸福。

写在前面
第一站 荷兰
幸福是一组数据

第二站 瑞士
幸福是一种无聊

第三站 不丹
幸福是一项政策

第四站 卡塔尔
幸福是一张中奖的彩票

第五站 冰岛
幸福是一次失败

第六站 摩尔多瓦
幸福是身在别处

第七站 泰国
幸福是不用思考

第八站 英国
幸福是一项努力之中的工作

第九站 印度
幸福是矛盾

第十站 美国
幸福是回家
尾声：幸福在哪里？
致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