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部《世界文学名著典藏：薇拉·凯瑟中短篇小说集（全译本）》选入的都是经过精心挑选的凯瑟最脍炙人口的中、短篇小说作品，反映了凯瑟早期小说创作的特色。这些短篇小说的主题在她后来创作的长篇小说中反复出现。在薇拉·凯瑟的心中有两种驱动力：一是对土地的热爱，二是对艺术人生的思考。大草原与文化都市就像是两极，反复出现在她的小说中。在这些小说中，凯瑟的价值观念是一贯的：她喜爱善良的人、敬仰有崇高理想的艺术家、推崇能够从历史的沉淀中寻找到价值的人、赞美那些与土地有着特殊感情的个人。而最让她痛苦的则是看到物质主义侵袭到城市和乡镇、草原和沙漠，甚至渗透进了艺术王国。在与物质主义的对抗中，凯瑟护卫着精神美、人性美。在对人性之光的追寻中，她的小说超越了地域的局限，具有了普世的意义。
一天上午，我收到一封用淡色墨水写成的信。信纸很光滑，印有蓝格，信封上盖着内布拉斯加州一个小村庄的邮戳。这封信是我的叔叔霍华德寄来的，已经磨损，皱皱巴巴的，好像在一个不太干净的衣服口袋里待了有些时日。信上说，他妻子的某位单身亲戚最近去世，留给了她一小笔财产，因此她必须到波士顿来料理这笔财产。叔叔请我去车站接婶婶，并尽可能地帮助她。我细看了一下预定的到达日期，发现就在第二天。他习惯性地拖到最后一刻才写信，要是我早离家一天的话，肯定就接不到婶婶了。
乔治亚娜婶婶的名字不仅让我立刻回想起她那佝偻而令人心生怜悯的身影，更把我带入回忆的幽谷。这幽谷是那样宽阔、那样幽深，以致当信纸从我手中滑落时，我突然觉得眼前的世界是如此陌生，在熟悉的书房中竟感到惴惴不安、无所适从。总之，我又变回婶婶所熟悉的那个瘦高的乡下孩子，生着冻疮、局促而害羞，双手因剥玉米皮而裂了口子、疼痛难忍。我试着活动了一下手指的关节，好像它们又裂了口子一样。我仿佛再次坐在了婶婶家客厅里的那架管风琴前，用僵硬、通红的双手笨拙地摩挲着琴键，而她则坐在我的身边，为剥玉米的人缝制帆布手套。
第二天早晨，我向房东太太交待了一番便出发去车站。火车进站后，我好不容易才找到婶婶。她是最后一个下车的乘客，而且似乎直到我把她安置进马车时，她才真正认出我来。来的路上因为她坐的都是硬席车厢，亚麻大衣被煤烟熏得发黑，而黑色的帽子却因路上的尘土变成了灰色。到达我的住处后，房东太太立刻安排她上床歇息，直到第二天早晨，我才又见到她。
不管斯普林格太太看到我婶婶的模样时有多么震惊，她都善解人意地掩饰了过去。至于我自己，望着婶婶那佝偻的身影，内心充满敬畏之情，就像望着那些在法兰士约瑟夫地群岛以北地区冻掉耳朵和手指、或在刚果河上游失去了健康的探险家们一样。大约在60年代后期，乔治亚娜婶婶曾是波士顿音乐学校的一位老师。一年夏天，她来到了格林山区的一个小村庄，那是她的祖先们世代居住的地方。她的出现使得村子里最懒散的小伙子内心燃起幼稚的迷恋，而她对这个叫做霍华德？卡彭特的青年也怀有某种炽热的情感，就像二十一岁的英俊的乡下青年有时会点燃骨瘦如柴、戴着眼镜且年满三十的女人的激情那样。当乔治亚娜回到波士顿时，霍华德也跟着她到了那里。这种无法解释的痴情的举动导致他们最终私奔。为了躲避家人的责备和朋友的批评，她随他去了内部拉斯加的边远地区。当然，卡彭特没什么钱，便在红柳县离铁路五十英里的地方领了一块地。他们驾着马车横穿大草原，在车轮上系了条红手帕，记下车轮旋转的圈数，就这样自己动手丈量出了土地。他们在红土坡上挖了个窑洞，那儿的居民住的都是这种地方，生活条件常常退回到原始状态。他们的生活用水取自野牛饮水的小湖，微薄的储粮常常落入一群群流浪的印第安人手中。三十年来，婶婶离家从未超过五十英里。
但斯普林格太太并不知道这些，而且在看到我婶婶现在的模样时肯定是大吃了一惊。婶婶来时穿的那件布满尘土的亚麻风衣是她最体面的一件衣服，里面那件黑色便服上的装饰品表明她已经完全听从乡村裁缝的安排。不过婶婶的身材对任何一位裁缝来说都是巨大的挑战。原本就有些驼背，现在她的双肩更是弯到下垂的胸前。她不穿胸衣，长袍的后摆拖在地上，腹部像山峰一样突显出来。她戴的假牙不是很合适，皮肤变得和蒙古人一样黄，这是因为常年在无情的风沙中劳作，还使用含碱量高的水，这种水能将透明细嫩的皮肤打磨成坚韧的皮革。
我童年时代大部分美好的事物都得益于这个女人，我对她是又敬又爱。在我为叔叔放牧的岁月里，婶婶每天准备好三餐——第一顿在早晨六点钟做好——并在把六个孩子安顿上床之后，还常常在熨衣板前站到半夜，听我在旁边的餐桌前背诵拉丁文词尾变化。每当我昏昏欲睡、脑袋耷拉在不规则动词表上时，她就会轻轻地把我摇醒。正是在她熨烫衣服，缝缝补补的时候，我向她朗读了莎士比亚的剧本，我接触到的第一本书就是她用过的神话课本。她还教会了我弹音阶和练习曲谱——就在那架管风琴上，那是她丈夫在十五年之后才给她买的。在那之前的十五年中，除了一位挪威籍农场工人的手风琴外，她没见过任何乐器。当我费力地弹奏《快乐的农夫》时，她就坐在我的旁边，缝补衣物或是算账，很少和我谈论音乐，我也知道其中的缘由。她是个虔诚的女人，从信仰中得到慰藉，而且至少对她自己而言，她所受的苦难并非那么悲惨。曾经有一次我在她的乐谱集中发现了一份旧的《欧丽安特》乐谱，当我执著地弹奏其中一些简单的乐章时，她走到我的身边，用手蒙住我的眼睛，轻柔地把我的头靠在她的肩上，颤抖地说：“别这么入迷，克拉克，否则你可能会失去它的。哦，亲爱的孩子，祈祷吧，无论你将要牺牲什么，但愿那不是音乐。”
婶婶在抵达后的第二天早晨又露面了，不过仍处于一种半梦游的状态。她好像还没意识到自己已经身处于年轻时曾居住过的城市，这座让她半生都梦魂萦绕的城市。她一路上晕车晕得十分厉害，以至于此时除了不适，什么都想不起来。话说回来，从红柳县的农场到我在纽伯利街的书房，中间也只不过隔着几小时噩梦般的火车路程。我打算那天下午带她出去消遣一下，来报答她曾给予我的那些美好时光。那时我们常常一起在用茅草铺顶的牛棚里挤奶，有时因为我比平时更累，有时因为她丈夫对我说话很凶，她便会向我讲述她年轻时在巴黎看过的《胡格诺教徒》的精彩演出。下午两点钟，交响乐团将演奏瓦格纳的作品，我打算带婶婶去听；尽管在与她交谈的时候我开始怀疑她是否会欣赏这场音乐会。其实为她着想，我倒真希望她对音乐的热情已经消失殆尽，那种漫长的挣扎最终能幸运地消除。我建议午餐前去看看音乐学校和波士顿公园，但她看起来很胆怯，没有勇气出去。她心不在焉地问我城市的种种变化，却一直在担心忘了吩咐家里用半脱脂的牛奶喂一头体弱的小牛。“你知道的，克拉克，是老玛吉下的小牛。”她解释说，显然忘了我已经离家好久。更让她忧心忡忡的是，她忘记告诉女儿地窖里有一桶刚开封的鲭鱼，要是不赶紧吃掉的话鱼就会坏掉。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