临死的医生 柯林·布鲁斯<br> 我们那个时代最惊人的自然现象当然要算一八八二年的大彗星了。虽然现代天文学已取得了长足的发展，但这个现象所激发起的对迷信的敬畏可能跟它所激发的对科学的着迷程度不相上下。九月份，当彗星跟地球最接近的时候，伦敦人一一毫无疑问世界上几乎所有其他的地方也是这样——的谈话话题不外乎此。经常读我小说的读者可能在想，为什么我的书里从来没有提到过这件事。我现在可以透露的是，歇洛克·福尔摩斯的确是有一件案子跟那个奇特的时期有关。我直到现在才把它写出来，是因为它跟另一个故事互相交错在一起，揭露了我的丑事。但现在，我感觉必须把这个故事讲出来，完整地讲出来，就算只是为了针对几种愚蠢的事情给后人一个警告。<br> 我那时睡眠很不好，很早就下楼吃早餐。然而，我倒不是盼着吃饭，因为我决定借这个机会告诉歇洛克·福尔摩斯，我不能再当他的同伴和助手了。我必须全身心地投入到医学工作中去，投入尽可能多的时间，不让其他东西使我分心；另外，我必须换一个薪水最好的工作。<br> 所以当我发现我的同伴已经吃完了早餐，正在穿外衣、戴手套，我有点如释重负的感觉，同样也很惊讶。我从他身边的手提箱可以推断他要出远门了。<br> “早上好，福尔摩斯。我还以为你目前要留在城里，处理针线街的案子？”<br> 他摇摇头。“不，华生，那个案子已经办得差不多了，可以交给莱斯特雷德警官了，我有理由相信它不会再节外生枝了。我现在要去南部的海边，我也不知道要去多久。可能今晚就会回来，但也很可能要去好几天。”说完他就走了。<br> 我发现我又一次独自被良心所折磨。我现在必须要告诉你事情的起因。你可能还记得，在我腿部中弹受伤离开阿富汗战场后，我被送到了白沙瓦的一家医院里。那场冲突经常被称为“大竞赛”的一部分：俄罗斯帝国慢慢地但不停地向北扩张，不列颠帝国则向南扩张，以控制亚洲大陆的重心。但凭我的亲身经历，我可以向你保证，那不是一场竞赛：我回来时，身心着实都受了伤，这或许可以部分解释接下来的事情，当然这不能免去我该负的责任。<br> 由于战场上下来的伤兵太多，白沙瓦的护士出现了严重的短缺，所以就让当地英国家庭里的女性义工来补充人手。有一个人——我就叫她莎拉吧，虽然我不知道她的真名——是医院外科医生的女儿。那个时候，我在康复病房，等着被送回英国。虽然我的意志很消沉，但并不需要特别的照顾，专职的护士也都情有可原地忽略了我，去照顾那些更需要紧急救助的伤员。但莎拉没有忽略任何人，她总是在上班前和下班后抽些时间来跟我们聊天，我的精神总是在等待着跟她聊天的时候变得好起来，尽管我们的聊天总是很简短。当我被转移到医院草坪上的小房间里的时候，她很自然地自告奋勇每天来看我，并帮我打扫房间。我们对彼此的感情都与日俱增，但我当然不能对她说出我的愿望，我怎么能让这么一个好姑娘跟一个没有谋生手段，只靠微薄的军队津贴生活的瘸子结婚呢？因为在那个时候，最乐观地来看，我以后都会要拄着拐杖，最差的情形就是将来终日坐在轮椅上。最终，我确信我意外的完全康复全都归功于她的悉心照料。<br> 后来突然传来消息说，在“奥朗特”号船上有个卧铺的空位，船第二天就启航回英国。我们在一起的最后一个晚上，彼此间的脉脉温情超越了内心的惶惑不安。我对接下来发生的事情要负完全的责任。后来，我再也没有见过她，虽然我从伦敦越来越频繁地写信给她，但我从来没有收到过回信——直到一个星期以前。<br> 我收到了一封从伊斯特本寄出的信，没有贴邮票，所以邮递员问我是不是要交付邮费、收下这封信。我很庆幸自己决定收下它，尽管他不让我先看一眼信封。（显然，这是因为有些人试图通过在信封上地址的不同的誊写位置来免费传递信息：比如说，有些军人通过这种方法给家人报平安。真有创意！）<br> 我离题了。这封信是莎拉写来的，但语气哀怨，不像是我曾经爱过的那个甜美的女孩——这也难怪。她为我们的愚蠢行为付出了代价：她怀孕了。她给我写过几次信，但因为没有写确切的地址，所以没有收到回信，而她自尊心又太强，即使后来发生了可怕的事情，也没有再给我写信。她的家里人采用了最严苛的做法，给她买了一张三等舱的船票，把她送回家，给了她一点点钱，告诉她他们以后不想再看到她或者听到她的消息。<br> 她作为一个“寡妇”，挣扎着养大了一个男孩，在一个没有人认识她的镇上当女裁缝，但生活过得极其困难。她的房东就要赶她走了。如果我对她没有感情，难道对我的儿子也没有吗？她最后终于在医生登记簿上找到了我的地址，她也没有什么自尊了，只是求我帮帮她。也只是在经济上帮助她，也就是说，她无论如何都不愿意再见到我。<br> 开始，我几乎不相信这封信是她写的：她的性格看上去完全变了。接着，我意识到生活的艰辛可以怎样地改变即使是最倔强的性格，我知道任何这样的改变都是我的错，这让我很受不了。当然，我立刻把所有的钱都寄了过去。但我意识到我自己的将来也会因此而有巨大变化。我不能再做一个把大部分的精力都放在侦探工作上的兼职医生了。我必须离开贝克街，让歇洛克·福尔摩斯另外找一个助手。我要把余生献给工作，好抚养那个善良的女人还有无辜的孩子，因为我对他们的困境负有责任。<br> 拿破仑有一句名言说军队吃饱了饭才能打仗，凭着这句箴言，他带领着法国军队征服了大部分欧洲。如果这句话是对的，那我们的整个帝国的脊梁一定是建立在传统的英式早餐的基础上的。在跟内疚的想法搏斗了一整晚之后，我吃了哈德逊夫人准备的丰盛的早餐，有蛋饼、腊肉、蘑菇、芥末腰子，还有炸面包，都是她亲手做的，我比我想象中更快地恢复了精神。怪不得欧洲大陆人要很费劲才能赶得上我们，因为他们每天的开始只是吃一小口羊角面包和一杯咖啡。我到了诊所，就算不是兴高采烈也至少是充满信心，因为我有力气去应付反复无常的命运给我带来的任何不测了。<br> 唉，莫名其妙的信心！命运捉弄我们的各种把戏中最残酷的可能就是它很不公平，经常让人祸不单行，就像拳击手先对对手的头部进行攻击，让对手晕眩，然后再用更大的力量给他一记勾拳。<br> 桌垫上放着两封信。第一封是那种主动送上门的推销信，非常让人讨厌：我现在每个星期都要收到一两封这样的信！里面有一个我从来没有听说过的公司推出的一种人寿保险。里面说的意外死亡的赔付金额非常高，但是保费也同样高得离谱，我想也没想就把这封信扔进了垃圾箱里。<br> 第二封信比较有趣。是内格尔医生寄来的，地址是哈雷大街。虽然信是打印出来的，但它的笔触坦率而又动人，让我感到很温暖，好像是在跟发信人当面谈话似的。信的开头是一句古老的谚语，说我们做医生的都知道我们开的药里有一半是没有用的——问题是我们不知道哪一半没用！内格尔医生提议我们建立一个汇报机制，以便比较有名望的全科医生（被他选中我感到很自豪）可以秘密地向他们如实报告每一个病历成功和失败的地方。如果大家都可以这样报告，那么医药学就可以从一种倚靠直觉的艺术学科发展成为精确的科学。<br> 既然我现在准备全身心地投入到医学中去，这显然是我应该参加的一个项目。内格尔医生对那些参加的医生有一个最基本的要求。他在信上问我有没有在最近的《柳叶刀》杂志上读到过一篇文章，说有一种对马钱特综合征的诊断测试，可以用一滴血和每个诊所都有的几种普通药物就能在很短的时间里测试出来。如果读过的话，我可能会记得这种测试看上去绝对可靠，可以在病症的早期就检查出来。它还宣称测试很少会给出错误的阳性反应报告：这也就是说，只有百分之一的几率它会把没有得马钱特综合征的人错误地诊断成病患。内格尔医生希望所有参加他项目的医生都来帮忙证实所宣称的效果，就是给他们自己做这个测试，并把结果报告给他。我马上把要用的试剂调好。在第一个病人到来前，我一直在忙乎这个测试。后来，我把试管放在一边，给它足够的反应时间以完成测试。<br> 直到中午吃饭之前，我都没有机会再次检查一下。事实上，我去了街角一个地方吃午饭，吃着吃着，才又想起我的那个试验。我拿起试管，把它对着窗口看。有几秒钟，我的脑子就是不愿意接受试管里显而易见的亮蓝色的测试结果，直到我用颤抖的手指翻看着《柳叶刀》杂志，来确证我所知道的结果。那种颜色证明——或者更加精确地说，百分之九十九的机会，相信这是经过实践检验所得出的几率——我得了马钱特综合征，我被这个坏消息击垮了。<br> 我一年之内就会死。最多一年。我的希望和计划，我的内疚和担心：所有的一切很快就都会变得毫无意义。这不是我第一次面对死亡：在阿富汗，死亡曾离我很近，在我自愿跟着歇洛克·福尔摩斯深入虎穴之时也数次出生入死。如今，我意识到之前的勇气是因为我有一半的可能——确切来说超过一半——可以活下去。现在就该死了这份心。<br> 我还是做完了下午的手术，虽然在每个病人离开后五分钟，我已经记不起是哪几个人，或者他们每个人都得了什么病。下午茶时间里，我一动不动地坐在椅子上，看着废纸篓。不知怎么的，我有一种感觉：好像忘记了什么东西，好像有紧急的事情要做。<br> 另外一封信！不是内格尔医生的那封，而是那封提供人寿保险的信，我轻蔑地扔掉的那封。如果我对自己的情况已经无能为力的话，我还是可以帮助莎拉，还有那个她甚至没有告诉我名字的孩子。我捡回了那张皱巴巴的纸，仔细地读着。每个月要付的钱真的很多，但我不需要付很长时间。一年之后，我死了，得到的钱足够为我的儿子支付好学校的学费，也可以让莎拉下半辈子过上不算奢侈却足够舒适的好日子。<br> 当然信里有惯常的声明，说我没有得任何可能会威胁到生命的疾病。我紧张不安地签上了自己的名字。毕竟我不是在为我自己做这件事，毫无疑问，我的爱人和她儿子的生活保障比一家人寿保险公司的利润要重要得多吧？没有人会知道我那么凑巧刚好在同一天对自己做了马钱特综合征的测试：没有目击证人。就这样，为了得到我迄今为止或者一辈子见过的最大笔的钱，我为一个不诚实的行为找到了合理的借口。我走到外面的休息室，找了两个跟我有私交的病人为我作证，并按要求在文件上署上了日期。<br> 我那天晚上回家，感觉有些不寻常。哈德逊夫人在走廊上迎<br> 接我。<br> “医生！你的同伴没有跟你在一起吗？”<br> “我想没有。我怀疑他明天晚上之前都不会回来。有客户有紧急的事情吗？”<br> “不是客户，先生，是迈克罗夫特·福尔摩斯先生。他交给我一封封了口的便条，让我保证在今晚六点钟之前交给他的哥哥，现在只剩下不到一个小时了。他强调说这件事情极其重要。”<br> 我扬了扬眉毛。迈克罗夫特可是这里的稀客：我们可能一年才见到他一次，这不是因为他们兄弟关系不好，而是因为他的工作太重要了，他的生活也太有规律，他一般不会走出他的住所、俱乐部和他在外事办公室的办公桌构成的小小的活动圈。能让他来这里的事情一定非常严重。我劝哈德逊夫人，在这种情况下她应该把信交给我。我撕开了封口。内容有些令人扫兴。一个小纸条上写着沉闷的消息：“股市下跌十点。金价每盎司上涨两便士。请用所附的东西。”<br> 附在信里的另外一样东西是当天晚上七点整在皇家阿尔伯特音乐厅的一场演出的门票。<br> 我赶紧告诉哈德逊夫人，即使是像歇洛克和迈克罗夫特·福尔摩斯这样的人有时候也会给对方留下一些琐碎的信息。等她平静下来之后，我忽然想到，既然福尔摩斯不在，我就当帮他的忙自己拿着票去看演出，等他回来再把钱给他。我不想再独自在房间里闷闷不乐地度过一个夜晚，而我上次去阿尔伯特音乐厅看的演出也非常精彩，那是一场著名的“逍遥音乐会”。<br> 我穿过海德公园去音乐厅，这本身就是件很有乐趣的事情。晚上没有月亮，但整个天际线都被巨大的彗星照亮了，它就挂在南方的天空中，像一团巨大的烛光。如果随意一看，你可能会把它误认作一片云彩，但如果仔细看，你的视线就会被它闪亮的气团散发出的细光组成的图案所吸引，它们从隐秘的中心发散出来，你可以看到外部略有一些色彩和形状。在我周围，我可以听到很多人用敬畏的语气嘀咕着，我看到一张张翘首而望的脸孔，有一大群人和我往同一个方向走去。等我离音乐厅很近的时候，音乐厅的宏伟建筑挡住了彗星，我不得不放慢脚步，因为人群在门口的台阶上排起了长龙。它慢慢地往前移动：今晚的演出显然是全场爆满。<br> 不管怎么样，我终于来到了我的座位。尽管有领座员在每一个转角处查看观众的座位号码帮助他们找座位，但音乐厅那些迷宫般的曲折而窄小的走廊和楼梯，让去“逍遥音乐会”的人感觉自己像是笼中的老鼠。我有些疑惑地四处打量着音乐厅。这显然不是我所期待的音乐会，因为看不见任何乐器。楼下舞台能看到的几件不多的道具（因为我的座位是在很高的顶层），让我觉得这更像是魔术表演。<br> 我还没来得及看到更多的东西，我们头上的枝形吊灯就暗了下来，观众也安静了下来，一个穿着晚礼服的人影走上了舞台，向大家鞠躬。我说是个人影，因为那个年轻男子（后来才知道）留着金色的长发，他说话的声音，音调很高，就像一个女孩子的声音。<br> “女士们、先生们，我是詹姆斯·莫里亚蒂先生。可能你们会感到奇怪，在这里见到一个这么年轻的主持人，但我向你们保证我是个合格的数学物理学家。我代替你们所期望的演讲者，莫里森教授，因为——你们可以想象——现在我在天文学系的长辈们都非常忙，忙着研究现在正在外面的天空上闪耀着的那颗彗星。但是，我想我是不会令你们失望的，因为我名义上的前辈们可能有点固步自封，在他们的教学方法里也少了点想像力。我尽量不仅让你们大长见识，还不会让你们打瞌睡。”<br> 音乐厅楼下站位上的年轻学生中发出了一阵窃笑。我不赞同他的话——即便他有些开玩笑的成分，但我觉得前辈一定要得到尊重——但当他继续往下讲的时候，我也不得不佩服他的能力。<br> 他首先讲述了太阳系的星体不是绕着地球转，那是古代的想法，而是绕着太阳这个巨大的喷着高温气体的球体转动，因为太阳的质量要比地球大几百万倍——如果说后者是一只老鼠，那么太阳的质量就相当于一头大象！他说的时候，有一盏枝形吊灯发出了强光，来代表太阳，其他的灯都熄灭了。<br> 然后，他逐个介绍了行星，他一边说，那些行星就一个个在我们的头顶出现，看上去好像是挂在空中，慢慢地在适当的距离绕着那盏枝形吊灯旋转。当然，我猜到那是连着电线的，但不管怎样，它都给我留下了很深刻的印象。<br> 首先出现的是一只焦黄色的小球，代表水星，然后是一个大一点的奶白色的球，代表金星。代表地球的是一个慢慢转动着的球体：用每个座位上提供的望远镜来看可以清楚地分清海洋和陆地。红色的火星后面是一个巨大的球体代表土星，后面的那些又大又冷的行星也差不多。每出现一个星体，莫里亚蒂就对大家描述天文学家对这个星球的一些猜测，当所有的星体都出现以后，他的声音变得柔和了，像在催眠。他给大家介绍了太阳系的历史，每一颗行星在几十亿年里都遵循着相同的近乎于圆的轨道运行。<br> 那么我们是否可以放心地认为这些天体机械运行良好、可以预测且永恒不变呢？他几乎有些声嘶力竭地问道。他恳请我们仔细看。这时，听上去从很远的地方传来了喇叭似的声响，随后是一阵嘶嘶声，越来越响，就像个滚着开水的水壶要爆炸一样充满了紧张气氛。接着从天花板的边上，一颗彗星猛地俯冲下来！<br> 它看上去像一个冰球，甚至在我们观看的时候，它就猛烈地蒸发着，后面拖着一条蒸气的气雾，好像彗星的尾巴。它沿着一条条完全不能预测的轨道，一次又一次地飞到观众的面前。有一次，它看上去还以无法想象的速度径直向我飞来，虽然我不是个容易紧张的人，但我还是情不自禁地用手捂住了脸。不管是谁在操控着隐藏的电线，他都操作得非常熟练：一次又一次，它看上去就像要撞到什么人，但却并没撞上。它可能会引起可怕的灼伤，因为那事实上是一块于冰，也就是固体的二氧化碳，它的低温可以像开水一样灼伤人的皮肤。但最后，它跟代表地球的那个球体撞了一下，停了下来。最后的一点冰也很快蒸发了，在被撞的球体上留下了一大块污迹。<br> 莫里亚蒂先生看上去好像对这个灾难倍感吃惊。他急忙向大家解释，彗星撞击地球的几率事实上很小——极其的小。但符咒已经被破除了，观众不再希望光听他说话而不问问题了。大家首次举起了手来问问题。<br> 一颗彗星也许不大可能撞到地球，但在海王星之外还有多少颗潜在的彗星呢？没有人知道，莫里亚蒂回答道，因为现在的望远镜还看不到那么远的地方。<br> 但有人估计是数以百万计，或甚至是十亿计。<br> 这个回答给大家留下了不安的印象。有人大胆地提出了一个显而易见的问题：现在在天空中看到的那颗大彗星会撞到地球吗？它的轨道被精确地计算过了，莫里亚蒂回答道，它会在离地球约七十五万英里的地方跟地球擦肩而过。但是他说这话的时候，带着点犹豫的表情，显然，是他的诚实让他继续说下去，他承认，由于彗星表面上的气体蒸发时，有像火箭一样的推进力，所以彗星是现在已知的惟一一种不按正常轨道运行的天体。<br> 如果彗星真的撞上地球那会有什么后果呢？毕竟，虽然彗星的尾巴那么壮观，但它是由气体组成的，那么稀薄，几乎就像真空一样。固体的核心直径只有几英里。肯定只能造成局部毁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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