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斯克斯·蒙塔尔万（Manuel Vazquez Montalban，1939-2003），西班牙当代著名小说家、诗人、专栏作家、社会评论家、美食家。<br><br>    蒙塔尔万出生于工人家庭，早年在巴塞罗那大学主修哲学与文学。他曾参加反佛朗哥独裁政权的学生运动，并担任过西班牙共产党地方党派加泰罗尼亚统一社会党主要领导人。<br><br>    自1972年出版小说《我杀了肯尼迪》开始，他创作了二十部以巴塞罗那私家侦探佩佩·卡瓦略为主人公的侦探小说。塑造了卡瓦略这个西班牙文学中最著名的侦探形象。他因此而获得美国雷蒙德·钱德勒奖。<br><br>    2003年，蒙塔尔万在从澳大利亚返回西班牙途中，在曼谷国际机场转机时因心脏病突发而去世。

    《南方的海》故事中，富商司徒阿特·佩德尔在失踪一年后，尸体被人丢弃在巴塞罗那郊外的工地上，口袋里只有一张纸条：“谁也不会带我去南方了。”私家侦探佩佩·卡瓦略受佩德尔遗孀之托，调查杀害佩德尔的凶手以及佩德尔失踪的真正原因，这一年中他到底干了些什么。据说，他要像高更一样，到南方的波利尼西亚群岛寻找人生真谛。<br>    在峰回路转的调查过程中，佛朗哥独裁的阴影与民主时代的喧嚣、政治理想与残酷现实、爱与性、财富与人生……种种矛盾与无奈扑面而来。

    《南方的海》是西班牙当代文学的翘楚。<br>    ——中国社科院外国文学研究所所长，著名西语文学学者 陈众议<br>    <br>    佩佩·卡瓦略是一个超脱的侦探，他最大的兴趣是满足自己的胃，但当他不在寻找美食时，却能解开最复杂的谜团。<br>    ——《星期日泰晤士报》<br>    <br>    蒙塔尔万是一个对权力冷嘲热讽，对受迫者却充满温情的作家。<br>    ——《泰晤士报文学副刊》

    “走吧。”<br>    “蹦迪我可蹦不厌。”<br>    “咱们找别的乐子去。”<br>    罗莉鼓起胖乎乎的脸蛋笑了，往奥莉维亚?牛顿-约翰式刘海吹了口气。<br>    “你等不及了？”<br>    “今儿该下手了，真带劲。”<br>    “鲨鱼”一蹬罗圈腿，站了起来。迪厅的荧光拱顶如银河般闪闪发亮。他提了提裤子，跌跌撞撞地往吧台走去。招待们神奇地摸黑工作着。吧台前影影绰绰地挤了一堆人，近看才发现是一对对手臂和舌头缠绵得难舍难分的情侣。“鲨鱼”握拳轻轻敲了其中一个。<br>    “‘犊子’，起来。你妹和我可走了啊。”<br>    “婊子养的，干嘛打断我。”<br>    “雀斑”缩回热吻中的舌头，埋怨“鲨鱼”打搅的不是时候。<br>    “好吧，要是你们不想开车兜风，那可就亏大了。”<br>    “开车?‘鲨鱼’，别又拉上我，今儿晚上我可想安安稳稳地过。”<br>    “我瞅见一辆蓝色雪铁龙CX①，帅呆了。”<br>    “雪铁龙CX!那另说，这车我没坐过。”<br>    “雪铁龙CX!”“雀斑”嘴里叫着，目光往远处投去。<br>    “而且，我觉得那上头还有电话。老兄，那哪是车啊，整个一总统套房。咱四个一块儿在里头快活都成，轮子经得住。”<br>    “这个我喜欢。”“犊子”笑了，“一会儿我给老妈打电话：姐们，我在CX车里快活着呢!”<br>    “你们带罗莉一块儿出去，在纸箱厂拐角口等我。”<br>    “鲨鱼”在一束束强光的照射下穿过舞池，全身像通了电。电流从白色的地面升起，顺腿盘旋而上，最后绕出黑色的鬈发。<br>    “哥们儿，你老是呆这儿，快变成邮筒了。”出门时他对守门的说。<br>    “你替我，换我进去蹦会儿？!无事劳!”<br>    “少跟我哕嗦。”<br>    “鲨鱼”离舞池的旋转闪灯越来越远，渐渐地完全被包围在黑暗之中。他把手揣进右边裤兜，先摸到隔着衣服靠在睾丸边上的撬锁铅丝，又抚弄了几下睾丸，伸出手，正面将两个睾丸一起握住，想把它们挪挪正，或者，想试试它们牢不牢。他非常自然地走到CX车边，捅进铅丝，门轻轻弹了一下，开了。这车门，赶得上保险箱门了，后头尽是宝贝。“鲨鱼”想，车里头一股富妞的骚味。真爽!还有雪茄。更爽的是，居然还有—小瓶威士忌。他打开引擎盖，像抚摩头发丝儿那样温柔地将电线接上火，又关上引擎盖，幻想着如车主一般优雅而持重地坐上驾驶座，喝口威士忌，点支雪茄，将车缓缓发动。突然，他猛打方向盘。一个急转弯，车冲着附近的街口驶去，穿过旧砖砌成的、两旁停满汽车的隧道，来到罗莉、“犊子”和“雀斑”等候的拐角口。罗莉—头钻进副驾驶座，三扇门齐声关上。<br>    “你肯定又要说我了，搞这种车是个麻烦，跟咱们不配。”<br>    “不配的是你，我看上去可是有头有脸的人。”<br>    “你就顺从他一回吧。‘鲨鱼’!……”“雀斑”在后座上笑道。<br>    “他要是给关到模范监狱①里去了，还不是得我去四处活动。”<br>    “你活动，那是你乐意。”<br>    “太棒了!这车简直没治了!咱们去哪儿?”<br>    “去瓦尔维德莱拉②快活去。”<br>    “我宁可在床上快活。”<br>    “一边闻着松树味，一边快活，那才够劲。”“鲨鱼”说道。他一只手松开方向盘，伸进罗莉的领口，摸着她硕大坚挺的乳房。<br>    “千万别往圣安德列斯中心开，那儿到处都是无赖。”<br>    “别慌，那些无赖能嗅到紧张的气味，你们一定要自然，做出打小儿就在这车里长大的架势。”<br>    “抽什么呢，‘鲨鱼，?你还没到抽雪茄的岁数，抽了晚上会尿床的。”<br>    “瞎胡闹，这个教训叫你一辈子都记住。把手放在车上!”<br>    他们开始仔仔细细地搜身，“鲨鱼”从茫然中醒过神来，发现几米开外，有个无赖也在搜“犊子”的身，“雀斑”当着另一个无赖的面打开了包。<br>    “有个女孩受了伤。”“鲨鱼”指着罗莉。她已经下了车，屁股对着警车还在一把眼泪一把血地哭。警察转移了一小会儿视线去看罗莉，“鲨鱼”借机推了他一把。夜色下，面前有条小道，他直冲进去，没命地跑，脚后跟几乎甩在了屁股上，双臂像活塞一样使劲地前后挥舞。警哨声。警哨声。隔着距离听不太清的断断续续的骂人声。他拐了几个弯，追他的脚步声一直在耳边回响。潮湿浑浊的空气噗噗地被吸人体内，灼烧着他的肺。一条接一条的胡同，找不到合适的门洞能暂避片刻，只看见死气沉沉的高墙，那墙是砖砌的或是外面糊了层掺了沙子的水泥。突然，他来到圣安德列斯大街上，全世界所有的灯光提醒他要一只脚急刹车另一只脚保持身体平衡。几米外，军营正当班的哨兵惊讶地望着他。“鲨鱼”走上车行道，穿过灯火通明的人行道，寻找特立尼达方向依稀可辨的空地。他跑得上气不接下气，需要停下来歇会儿。他有肠胃胀气病，空气烧着肺，烧得他头晕。一道历经雨打风吹的旧木门锁着一块空地。“鲨鱼”利用木头的腐蚀风化的残痕爬上门，抓住门框上沿，靠手腕的力量往上蹭。胳膊被身子吊着，绷得太紧，一下没撑住，“鲨鱼”蹲着摔在了地上。他退后几步，又朝门冲了过去，摇摇晃晃的木头和一个劲往上蹿的身子展开了较量。他感觉到门边正顶着腹股沟，就势最后一蹿，身子从一堆土上滚了下去，在看不见的石头上撞了好几下。他跪在地上，发现自己滚到了正在施工的房屋地基里。跳过来的那扇门在土堆顶上，用对待非法侵入者的眼神注视着他。他的眼睛渐渐适应了黑暗，发现这是一处废弃已久的工地。稀里糊涂撞出的伤痛得要命，肌肉关节全都散了架。他沮丧得直冒冷汗，想找个可以藏身的角落，以免警察闯进来。就在这时，他看见了他。他的头斜靠在碎砖乱瓦之中，睁着眼注视着他，双手好似大理石般的蜗牛对着夜空。<br>    “老天爷，你真是瞎了眼!”“鲨鱼”哭着叫了起来。他向那人走去，在一步远的地方停了下来。那人肯定是死了，眼睛不再看着“鲨鱼”，而是执著地望着远处的破门，那扇门仿佛是他死前最后的希望。警哨声、刹车声、追捕声、警报声纷纷来到门外。死者和“鲨鱼”一同把希望寄托在门上。突然，门被推开了，“鲨鱼”的眼泪夺眶而出，歇斯底里的哭声发自肺腑。他找了处废墟坐了下来，这次无论如何逃不过去了。他端详着尸体，破口大骂：<br>    “混蛋，你坏了我的事，你这个婊子养的。今儿晚上遇到你，我倒了八辈子的血霉。”<br>    “咱们私家侦探是社会道德的晴雨表，毕斯库特。我告诉你，这个社会什么也不信，简直烂透了。”<br>    “是的，头儿。”<br>    毕斯库特没和卡瓦略争辩。不光是他猜到头儿喝醉了，还因为他总是随时做好听坏消息的准备。<br>    “三个月了，咱们一笔生意没做。没一个丈夫找老婆，没一个父亲找女儿，没一个王八蛋找媳妇偷人的证据。难道就没一个女人私奔?连女孩子也不离家出走了?不是的，毕斯库特。这种事儿如今比任何时候都多，只不过现在她们走她们的，丈夫也好，父亲也罢，随她们去了。连最基本的道德观念都丢在脑后，你们以前不是要民主的吗?”<br>    “民主不民主我无所谓，头儿。”<br>    卡瓦略没冲毕斯库特说话，他在质问办公室的绿墙，质问坐在桌子那头想象中的什么人。办公室是四十年代造的，三十年来，浅色的墙面泛了黑，兰布拉斯大街①边上的办公室似乎总是显得不太光亮。他又一口喝光了一杯冰葡萄酒，凉气下肚，他不由地打了个寒战。他刚把杯子放在桌上，毕斯库特又替他斟满。<br>    “别倒了，毕斯库特，我出去透会儿气。”<br>    他走到楼梯间，破旧大楼里的噪音和气味扑面而来：舞蹈学校的踢踏舞声和响板声、老雕塑家细致的雕刻声；三十年沉积下来的脏味，褪色的清漆味，门框上、楼梯间昏暗菱形气窗框上掉落的腻子粉尘味。他借着酒劲一级级跳下楼梯，还是兰布拉斯大街的空气闻着舒服。春天的天气太不正常，三月的傍晚居然阴冷。卡瓦略走了几步，做了几个深呼吸，晕乎乎的脑袋和酒精中毒的肝脏缓了口气。<br>    他在储蓄所里存了一百二十万比塞塔①，定期，利息百分之五。照这个速度，他没办法在五十或五十五岁的时候攒够退休吃利息的钱。危机啊，道德危机，卡瓦略酒劲还没过，自言自语道。他在报纸上读到劳工法律师们也在经历一场危机，工人们全找工会的法律顾问去了。全都是民主的牺牲品，连医生和公证员也是。因为必须缴税，他们开始寻思对于专业人士而言，最理想的政治状况莫过于生活在法西斯制度下却能进行某种程度的自由抵抗。<br>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