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安忆，1954年生，1970年赴安徽插队，1977年开始写作，1987年任上海作协专业作家，1989年任上海作协副主席，2001年起任上海作协主席，2006年起任中国作协副主席。<br>    迄今出版长篇小说《长恨歌》、《遍地枭雄》、《启蒙时代》，中篇小说《小鲍庄》，短篇小说集，散文集等。其中《长恨歌》获第四届上海文学艺术奖、中国第五届茅盾文学奖、首届马来西亚《星洲日报》世界华文文学大奖——花踪奖，并出版英文版、法文版；《启蒙时代》获第六届华语文学传媒大奖——2007年度杰出作家奖等等。<br>    曾以访问学者或客座教授身份到访过美国哈佛大学、哥伦比亚大学、耶鲁大学，德国汉堡大学，英国剑桥大学，日本早稻田大学，香港岭南大学等。

    感悟人生，行走世界，潜心阅读。窗外的人与窗里的人互为风景；书外的情思与书里的情思，交相辉映。“无论走到哪一座城市，只要来到后院，便会发现所有的风景都有极其相似的内心，那里有我们熟悉的有情有义的东西。”

    第一辑 永不庸俗<br>    永不庸俗<br>    我们有幸生活在这个城市，鲁迅先生生活与终年的地方。他和许广平先生在这里建设了他的大家庭之外的小家庭，生下了海婴。他们一家几经迁移，最终定居在虹口区山阴路，一条规模甚大的新式里弄里的一幢房子，身前身后，簇拥着无数同样格式的房型，里面的中等人家，以及他们为柴米油盐所忙碌的生计。鲁迅先生病中，夜里，要许广平先生开了灯，看来看去看看的，就是这里，为烟火气熏暖的四壁墙。先生，一个思想者，在这温饱的市民群里，却将他思想的力度磨砺得更为尖锐，强大。在务实与短见的风气里，不免会走向孤愤，可正是这孤愤，在这庸常人生的头顶上，开拓了一爿高远广阔的精神天空。在夜里，病中，开了灯，看来看去看看的，一定不止是这四壁墙。先生的目光，穿透出去，抵到这暗夜中，水泥世界的何处？我们平凡的眼睛，真的是追不上的。<br>    一九三六年六月二十三日，鲁迅先生逝世前大约四个月的时间，先生已是“连拿一张纸的力量也没有”，由他口授，许广乎先生笔录的《苏联版画集》序中，有这样几句：“这一个月来，每天发热，发热中也有时记起了版画。我觉得这些作者，没有一个是潇洒，飘逸，伶俐，玲珑的。他们个个如广大的黑土的化身，有时简直显得笨重……”在那个市民阶层兴起，报业发达，大小副刊充斥了轻俏的花边文字，“蔷薇蔷薇处处开”的摩登年代，先生颂扬的，是：“如广大的黑土的化身，有时简直显得笨重……”这样沉重与深刻的品质。这品质的由来其实是一个义务，担当人类的不平，苦痛，开凿未来。这也是先生自承于肩，终其一生的文和行所实践的。在这利己的享乐的都市空气中，这声音自然是孤愤的了。<br>    可是，倘若没有先生，忙碌的衣食生计中没有先生的这一份思想的劳作，这城市会是如何的面貌？那挤挨着水泥块垒，因而阴影憧憧，然后又被风月蒙上一层微明的不夜天，先生的“笨重”的思想，投下巨大的黑暗，将悉索琐碎笼罩住，于是，一些狗肚鸡肠的哭笑偃止了声色，收拢与集合起，增积体积与重量，化为蜕变的生机。<br>    这个城市，从先生身后，走过许多艰涩滞重的时日，人世在渐渐地变好。先生看苏联红场上游行的纪录片时，对海婴说：我看不到，你可看到的情景，已经演过，红场亦已谢幕。许多尖锐的冲突缓解了，或者说换了方式，世界在走向协调，和平，共同进步。同时，又产生出新的差异和问题，向人们提着更高的要求。生活仍然是严峻的，不容思想者懈怠努力。在现今的经济结构转型阶段，市场的兴起推我们追赶上现代化的脚步，却也带给我们困扰。文化市场为追求最大效益，不惜迎合庸俗的趣味，创造者迎合市场，写下规避现实的粉饰文字，“潇洒，飘逸，伶俐，玲珑的”写作者迅速产生，壅塞了这个城市，为这个城市披上一件轻薄亮丽的外衣。现在，三十年代的“摩登上海”又登上舞台，糜丽的声音不绝于耳，而我情不自禁地，要在其中追寻先生的身影，那笨重的，巨大的身影，因有了他，“三十年代”便不止是摩登，风月，夜夜笙歌，还是铁流，呐喊，堡垒。<br>    我禁不住要想起先生，揣测先生，在今天会发出怎样的声音？而我又似乎已经听见了先生的声音，他的六十年前的声音，在今天依然有声响，依然铿锵有力，依然有针对性。这孤寂的声音，穿透了多少年周而复始的时尚，潮流，至今还是声音嘹亮。那些与先生故居相似的旧里房子，大多已成为推土机下的瓦砾，碾碎了再起新高楼。在那壁缝里，还响着先生的沉重的足音，警示我们，不可堕落庸俗。我们切不可使器重后辈的先生失望。<br>    怀念萧军先生<br>    萧军先生在我辈心目中，是一个传奇式人物。尚没见他的时候，脑海里总是印着两帧情景：一是在一个北方的大雨滂沱的天气里，他撑了一柄不知为什么被我想像成非常巨大的雨伞，卷起裤脚管，粗壮的小腿蹚着齐膝的大水，去一个小小的被困的旅店里，将我热爱的女作家萧红拯救了出来。二是在鲁迅先生的灵堂，忽然闯进雄狮般的一条关东大汉，“通”地在先生遗体前跪下，扶灵放声大哭。那情景于我们像是遥远的故事，那是一个令人醉心的时代：上海的石库门内深深的天井和新式里弄房子狭小的亭子间里，常常有一个激情满怀却身无分文的年轻人，写作着意味深长却平白如话的檄文，将一整个中国沉重的命运，负上他们因结核菌而孱弱单薄的肩背。<br>    而我从来没有期待过，要去见一见萧军先生。那一年大约是夏天的时候，有一次去妈妈家，见她从外边回来，问她去了哪里，她说去看萧军先生。萧军先生住在虹口区山阴路他的老朋友家中，住房条件也不顶好，可萧军先生挤在那里，过得很得意的样子，不愿搬出来。当时我感觉到他住在与鲁迅故居大陆新村同一条山阴路的地方，很有历史意义，具有一种“五四”的味道。后来就到了这一年的冬天。记得是1986年的最后一日，也就是除夕的晚上，中国作家协会在北京饭店举行新年晚宴，我坐在桌边，忽有一个年轻的男孩走过来同我说话，具体说什么，至今已记不清了。大约是问我想不想看萧军，我说想，于是他就带了我走到大厅那一头的小厅内，里面果然坐了萧军先生，还有骆宾基老师。后来我才知道这男孩是萧军先生的孙子。名叫萧大忠。萧军先生是敦敦实实面色十分红润的一个老人，坐在那里往一大摞首日封上签字，我趁机也将手里的一把首日封递给他，他很认真也很快速地一封一封签，总是在笑，与我说着一些闲话。如同所有的公公和晚辈一样，说着那种很随便很寻常很没要紧，很没有“五四”味道的话。因此说了些什么，日后也都记不得了，只记得我问他现在还写什么的时候，他声如洪钟地说道：“我才不写呢，我为什么要受那个罪，散散步睡睡觉多舒服，我不写。”然后则说，“你们写，你们写。”我觉得特别开心，就笑了又笑，他便又嘿嘿地笑，眯得很小很弯的眼睛狡黠地看了我一眼，又说，“我受那个罪干吗？你们写，你们写。”有些恶作剧的调皮似的，好像将一份很重的负担巧妙地不动声色地推卸给了我们。我们七扯八拉了一会儿，又拍了照。昨日还将照片取出来仔细地看了：他很结实地坐在椅子里，腰板很直，扎在了那里似的，头上戴了一顶凡老公公们都戴的小帽，很开心也很调皮地笑着。那时和以后，我都不曾想到，他会那么快地离开我们。这时候，想起萧军先生，就常常和“我们”联系在一起了，他无疑就是我们中的一员，尽管他确实来自那一个遥远的不同寻常的时代。<br>    怀念萧军先生致师长那照片是事过一年之后，萧大忠寄来的。过了一些日子我才给萧大忠回信说，照片收到，请向他爷爷致敬并问好，我有些书想请他爷爷指教，这些日子就寄去，然后我又在信中说了我对萧红的崇拜。给萧军先生寄书的事情，我时而想起，时而忘记，忘记时没事人一般，想起时又一拖再拖。这期间，经常听到萧军先生的消息，一会儿说他率领了浩浩荡荡一队人马去了香港、澳门，就想着老公公威风凛凛的样子；一会儿却说他生了癌症，则想起许许多多庸医误诊的传说，期间还收到萧大忠寄来的先生送我的书——《鲁迅给萧军萧红信简注释录》。想到答应先生的书至今没有寄出，便很惭愧，惭愧了一阵子，又拖了下来，总是说：“明天寄。”到了明天，又说：“明天寄。”直到那一个江南黄梅雨季的晚上，电视新闻播出了萧军先生长辞的消息。<br>    我想着，从去年5月发现病症至今，已是一年的时间，一个八十岁的老人与癌症作了长达一年的斗争，也算是没有白饶了那病，只是不晓得这一年老人是怎么度过的，吃了哪些苦楚。再想着，那八十年的一生，几乎从头至尾走过了风云突变的20世纪，并且总是努力地走到了一个中国知识分子可能走到的前列，为我们作出了榜样。萧军先生是没有什么遗憾了，可是我们呢？我先前答应的书至今没有寄到先生手里，从此也再不能寄到先生手里，这于已故的先生是没有所谓的事情，可是于我，却再无可换回地不光彩地失信了。我给萧大忠拍了电报表示悼念，心想这于事又有何补，不过求得心情的安宁罢了。很快就收到萧大忠的信，信中说：“接你上次来信后，萧老几次提及你，他虽然读你作品不多，但对你印象还是很好的。我告之他，你对萧红感兴趣，今年1月初，他把他自己仅存的一本《萧红书简注释录》签名送给你，并令我寄上。事情拖至今天，很是抱歉，恳请谅解。”书上签名的日期是1988年1月1日，将近半年之后，先生辞世之时才到了手边，我不由要想，凡事一弄到我们儿孙辈手里就生生地被耽误了。而我们儿孙辈也不知怎么的，真正都是“不见棺材不掉泪”的。<br>    萧军先生走了，怀了那一个时代的浩气大踏步地撇下我们这些拖拖沓沓的人走了。先生是没有理由不安息的，不得安宁的是我们。为了先生，也为了我们自己，我们总应当再努力一些，再争气一些，再雷厉风行一些，也再负责一些。<br>    英特纳雄耐尔<br>    一九八三年去美国，我见识了许多稀奇的事物。纸盒包装的饮料，微波炉，辽阔如广场的超级市场，购物中心，高速公路以及高速公路加油站，集资楼大楼的蜂鸣器自动门，纽约第五大道圣诞节的豪华橱窗。我学习享用现代生活：到野外Picnic，将黑晶晶的煤球倾入烧烤架炉膛，再填上木屑压成的引火柴，然后搁上抹了黄油的玉米棒、肉饼子；我吃汉堡包、肯德基鸡腿、Pizza——在翻译小说里，它被译成“意大利脆饼”这样的名词；我在冰糕自动售货机下，将软质冰糕尽可能多地挤进脆皮蛋筒，每一次都比上一次挤进更多，使五美分的价格不断升值；我像一个真正的美国人那样挥霍免费纸巾，任何一个地方，都堆放着雪白的、或大或小、或厚或薄、各种款式和印花的纸巾，包含少有人问津的密西西比荒僻河岸上的洗手间这时候，假如我没有遇到一个人，那么，很可能，在中国大陆经济改革之前，我就会预先成为一名物质主义者。而这个人，使我在一定程度上，具备了对消费社会的抵抗力。这个人，就是陈映真。<br>    我相信，在那时候，陈映真对我是失望的。我们，即吴祖光先生我母亲茹志鹃和我，是他有生以来第一次，面对面看到的中国大陆作家，我便是他第一次看到的中国大陆年轻一代写作者。在这之前，他还与一名大陆渔民打过交道。那是在台湾监狱里，一名同监房的室友，来自福建沿海渔村，出海遇到了台风，渔船吹到岛边，被拘捕。这名室友让他坐牢后头一回开怀大笑，因和监狱看守起了冲突，便发牢骚：国民党的干部作风真坏！还有一次，室友读报上的繁体字不懂，又发牢骚：国民党的字也这么难认！他发现这名大陆同胞饭量大得惊人，渐渐地，胃口小了，脸色也见丰润。以此推测，大陆生活的清简，可是，这有什么呢？共产主义的社会不就应当是素朴的？他向室友学来一首大陆的歌曲“一条大河波浪宽，风吹稻花香两岸，我家就在岸上住，听惯了艄公的号子，看惯了船上的白帆。”<br>    和我们会面，他事先作了郑重的准备，就是阅读我们的发言稿，那将在爱荷华大学“国际写作计划”组织的中国作家报告会上宣读。他对我的发言稿还是满意的，因为我在其中表达的观点，是希望从自己的个人经验中脱出，将命运和更广大的人民联系起来。他特别和聂华苓老师一同到机场接我们，在驱车往爱荷华城的途中，他表扬了我。他告诉我，他父亲也看了我的发言稿，欣慰道：知道大陆的年轻人在想什么，感到中国有希望。这真叫人受鼓舞啊！从这一刻起，我就期待着向他作更深刻的表达。可是，紧接下来的事情是，我们彼此的期望都落空了。<br>    在“五月花”集资楼住下之后，有一日，母亲让我给陈映真先生送一听中华牌香烟。我走过长长的走廊，去敲他的门，我很高兴他留我坐下，要与我谈一会。对着这样一个迫切要了解我们生活的人，简直是千头万绪不知从何提起。我难免慌不择言，为加强效果，夸张其辞也是有的。开端，我以为他所以对我的讲述表情淡然是因为我说得散漫无序，抓不住要领。为了说清楚，我就变得很饶舌，他的神情也逐渐转为宽容。显然，我说的不是他要听的，而他说的，我也不甚了解。因为那不是我预期的反应，还因为我被自己的诉说困住，没有耐心听他说了。<br>    回想起来，那时候我的表现真差劲。我运用的批判的武器，就是八○年代初期，从开放的缝隙中传进来的，西方先发展社会的一些思想理论的片段。比如“个人主义”、“人性”、“市场”、“资本”。先不说别的，单是从这言辞的贫乏，陈映真大概就已经感到无味了。对这肤浅的认识，陈映真先生能说什么呢？当他可能是极度不耐烦了的时候，他便也忍不住怒言道：“你们总是说你们这几年吃了多少苦，受了多少穷，我能说什么呢？我说什么，你们都会说，你们所受的苦和穷！”这种情绪化的说法极容易激起反感，以为他唱高调，其实我内心里一点不以为他是对世上的苦难漠然，只是因为，我们感受的历史没有得到重视而故意忽略他要说的“什么”，所以就要更加激烈地批评。就像他又一次尖锐指出的不要为了反对妈妈，故意反对！事情就陷入了这样不冷静的情绪之中，已经不能讨论问题了。<br>    一九八九年与一九九0年相交的冬季，陈映真生平第一次来到大陆。回原籍，见旧友，结新交；记者访谈，政府接见，将他的行程挤得满满当当，我在他登机前几个小时的凌晨才见到他。第一句便是：说说看，七年来怎么过的？于是，我又蹈入千言万语不知从何说起的境地。这七年里面，生活发生很大的变化，方才说的那些个西洋景，正飞快地进入我们这个离群索居的空间：超级市场、高速公路、可口可乐、汉堡包、圣诞节、日本电器的巨型广告牌在天空中发光，我们也成熟为世界性的知识分子，掌握了更先进的思想批判武器。我总是越想使他满意，越语焉未知，时间已不允许我啰嗦了，而我发现他走神了。那往往是没有听到他想要听到的东西时候的表情。他忽然提到“避垒”两个字——Block，是不应该译成“壁垒”？他说。他提到欧洲共同体，那就是一个字——Block，“壁垒”，资本的“壁垒”，他从经济学的角度解释这个名词。而后，他又提到日本侵华时期，中国中国劳工在日本发生的花冈惨案，他正筹备进行民间索赔的诉讼请求。还是同七年前一样，我的诉说在他那里没有得到应有的响应，他同我说的似乎是完全无关的另一件事。可我毕竟比七年前成熟，我耐心地等待他对我产生的影响起作用。我就是这样，几乎是无条件地信任他，信任他掌握了某一条真理。可能只是一个简单的理由，就是我怀疑自己，怀疑我说真是我想。事情变得比七年前更复杂，我们分明在接近着我们梦寐以求的时代，可是，越走近越觉着不像。不晓得是我们错了，还是，时代错了，也不晓得应当谁迁就谁。<br>    陈映真在一九八三年对我说的那些，当时为我拒斥不听的，在以后的日子里一点一点呈现出来，那是同在发展中地域，先我们亲历经济起飞的人的肺腑之言。他对着一个懵懂又偏执的后来者说这些，是期待于什么呢？事情沿着不可阻挡的轨迹一径突飞猛进，都说是社会发展的规律和终极。有一个例子可帮助这事实，就发生在陈映真的身上。说的是有一日他发起一场抗议美国某项举策的游行示威，扛旗走在台北街道上，中午时，就在麦当劳门前歇晌，有朋友经过，喊他：“陈映真，你在做什么？”他便宣读了一通反霸权的道理，那朋友却指着他手中的汉堡包说：“你在吃什么？”于是，他一怔。这颇像一则民间传说，有着机智俏皮的风格，不知虚实如何，却生动体现了陈映真的处境。一九九五年春天，陈映真又来到上海。此时，我们的社会主义体制下的市场经济，无论在理论还是在实践，都轮廓大概，渐和世界接轨，海峡两岸的往来也变为平常。陈映真不再像一九九○年那一次受簇拥，也没有带领什么名义的代表团，而是独自一个人，寻访着一些被社会淡忘的老人和弱者。有一日晚上，我邀了两个批评界的朋友，一起去他住的酒店看他，希望他们与他聊得起来。对自己，我已经没了信心。这天晚上，果然聊得比较热闹，我光顾着留意他对这两位朋友的兴趣，具体谈话属性反而印象淡薄。我总是怕他对我，对我们失望，他就像我的偶像，为什么？很多年后我逐渐明白，那是因为我需要前辈和传承，而我必须有一个。但是，这天晚上，他的一句话却让我突然窥见了他的孱弱。我问他，现实循着自己的逻辑发展，他何以非要坚执对峙的立场。他回答说：我从来都不喜欢附和大多数人！这话听起来很像是任性，又像是行为艺术，也像是对我们这样老是听不懂他的话的负气回答，当然事实上不会那么简单。由他一瞬间透露出的孱弱，却使我意识到自己的成长。无论年龄上还是思想上和写作上，我都不再是二年前的情形，而是多少的，有一点“天下者我们的天下”的意思。虽然，我从某些途径得知，他对我小说不甚满意，具体属性不知道，我猜测，他一定是觉得我没有更博大和更重要的关怀！而他大约是对小说这样东西的现实承载力有所怀疑，他竟都不太写小说了。可我越是成长，就越需要前辈。看起来，我就像赖上了他，其实是他的期望所迫使的。我总是从他的希望旁边滑过去，这真叫人不甘心！<br>    这些年里，他常来常往，已将门户走熟，可我们却几乎没有见面和交谈。人是不能与自己的偶像太过接近的，于两边都是负担。有时候，通过一些意外的转折的途径，传来他的消息。一九九八年，母亲离世，接到陈映真先生从台北打来的吊唁电话。那阵子，我的人像木了，前来安慰的人，一腔宽解的话都被我格外的“冷静”堵了回去，悲哀将我与一切人隔开了。他在电话那端，显然也对我的漠然感到意外，怔了怔，然后他说了一句：我父亲也去世了。就在这一刻，我感受到一种深刻的同情。说起来很无理，可就是这种至深的同情，才能将不可分担的分担。好比毛泽东写给李淑一的那一首《蝶恋花》——“我失骄杨君失柳”。他的父亲，就是那个看了我的发言稿，很欣慰，觉着中国有希望的老人；一位牧师，终身传布福音；当他判刑入狱，一些海外的好心人试图策动外交力量，营救他出狱，老人婉拒了，说：中国人的事情，还是由中国人自己承担吧！他的父亲也已经离世，撇下他的儿女，茕茕孑立于世。于是，他的行程便更是孤旅了。

第一辑  永不庸俗<br>永不庸俗<br>怀念萧军先生<br>英特纳雄耐尔<br>寿岳家<br>残疾人史铁生<br>小镇上的作家<br>走出凤凰<br>见葛优<br>执绋者哀<br>我们和“叔叔”之间<br>汪老讲故事<br>阅读的要素<br>颜色的里程<br><br>第二辑  此情何堪<br>此情何堪<br>琼瑶给了我们什么<br>黄土的儿子<br>今夜星光灿烂<br>仁者寿<br>谷雨前后点瓜种豆<br>家常<br>2006年3月9日这一天<br>寻根二十年忆<br>世俗的张爱玲<br>岛上的顾城<br>寻找苏青<br>“那个人就是我”<br><br>第三辑 漂泊的语言<br>漂泊的语言<br>窗外与窗里<br>乔伊斯的脸<br>樱花的仪式<br>访日点滴<br>凡·高美术馆<br>又旅德国<br>波特哈根海岸<br>海德堡<br>吕贝克<br>见没见到瑞恩？<br><br>第四辑 日常传奇<br>日常传奇<br>男女关系的乌托邦<br>坚不可摧<br>时光顺流七十年<br>后院<br>木匠<br>市民<br>寂寞<br>故事篓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