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安忆，1954年生，1970年赴安徽插队，1977年开始写作，1987年任上海作协专业作家，1989年任上海作协副主席，2001年起任上海作协主席，2006年起任中国作协副主席。
　　迄今出版长篇小说《长恨歌》、《遍地枭雄》、《启蒙时代》，中篇小说《小鲍庄》，短篇小说集，散文集等。其中《长恨歌》获第四届上海文学艺术奖、中国第五届茅盾文学奖、首届马来西亚《星洲日报》世界华文文学大奖——花踪奖，并出版英文版、法文版；《启蒙时代》获第六届华语文学传媒大奖——2007年度杰出作家奖等等。
　　曾以访问学者或客座教授身份到访过美国哈佛大学、哥伦比亚大学、耶鲁大学，德国汉堡大学，英国剑桥大学，日本早稻田大学，香港岭南大学等。

　　《情感的生命》是中国当代著名女作家王安忆的散文精品集。王安忆说：“散文在语言上没有虚构的权利，它必须实话实说……散文使感情呈现出裸露的状态，尤其是我们使用的是这么一种平铺直叙的语言的时候，一切掩饰都除去了。所以我说它是感情的试金石。”
　　读王安忆的散文，你会感觉到江南才女之婉约细致的文风正徐徐向我们吹来，如沐江南早春的微风般舒畅。

　　第一辑  过去的生活
　　过去的生活
　　有一日，走在虹桥开发区前的天山路上，在陈旧的工房住宅楼下的街边，两个老太在互打招呼。其中一个手里端了一口小铝锅，铝锅看上去已经有年头了，换了底，盖上有一些瘪塘。这老太对那老太说，烧泡饭时不当心烧焦了锅底，她正要去那边工地上，问人要一些黄沙来擦一擦。两个老人说着话，她们身后是开发区林立的高楼。新型的光洁的建筑材料，以及抽象和理性的楼体线条，就像一面巨大、现代戏剧的天幕。这两个老人则是生动的，她们过着具体而仔细的生活，那是过去的生活。
　　那时候，生活其实是相当细致的，什么都是从长计议。在夏末秋初，杠豆老了，即将落市，价格也跟着下来了。于是勤劳的主妇便购来一篮篮的杠豆，捡好、洗净。然后，用针穿一条长线，将杠豆一条一条穿起来，晾起来，晒乾，冬天就好烧肉吃了。用过的线呢，清水里淘一淘、理顺、收好，来年晒杠豆时好再用。缝被子的线，也是横的竖的量准再剪断，缝到头正好。拆洗被子时，一针一针抽出来，理顺、洗净、晒乾，再缝上。农人插秧拉秧行的线，就更要收好了，是一年之计，可传几代人的。电影院大多没有空调，可是供有纸扇，放在检票口的木箱里。进去时，拾一把，出来时，再扔回去，下一场的人好再用。这种生活养育着人生的希望，今年过了有明年，明年过了还有后年，一点不是得过且过。不像今天，四处是一次性的用具，用过了事，今天过了，明天就不过了。
　　梅雨季节时，满目的花尼龙伞，却大多是残败的，或是伞骨折了，或是伞面脱落下来，翻了一半边上去，雨水从不吃水的化纤布面上倾泻而下，伞又多半很小，柄也短，人缩在里面躲雨。过去，伞没有现在那么鲜艳好看，也没那么多花样：两折，三折，又有自动的机关，「哗啦」一声张开来。那时的伞，多是黑的布伞，或者蜡黄的油布伞，大而且坚固，雨打下来，那声音也是结实的，啪、啪、啪。有一种油纸伞，比较有色彩，却也比较脆弱，不小心就会戳一个洞。但是油纸伞的木伞骨子排得很细密，并且那时候的人，用东西都很爱惜，不像现在的人，东西不当是东西。那时候，人们用过了伞，都要撑开了阴乾，再收起来。木伞骨子和伞柄渐渐就像上了油，愈用久愈结实，铁伞骨子，也决不会生锈。伞面倘若破了，就会找修伞的工匠来补，他们都有一双巧手，补得服服贴贴，平平整整。撑出去，又是一把遮风蔽雨的好伞。小孩子玩的皮球破了，也能找皮匠补的。藤椅、藤榻，甚至淘箩坏了，是找篾匠补，有多少好手艺人啊！现在全都没了。结果是，废品堆积成山，抽了丝的丝袜，断了骨子的伞，烧穿底的锅，旧床垫，破棉胎……现在的生活其实是要粗糙得多，大量的物质被匆忙地吞吐着，而那时候的生活，是细嚼慢咽。
　　那时候，吃也是有限制的，家境好的人家，大排骨也是每顿一人一块。一条鱼，要吃一家子，但肉是肉味，鱼是鱼味，不像现在，肉是催生素催长的，鱼呢，内河污染了，有着火油味，或者，也是催生素催长的。那时，吃一只鸡是大事情，简直带有隆重的气氛。现在鸡是多了，从传送带上啄食人工饲料，没练过腿脚，肉是松散的，味同嚼蜡。那时候，一块豆腐，都是用卤水点的。其实，好东西还是那么些，要想多，只能稀释了。
　　这晚，去一家常去的饭店吃晚饭，因有事，只要了两碗冷面。其时，生意正旺。老板和伙计上上下下地跑，送上活蛇活鱼给客人检验，复又回去，过一时，就踹上了滚热的鱼虾蛇鳖。就是不给你上冷面，死活催也不上，生生打发走人。现在的生意也是如此，做的是一锤子买卖。不像更远的过去，客人来一回，就面熟了，下一回，已经与你拉起了家常。店家靠的是回头客，这才是天长日久的生意之道。不像现在，今天做过了，明天就关门，后天，连个影子都不见了。生活，变得没什么指望。
　　成 长
　　这是一些日记的残页。大六十四开的尺寸，纸张黄，而且粗糙，没有行线，但居然不洇水。原先的本子一定散架，其他大部分都不知道哪里去了，这里只剩有十几页，上面还有着水迹。字是用极细的钢笔尖写下的，字很小，却相当清晰，端正，而且认真，写错一个字，便划掉重来。那时候，没有简化字，许多字都是繁体。真是难想象，在这样粗劣的黄纸上，这样细小的字，每一道笔画都不省略，清晰地写下。而且，记录相当详细。日记，没有年份。向友梅叔叔和苏平叔叔打听，他们在“沈太鹿”地方搞土改，当是一九四七年，鲁南突围之后。“沈太鹿”这三个字妈妈也写错了，写成“沈项鹿”。距今已经五十多年，这些日记显见得是经过了许多艰苦的日子幸存下来的。
　　在第一片残页的顶上，有前一篇日记的最后一行，写道：“联想到自己的转党问题，心焦得很。”可知她是在党员的候补期，正争取转正。从日记中看，也看出她急迫地要求自己成熟和坚强起来，多少带有着一点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狂热性。我应当承认，我妈妈身上带有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成分，她受教育并不多，可她喜欢读书，敏于感受，飘零的身世又使她多愁善感。年轻时代的她，甚至是感伤主义的。她喜欢《红楼梦》。我十一岁的时候，提出要看《红楼梦》，我妈妈就很积极地引导我，从第三回黛玉进贾府读起，这样可以快些进入故事。她又提前翻到第五回，贾宝玉游太虚幻境，读金陵十二钗的册子，解释给我听册上的那些凄婉的诗和画。在这之前，她没有忘记预先翻阅一遍《红楼梦》，将有关性事的描写，全细心地折起来，沾上。其实，这是白搭，我全揭开来看了。可是，看也白看，我完全不明白那写的是什么，古人实在太含蓄了。妈妈她看越剧《红楼梦》，对黛玉焚稿的那一句唱词特别有感触：“我一生，和诗书作了闰中伴。”这“闺中伴”三个字，是何等的凄凉，寂寞，且又洁净。这时候，便会想到妈妈也有着的少女时代。母亲通常是没有少女时代的，她们跳跃过少女的岁月，直接就做了成年女性。我们很少去想象她们做姑娘的情景，尤其是像我这样的革命的妈妈。感时伤怀的闺阁情致，被遭际和革命，还有时间，淹埋了。但在某种特定的时刻，它们又会显露出来。在我年轻时候，被感情的事情搞得很烦恼，我妈妈给我写信说，其实不结婚也挺好，林黛玉的“葬花词”中不是有一句“质本洁来还洁去”，这真是很美的境地。虽然是在动荡和困窘中的少女时代，无一刻不为生计所苦，但我妈妈依然保持了清丽的精神。生活的压榨没有使这精神萎缩，反而将它滤得更加细致和纯粹。这是源于天性的结果。我妈妈天性严格，对感情要求很高，她生来不容忍低级趣味。而且她又特别坚持，很难为其他所动。在这点上，她甚至称得上顽固。一九八三年我和妈妈受聂华苓邀，在美国爱荷华小住，曾经遇到过一位林云大师，替我们测五行。记得他为妈妈测时，说我妈妈的木是槟榔木。这是“木”中最坚硬的一种，决不动摇，毫无圆通之处。这位林云大师还对我说：你妈妈是个了不起的人！可我当时并不以为然，觉得我妈妈冥顽不化。这是需要时间和阅历，还有距离，来进行认识的品质。
　　我妈妈的这种对感情格调的高度要求，在革命中得到了满足。共产主义思想的忘我性和人类性，可说是感情的至尊。我想，这就是我妈妈在革命队伍中迅速成长起来的理由。她这个幼年失怙的孩子，已经有过一些阅历，前途茫然，可也不是绝对没有出路。在姨母朱家寄居，人家至少是接纳她的。今天，朱家的后代还对我妈妈与他家结怨感到不解，他们很委屈地说：我们并没有得罪过她！或者继续住朋友家，在一间私人小学校任教，挣一份薄薪。这家旧交至今还往来着，后辈我们也做了新一轮的朋友。我妈妈在他家里过十八岁生日时，这家的母亲还能想起为她煮两个鸡蛋。这家的父亲则会为她和他家女儿，共剪三段旗袍料子，让她们合穿。那间小学校的女校长，在失业严重的时节，依然给我妈妈下了续任的聘书。但我妈妈终于没有续任，离开了上海。其实，已不止是谋生，而是带有精神的追索。她一直不快乐，甚至是抑郁的，住在人家家里，别人无意的一句话，都会使她流泪，引起她对身世的感触。她真有点像林黛玉了。她和我的二舅舅，和四舅舅，应我大舅舅的安排，一起去往苏北根据地。这时候，她对革命没有一点认识，完全不了解前边等待她的，是什么样的生活和命运。
　　我十七岁的生日，是处在一个暗淡的时期。离家，远行，独自一人生活在陌生的村庄，看不见前途。我妈妈要送我一件有意义的礼物，能够鼓励我坚持下去，虽然她也不知道坚持下去是什么结果。思来想去，她决定送我一本书，高尔基的人间三部曲的第二部《在人间》。我小时候很喜欢高尔基的《童年》，而此时我已经度过童年，走上社会，确实应当开始下一课了。这个想法很不错，可却不那么容易办到。一九九一年，市面上不用说是买不到这本书，唯一的办法是去向私人要。此时此刻，凡家中有藏书的，或者是抄家抄走了，或者自己就自觉清理了。后来，我妈妈找到了她的好朋友，文学批评家欧阳文彬阿姨。欧阳文彬阿姨家还保留了一些书，却没有高尔基的《在人间》，但是她允许我妈妈挑选一本别的书，任何一本书。于是，我妈妈便在她的书橱里大翻特翻，最终挑出了一本前苏联小说《勇敢》。这是一位女作家薇拉?凯特玲斯卡雅所著，中国青年出版社一九五四年出版，写的是前苏联头几个斯大林五年计划中，青年开发远东的故事。它也同样适合我十七岁的年龄和上山下乡的处境，是比高尔基的《在人间》更为积极，也更具时代精神。虽然，我处的那个“人间”，与高尔基的更为相似。我妈妈在扉页上写了这么几行字——给我的小女儿安忆：告别五彩缤纷的童年，革命的青年时代开始了，革命是严肃的，壮丽的，也是艰巨的，因此需要勇敢！勇敢！再勇敢！
　　这本小说相当好看，刻画了一群年轻人，人各有貌。我妈妈最感兴趣的是其中一个叫做“托尼亚”的少女。托尼亚的外号叫“干面包”，她经历过残酷的生活，特别严肃，排斥一切轻佻的感情，向往牺牲，奉献这样崇高的概念，这使得她显得颇不近人情。所以，她又是孤独的。我妈妈很兴奋地说：这个人物很好，不知道往下会怎么发展。往下的发展却令她十分失望，托尼亚最终是以自我否定为觉醒的，她认识到自己的原则性是虚伪的，因为缺乏人性。然后，她冻结着的感情便复活了，而且汹涌澎湃，不可抑制，于是落入薄幸青年之手，接受了生活又一番考验。我妈妈说作者没有能力发展这个人物了，只能让她转弯。她的批评有道理，托尼亚这个人，已经告别了人情之常，本应该有超凡脱俗的表现，可作者却又使她回到人情之常，确实令人不够满意。我妈妈这样偏爱托尼亚，是不是因为，她和托尼亚有一点像呢！
　　一九四七年的土改日记里，记录他们下乡前学习，顾绛坦言自己的软弱，我妈妈的反应相当激烈，认为是“失去立场”。并以受刑的烈士鼓舞自己，认为信念是可以支持人超过极限的。在以后的记录里，她可说时刻严格要求自己，原则性极强，难免是有些教条的。从上海去到新四军根据地，她基本生活在市民或者小知识分子中间，她的见识贫乏得很，对中国农民谈不上有什么了解。生活在中国的腹地，有着几千年文明历史的中原农民，对世事人情有着深刻的经验，绝不是我妈妈的简单阶级观念所能分析得了的。说实话，他们的智慧对付我妈妈绰绰有余。但我妈妈也使他们感到棘手，她是那样，那样的不近人情。大寒天里光着脚，穿着单裤在乡野奔波，于是几次用棉裤去贿赂她。其实他们不知道，仅仅四年前，我妈妈还在上海为无钱添置冬衣哀怨，在日记里写下伤感的文字。我妈妈到了村里，就四下乱钻，学了当地话与农人聊天。她对中原地区的方言显然生得很，日记本上，将“馍馍”的“馍”，生造出一个“麽”字。她热切地喊着“大爷”“大爷”的，尽力撇开学生腔，以期得到农人的信任。她绷着脸坐在村干部为她设置的酒席上，让人家很下不来台。她搜罗着蛛丝马迹，从中研究形势。到后来，能看出，那几个狡黠的富裕农民，也拿她毫无办法。日记就中止在他们的僵持之中，不知道以后事情是怎么发展的。土地册子有没有到手？浮财分完了，群众再怎么发动？冬儿呢，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物！我妈妈陷于困难之中，甚至是她，也不可阻挡地开始消沉，那么，她又将如何坚持她的信念，最终完成任务？我们只能从整个土改运动的进程和完成中去寻找答案了。
　　在我妈妈一根筋地忙分地的插挡里，她流露过一次私人感情，那就是在十一月二十二日这一天，“丁队长”和她聊天之后的一段抒发。这段话读起来有些费解，但倘若将人称确定了，就比较好懂了。照我的理解，“但今天这位英雄又是在这样一位好友的爱人面前吐出这样毫无拘束的话……”其中“这位英雄”，指的就是我妈妈自己。还有“能够享受到他俩爱情以外的友谊，尤其是她俩的”，这“她俩”指的是我妈妈和好友魏峨。一谈到私人感情，我妈妈的学生腔就毕露无遗，但能看出，她是努力要将这感情描绘得壮美一些。接下来，她终于软弱了一下，“微微感到一些惆怅”，她承认“我不是一个圣人”，然而，即刻又昂扬起来。真正使她难过的，还是工作上的不进展。
　　从我妈妈的履历表上，何时入党并转正这一栏中写着，一九四七年入党，候补期为半年，按时转正。那么，紧接着，令我妈妈心焦的转正问题就如愿解决，她终于成为共产党员。在她一九四九年五月进上海的两则日记中，回想她参加革命的六年时光，写道：“这六年，伟大的中国共产党把我变成一个不再流眼泪不再悲观，不再为一个爱人，或一个亲人而痛哭流涕，一个革命女战士，毛泽东的文化兵，光荣的共产党员，人民的好儿女。”这写于一九四七年土改运动中的日记，便正是记录了她成长的一段历程。

第一辑 过去的生活
过去的生活
成长
茹家娄
插队后记
回忆文学讲习所
办公室的回忆
非典时期的生活
男之俊
女之倩

第二辑 独语
独语
思路
麦田物语
死生契阔，与子相悦
华舍住行
正是梅雨季节时
二月里来好风光
塞上五记

第三辑 情感的生命
情感的生命
摹写的精神
用你的矛攻你的盾
气氛
欧刀吴斧削江郭
女作家的自我
我的小说观
谁来听故事
面对自己

第四辑 充满梦幻的时代
充满梦幻的时代
艺术是一个过程
“美国梦寻”
“上海味”和“北京味”
另一个时代正在到来
我是一个匠人
街灯底下
写作课程宣言
小说如是说
在偏僻的地方读书
上海影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