童心论
因了明代出了一位桀骜不驯的奇才李贽，著了一篇名标千古的《童心说》，五百年来争议论说不断。李贽是一位汪洋恣肆的人，对先贤往哲的不恭，大似战国时的庄周。于是重礼而主敬的大儒们，对李贽的“不敬”往圣是有些恼怒了。我们知道，李贽是一位爱骂人的先生，但他自己似乎也知道社会上的物议，干脆著《三蠢记》以描述当时的岁寒三友：定见、深有和李贽。此三人者，李贽皆称之为“蠢物”。李贽爱骂人，而定见、深有不惟不恨李贽，反而亲善之，李贽则自诩，“以我口恶而心善，言恶而意善也”。
细审之，李贽的《童心说》有几点确乎是他敏锐而智慧的创见：
一、“童子者，人之初也；童心者，心之初也。”
二、童心是会遽而丢失的，当此之时，“童心既障，于是发而为言语，则言语不由衷；见而为政事，则政事无根柢；著而为文辞，则文辞不能达”。
本段将界定一下童子和童心。李贽以为，童子是年龄之界标，是“人之初”，而“童心”则与年龄无关，李贽说童心乃是“绝假纯真，最初一念之本心”。
李贽此处所强调的是童心本真说，与孟子性善之说本无龃龉。孟子以为那不学而能的为“良能”，不虑而知的为“良知”。在他论述恻隐之心：仁、羞恶之心：义、恭敬之心：礼、是非之心：智的时候，以为这是“性”中已具其端的“根本善”，乃“性”之所固有，非本来无有而勉力得之者。李贽的“最初一念之本心”、童心之丧失，与荀子的性恶说则殊途而同归。荀子以为人生就的本性是恶，是“不事而自然”的存在，那是已经完成了的自在之物。恶向善的转化则需要学习。李贽说，如果你遇到不是“真正大圣人童心未曾失者”，那你便会遇到三种不测的危机：一、“有闻见从耳目而入，而以为主于其内而童心失”；二、“其长也，有道理从闻见而入，而以为主于其内而童心失”；三、“其久也，道理闻见日以益多，则所知所觉日以益广，于是焉知美名之可好也，而务欲以扬之而童心失；知不美之名之可丑也，而务谷欠以掩之而童心失”。也就是孟子所谓“良知”、“良能”的丧失，即那人生已具其端的“根本善”的丧失。李贽所说的三种不测的危机，则是荀子“不事而自然”的罂粟之花、魔鬼之果。
荀子讲，人性之初本身已恶矣，向善则需学习，不学习则恶果是自然的；李贽则说，人心之初：童心是善的，然则学而不当则恶：童心失。苟子是不学则恶，李贽是学而不当则恶，虽本初径庭，而后果则一。中国古人学未尝不，所缺者往往是逻辑，影响了他们审问的精当和明辨的准确。孟、荀、李贽之间，恐怕本质上都有相通之处。
如果我们将童心理解为本真之性，那么在此领域谈得最彻底的还是东周时代的老子和庄子。他们共认为当下的自然状态即绝对之善。天下之所以有“善”与“不善”，乃是混沌的大朴已散、大道废除之后，滋生出仁、义、礼、智，都不是善果，都是本真之性的丧失。在他们心目之中，至善乃是任其性命之情，性命之情是自然的，而仁义之类则是人为的。庄子在《骈拇》中讲：“夫待钩绳规矩而正者，是削其性者也；待绳约胶漆而固者，是侵其德者也。”他又在《马蹄》中说：“及至圣人，蹩蹙为仁，踶跂为义，而天下始疑矣。”因此，道家的终极目的是复归，复归于婴儿，复归于无极，复归于朴；是知其白而守其黑，知其雄而守其雌，知其荣而守其辱；是以柔弱而胜刚强。因循至虚极，守静笃的天道，则归本根，在老庄看来本根之性便是婴儿、无极和朴。
或云，以《老子》之辩证法观古往今来之治乱兴亡、成败得失，后发制人，所有“无为”后面隐含的“无不为”的巨大功利目的，显然离“自然状态”的“绝对的美”的境界不可以道里计，何以在有关童心的论述中竟会发现老子的透辟和周赡？固然《老子》是一部不可比量的大雄略的著述，他的“挫其锐，解其纷；和其光，同其尘”（《老子·第四章》）、“天地之间，其犹橐龠乎？虚而不屈，动而愈出。多言数穷，不如守中”（《老子·第五章》）、“圣人处无为之事，行不言之教。万物作焉而不辞”（《老子·第二章》），此中固有种种处世为人的透彻之说，可谓慧智；又如“夫惟不争，故天下莫能与之争”（《老子·第二十二章》）、“大直若曲，大巧若拙，大辩若讷”（《老子·第四十五章》）、“将欲歙之，必固张之；将欲弱之，必固强之；将欲废之，必固兴之；将欲夺之，必固与之”（《老子·第三十六章》），这一切简直证明了老子是一位老谋深算的大策士，治国平天下，老子绝不会稍让孔子专美于世。正因为老子深知物极必反，故提出“柔弱胜刚强”，“人之生也柔弱，其死也坚强。万物草木之生也柔脆，其死也枯槁，故坚强者死之徒，柔弱者生之徒”（《老子·第七十六章》）。老子看清了宇宙万有包括社会人生的发展，他发现，生命的婴孩时期虽然柔弱，但却包含着无穷的活力，未来绝对属于他，柔弱必然取代坚强，而宇宙万物在坍塌垂危或老朽衰败的时节绝对是坚硬而枯槁的。我们所应做的应该是甘于居卑而处微、功成而身退。复归于婴儿者，乃阅尽人间春色之后的返璞归真，使自己真正做到“为而不争”（《老子·第八十一章》），老子所谓“婴儿之未孩”者，童心也，无争之心、混沌之心也（《老子·第二十章》）。“我愚人之心也哉！沌沌兮。俗人昭昭，我独若昏”，也许郑板桥爱题的“难得糊涂”正是这种老子式的大慧智。“慧智出，有大伪”，我们很容易误以为这种聪明之后的糊涂是“大伪”的所在，我想，这种理解是不公正的。倘若然，老子正可以不说，郑板桥正可以不写，免生俗世置喙。学会看古人之文，知其良苦之用心，是会看书、看懂书的基本条件。
在此就可以仔细地鉴赏我画的《老子出关》了。那老子慈眉善目，潭壑碧水似的眼神，表明他无与伦比的智慧，正所谓情深而不诡，风清而不杂者也。而天下第一等的难事是，既有大智慧而又避免了大伪的浸染。从那飘拂的须眉和身在化外的情态，我们似乎可以回忆那《道德经》八十一章的全部内容。这些内容无疑是一部心灵的实录，它终极皈依乃是“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的根本回归。那于牛侧踏歌的童子，神情清纯，气质非凡，是具备了孟子“善之端”的少年，也可以说是克除了荀子本然自在的“恶”，经历了善的修为的一种当下的至善。你们不难看出一幅好的中国画，必须根植于民族文化的沃土，它是历史的、哲学的而又是高度笔墨技巧的展示。
初心：童心，在孟子和荀子那里的区别是可以统一的。孟子说的是“善之端”，并未保证其永善。而荀子也不曾否认已然的恶向善的转化。西方古代民谚说上帝造人时，一半是魔鬼，一半是天使。而近代科学的DNA和RNA基因，未来必可分析出善和恶的构成基因之不同。孟子和荀子如果在战国之时有如此高度的生物学修养，他们会携手而笑。孟子说，当我称性善的时候，那恶的DNA和RNA在休眠；荀子说，当我痛恨本然存在的恶的时候，那善的DNA和RNA也在休眠。今天，人类惟一最大的修为，不在身外的一切，而在身内，在于心，让恶的基因休眠吧！时间孔亟，不能久待，一旦全人类在核武器的轰鸣中同归于尽的时候，那就还得再等亿万斯年，出现新的物类，那和人类当然不是一回事，等待他们善的基因再来扼制恶的基因，那已是不用我们着急操心的事了。人类，难道我们不能同心同德地将身内的基因趋向于善？这已是拯救地球和人类的惟一通道。契约？世界曾有这样那样的契约，即使将来有全世界的和平宪章，而它对于“道法自然”的伟大皈依，不过是废纸。心灵的事只有用心灵的方法去解决，你会相信那些契约吗？因为签订那些契约有的天真的浮士德，也有穷凶的靡菲斯特。
主宰宇宙的永远是善，惟其如此，才会有天地之大美展现在我们眼前。“恶”，即使会得逞于一时，但宇宙的大规律会使它速朽，不得永年。“飘风不终朝，骤雨不终日。孰为此者？天地。天地尚不能久，而况于人乎？”（《老子·第二十三章》）所以老子希望人们能做与天地道德同步的事，过一种“见素抱朴，少私寡欲”的生活（《老子·第十九章》）。
至此，我们大体知道此文之标题“童心论”的涵义。“童心”二字只为方便明晰而摘取之，且童心二字代有贤者使用，似已然有甚多附加之深义在。其实，“童心”可以视为中国亘古至今的一个永恒命题，“童”与大人、圣人，“童”与天地、宇宙、本初、朴、无极有并列不悖之义，可谓同姓而异名。古人就心、性、情（张载）、性善（孟）、性恶（荀）的种种议论发明，都有张载所见到的大气迁流，万象纷陈，“民吾同胞，物吾与也”、“无一物非我”的感慨。童心者，大人之心也，圣人之心也，岂其有他哉？那是无瑕无疵、无邪无垢的心灵境域，那是一个纯粹高洁的代号，是追逐之象征，而非辩说之结果，亦宛若孔子之“仁”，也是一种道德的标示，即人生最高的当然准则，那也是无需辩说而后存在的。
论及“童心”，必论及中国作为士的阶层道德的构建，在此我们必须提及的有宋明理学家张载、朱熹和王阳明。
谈及张载，我们知道他是宋代理学划时代的大师，他的成长过程中似乎与我们范家有着一定的渊源。年轻时，张载崇拜先祖范仲淹，他啸聚了几个有血性的哥儿们，要与党项人一拼，收复洮西失地。范仲淹大概看出这书生还是回去读书为好，这次的劝阻，的确为中国留下了一个大哲学家。从这件事却看出了张载的童心。
在张载看来，人性有二，一日本然之性，这是天地宇宙的全体之性，是一种“纯善”之性；一日气质之性，在宇宙大气迁流中（或如现代天体物理学之大爆炸所引致的冲击波），各种物类形成，纷总总其离合兮斑陆离其上下，物类既异，气质且殊，因此气质之性有善有不善，而这种有善有不善的气质同样存于人性之中。张载看来，以上所述之性是根本的，有性矣，复有知觉，便成为心。这心包含了性（纯善之性和气质之性：有善有不善之性），性之发为情，情亦在心中。这时我们还不可以认为这“心”便可称“童心”，在气质没有修为之前，称之为“童心”还过早。他在《理窟·气质》中说：“人之气质美恶与贵贱夭寿之理，皆是所受定分。如气质恶者，学即能移。”在张载心目中，人生头等大事是变化气质，这变化的是“气质之性”。而与此同时，要悉心呵护天地之性，人人都有与宇宙全体之性同在的纯善之性，这种反省自明的作圣的工作，能使“天道合一，存乎诚”（《正蒙·诚明》）。这儿与天道合一的性，便是我们要证明的“童心”了。“童心”原来便是天人合一的伟大胜果。当人性中保持住了张载所称的天地本然之性，又诚恳地进行了气质的变化，那就做到了洛阳二程所说的“天人本无二，何必言合”（《河南程氏遗书·第六章》）的无间隙的天即人、人即天的境界。在这里，“童心”化成了一种宇宙最本然的存在。体现了这种大存在的是为大人、圣人。
由此引出一位大人、圣人，那就是南宋的大理学家朱熹。在奸佞当道、残害忠良的时节，宋宁宗朝发生了“庆元党禁”，首当其冲的是良臣赵汝愚和大儒朱熹。党禁迫害变本加厉，朱熹之学由“伪学”而为“伪党”，由“伪党”而为“逆党”，群丑蹀躞跳荡，丑态毕现，而于风云之中有两位足具“童心”者在焉：朱熹和辛稼轩。辛稼轩虽与党禁之祸无涉，但他是朱熹的好朋友，习相远而性相近，而且都具备着“舍德之厚，比于赤子”的一颗纯粹不染的童心。有了这样的童心，他们就柔弱胜刚强，“毒虫不蜇，猛兽不据，攫鸟不搏。骨弱筋柔而握固”（《老子·第五十五章》）。朱熹处变不惊，临危不惧，在险境中安坐教席，拂尘而谈经，在从容应对时变中去世。迟暮的英雄辛稼轩哭拜于朱熹墓前，写下了“所不朽者，垂万世名，孰谓公死，凛凛犹生”（《宋史》卷四百《列传第一百六十》）的名句，还写下了“算不如闲，不如醉，不如痴”（《行香子》）的痛疾时弊的词句。《老子》书有云“赤子”终日“号而不哑，和之至也”，辛稼轩为了朱熹所作的愤怒呼号，不止终日而不哑，而且亦当干秋而不哑。
朱熹的著述，有一部专谈为人之气质、气象者日《近思录》。宋代的理学家是重气质、气象的。张载之论已如前述，又如洛阳二程说：“人须当学颜子，便入圣人气象。”记得《论语》有关颜回的有：“吾与回言终日，不违如愚。退而省其私，亦足以发，回也不愚”（《论语·为政第二章》）、“回也闻一以知十”（《论语·公冶长第五章》）、“回也，其心三月不违仁，其余则日月至焉而已矣”（《论语·雍也第六章》）、“贤哉回也！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贤哉回也！”（《论语·雍也第六章》）看出了颜回的君子儒雅风范和内美修能，也看出了他的刚毅木讷。进问之，颜回“不改其乐”，其乐为何？真正地能行仁，“仁远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论语·述而第七章》），时刻“欲仁”，那便是推己及人，力行忠恕，不以巧伪以赢人心，那便是颜回的至极快乐，乐以忘忧，仁者不忧，便入于圣人气象矣。“不违如愚”，似听话之学子；“闻一以知十”，绝对是聪颖之学子；“三月不违仁”，有弘毅精神之学子；“一箪食，一瓢饮”，固力行而克己复礼之学子。瞻其气质，“如婴儿之未孩”，而视其气象炎炎其扬灵之大哲也。微颜回“童心”具足为无疑者矣。朱熹对孔子、颜回、孟子有精辟简赅的评语云：“仲尼，天地也；颜子，和风庆云也；孟子，泰山岩岩之气象也。”“仲尼无迹，颜子微有迹，孟子其迹著。”朱熹惟言其状态之不类，而并不欲辨其高下轩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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