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年的母亲
倏忽之间，兵已做了十四春秋，每遇了过年，就念着回家。急慌慌写一封家信，告母亲说，我要回家过年，仿佛超常的喜事。母亲这时候，便拿着那信，去找人念了，回来路上，逢人就说，连科要回来过年了，仿佛超常的喜事。接着，过年的计划全都变了，肉要多割些，馍要多蒸些，扁食的馅儿要多剁些。做这些事情时，母亲的陈病就犯了，眼又涩又疼，各骨关节被刀碎了一样。可她脸上总是笑意充盈着，挖空儿到镇上的车站，一辆一辆望那从洛阳开来的长途客车。车很多，一辆又一辆地开来；人也很多，一涌一涌地挤下。她终于没有找到她的儿子，低着头回家，夕阳如烧红的铁板样烤压着她的后背。熟人问说哪儿去了？她说年过到头上了，却忘了买一包味精。那人又说味精不是肉，少了也就少了。母亲说，我孩娃回来过年，怎能没了味精呢。回到家，母亲草草准备了一顿夜饭，让人吃着，身上又酸又疼，舀了饭，又将碗推下，上床早早睡了。然却一夜没有合眼，在床上翻着等那天亮。天又迟迟不亮，就索性起来，到灶房把菜刀小心地剁出一串烦乱的响音。剁着剁着，案板上就铺了光色，母亲就又往镇上车站去了，以为我是昨晚住了洛阳，今早儿会坐头班车回家……
这样接了三朝五日，真正开始忙年了。母亲要洗菜、煮肉、发面、扫房屋，请人写对联，到山坡采折柏枝，着实挖不出空闲，就委派她身边邻舍的孩娃，一群着到车站等候。
待孩娃们再也感觉不到接人的新鲜，母亲也就委派不动他们了。那车站上就冷清许多，忽然问仿佛荒野。可就这时候，我携着孩子，领着妻子，从那一趟客车上下了来，踩着那换成了水泥的街路，激动着穿过街去，回到了家里。推开门时，母亲正围着围裙在灶房忙着，或在院落剥玉蜀穗儿喂鸡，再或趴在缝纫机上替人赶做过年的新农。然无论忙着什么事情，那块自染的土蓝围裙总是要在腰上系着。这时候看见我、妻和孩子，便略微一怔，过来抱了她的孙子，脸上映出难得有一次的红润，说你们外面忙，火车上人又多，回不来就不要回了，谁让你们赶着回来过年呢？明年再也不要回了！
妻不是农村的人，她一生受到的是和农村文化截然不同的教育，甚至和她同样的城里人相比，那教育也很独僻，所以与乡村的文化和习俗，她是坚决地格格不入。每次回家，打算着初六返回，初二她便焚心地急。今年过年，我独自同孩子回了，且提早写信，明确日期：腊月三十回家，午时到洛阳，下午晌半到镇上。一切都准时得少见。长途客乍颠到镇上时，我问孩子：
“见了奶奶你怎么办？”
“让奶奶抱着。”
“说啥？”
“说奶奶好，我想你。”
“还说啥？”
“说妈妈上班回不来，妈妈让我问奶奶好。”
“还怎样？”
“过年不要奶奶的压岁钱。”
这就到了镇上。镇上一如往年，路两边摆有烟酒摊、水果摊、花炮摊。商店的门依然地开着，仿佛十四年未曾关过。这时候已贴了大年，采买的人都已买过，卖主们也只等那忘买了什么的粗心人突然光顾、街上是一种年前的冷清，想必大人们忙着，孩娃也在家里忙着。我拉着孩子下了汽车，四顾着找寻，除了夕阳的光照，便是摊贩收货回家的从容，还有麻雀在路口树上孤独的啁啾。
没有找到我的母亲。
孩子说：“你不是说奶奶在车站接我吗？”
我说：“奶奶接厌了，不来啦。”
我牵着孩子的小手，背着行李从街上穿过。行李沉极，全是过年的货品：酒、烟、水果糖、糕点、麦乳精、罐头和孩子穿小了或款式过时了却照样新着能穿的小衣。我期望能碰到一位熟人，替我背上一程，可一直到家，未曾见了哪个村人。推开家门时候，母亲正围着那块围裙，在房檐下搅着面糊。孩子如期地高唤了一声奶奶，母亲的手僵了一下，抬起头来，欲笑时却又正色，问就你和孩子回来了？我说孩子他妈厂里不放假。母亲脸上就要润出的喜红不见了，她慢慢走下台阶，我以为她要抱孩子，町她却只过来摸摸孩子的头，说长高了，奶奶老了，抱不动了。
剑这时，我果真发现母亲老了，门发参半了。孩子也真的长高了，已经到了他奶奶的齐腰。我很受惊吓，仿佛母亲的衰老和孩子的长成都是母亲语后的事，突然问的事。跟着母亲，默默地走进上房，七步八步的路，也使我突然明白，我已经走完了三十三年的人生。
我说母亲：“你怎的也不去车站接我们？”
母亲说：“知道你们哪天哪一阵到家，我就可以在家给你们按时烧饭了，不用接了。”
说话时，母亲用身子挨着她的孙子，面糊在他的头上方搅得很快。她问：“在家住几天？”
我说：“过完正月十五。”
她说：“半个月？”
我说：“十六天。”
“当兵十多年，你还从没在家住够过这么长时间哩。”母亲这样说着，就往灶房去了，小小一阵后，端来了两碗鸡蛋面汤，让我和孩子吃着，自己去扦叶儿包了扁食。接下，就是帮母亲贴对联，插柏枝，放鞭炮……
鞭炮的鸣炸，宣告说大年正式开始了。
夜里，我抱着睡热的孩子陪母亲熬年，母亲说了许多村中的事情，说谁谁家的女儿出嫁了，家里给陪嫁了一个电视机；说谁谁家的孩娃考上大学了，家里供养不起，就不上了。最后就说我的那个姑死时病得多么的重，村里哪个人刚四十就得了癌症，话到这儿时，母亲看了一眼桌上摆的父亲的遗像。我便说娘，你独自在家寂寞，不妨可以信信佛教，基督教，信迷信也行，同别人一道，上山找找神，庙里烧烧香，不说花钱，来回跑跑身体会好些。
母亲说：“我都试过，那些全是假的，信不进去。”
再就不说了，夜也深了进去，森森地黑着，便都静静地睡下。来日，我绝早起床，放了初一鞭炮，先将下好的饺子敬上神位，又将另一碗端到娘的床前。娘吃后又睡，直睡到太阳走上窗面，才起来说天真好啊，过了个好年。初一这天，母亲依旧很忙，出出进进，不断把我带回的东西送给邻舍，回来时又不断用衣襟包一兜邻舍的东西，如花生、核桃、柿饼。趁母亲不在时，我看了母亲的过年准备，比任何一年都显丰盛，馍满着两箱，油货堆了五盆，走亲戚的礼肉，一条条挂在半空，共七条。我有四个姑，三个舅，我算了，马不歇蹄走完这些亲戚，需我五天至六天。可在我夜间领着孩子去村里看了几个老人后，回来时母亲已把我的提包掏空又装满了。
她说：“你明天领着孩子走吧。”
我说：“走？我请了半月假啊。”
母亲说你走吧，过完初一就过完了年，你媳妇在外，你领着孩娃回来，这是理道不通的哦。你和孩娃，还有孩娃妈，你们才是真正的一家人，过年咋样也不能分开的！
我说：“过完十五再走。”
母亲说：“你要不是孝子，你就过完十五再走。”
一夜无话。来日母亲果真起床烧了早饭，叫醒我和孩子吃了，就提着行李将我们送往镇上车站。这个年，是我第三十三次在老家过年，是我在家过得最短的一次，前计后算，也才满了一天，且走时，母亲交待，说明年别再回了，外面过年比家里热闹。
大姐
大姐是老师。
大姐已经人到中年。伴陪大姐走着人生，进人中年的有两样东西：病和教书。病是大姐人生之路上最常见也最难逾越的深渊，教书是大姐人生之路上最不可缺欠的拐杖。教书之于大姐，占了她很大一块生命的黄土薄地，已有二十三年的历史；而病从十三四岁就已开始，似乎她流过的生命之河里，总有一股被疾病污浊的浑流。
我童年最强烈的印记之一，就是大姐在病床上不绝于耳的疼痛的哭声。腰疼、腿疼以至全身的疼痛。大姐躺在光线黑暗的屋里，一家人愁在一墙之隔的正间，大姐每一声穿透墙壁的尖叫，都深刻地刺在父母的脸上，使父母亲那本来瘦削缺血的脸，更显出几分云色的苍白。什么病，跑遍了乡间的医院，求遍了乡间的良医，也无从知晓。那时候。抬着病人去一百里外的洛阳治病，是乡村很大一件事情，而在我家，却已是三番五次。不记得我十几岁以前，上房的窗台上，有什么时候断过中药的药渣。每次放学走进院落，我第一眼要看的，就是看窗台上有没有新倒的药渣。好在那泥土的窗台，从没使我失望过，因为有新的药渣，就肯定有几颗做药引熬过的红枣。
父母的家教很严。但不知为什么没教育出我叫哥唤姐的习惯。有次我又去窗台上捡吃熬过的红枣，大姐便抓了几个枣子给我，母亲见了，说让他唤声大姐给他，大姐便把那枣子擎在空中不动。我僵持半天，终于没叫出那声大姐，大姐眼角便有了泪水。把红枣塞在我手里说：我也不配做姐，人家的大姐最少能给弟做一双鞋穿，我却有病，拖瘦着家里的日子。从那一刻起，我下决心再不唤大姐的名字，一定叫她大姐。可时光流失了十余年。我却始终没唤出她一声大姐。
大姐的病见好转，是在我十余岁以后。如今只记得在大姐的苦疼声中，父亲和他的朋友闷了半晌，来日便抬上大姐，先乘汽车，后搭火车，朝着遥远的省会郑州奔去了。期间，不断从郑州捎回要钱的口信，我便帮着家人先卖粮食，后卖树木，最后卖了奶奶的棺板。几个月后的一天中午，阳光爽爽朗朗洒了一地。我从学校回家，突然看见大姐端端地坐在阳光里，人虽瘦得如一把柴草，脸上却漾荡着甜润润的喜色。她拿一小把糖给我，母亲在一边说，快叫大姐，你大姐的病好了。
我仍是没能叫出那声大姐。然接那糖时，母亲过来厉声说，日后你大姐要教书了，是老师了，你再唤她的名儿，我就不让你吃饭。听说大姐要做老师，尽管是民办，尽管是教小学一二年级，仍使我浑身生满惊愕和敬意，并怀上了对大姐深深的内疚。我没有料到，我还没有学会唤姐她却又成了老师。我知道我没有力量支配我的笨嘴叫姐，更没有能力叫她一声老师。于是，我就常常地躲着大姐，期望和她有更少的说话机会。
学校是在镇外的一个苹果园里，离我家二里左右。从此，我就朝朝暮暮地看着。刚丢下饭碗，学生都还在路上，她已经早早地到校，立在教室的门口，翻看她要讲的课文或讲义；放学时候，学生都已到家端了饭碗，大姐才拿着课本或夹着学生的作业，摇着她虚弱的身子，蹒跚在镇外的小路上。大姐走路时，时常拿手扶着那做了四个小时手术的腰，就像扶一截将要倒下的枯树。我总担心，她的手离开时，她会倒下的，可她却是硬硬地挺着，给家里支撑出了几年平静的日子。在那段日子里，她除了往腰上贴膏药外，很少说到疼字。父母千方百计地让她教书，也只是为了她有一份轻些的活计，料不到到了年底，她竞回来说，期终考试，她班里的学生在全校平均分数最高。母亲说，你别累犯了腰病，她说也不能误了人家孩子的前程；母亲说，你有病，讲课累了可以坐着讲，她说当老师的坐着，那在学生们面前像什么样子；母亲说总有一天你会累病的，她说不会的，我的病好了，除了刮风下雨，没啥儿感觉。
然而，不幸的是被母亲言中了。几年后，她在一次辅导学生升级考试时，昏倒在了讲台上。抬至医院，才发现她的腰上、肩上、肘上、手腕、膝盖，几乎身上所有的骨关节，都贴有黑白膏药，花花一片，如雨前浓浓淡淡的云。望着那白云黑云似的膏药，我立在病床前，心里翻动着滚烫的热意，如同缓缓流动了一河夏天的水。这时候，大姐醒了，动了动嘴唇，吃力地睁开了眼，望着床边的水瓶。
我说：“大姐，你喝水吧？”
大姐忽然扭过头来，眼角噙了泪水，拉住我的手问：你叫我姐了吗？我盯着大姐瘦脸上泛出的浅红，朝她点了点头，大姐的嘴角便有了很淡很苍黄的笑……
从那时算起，已经过去了二十年的光阴，我已经和那时的我大不相同，离家当兵，入党提干，成家立业，学写小说也到了无论自己多么羞愧，别人也依然要称你“作家”的田地，连叫大姐都已习惯到不叫反而很难启口。然大姐除了年龄的变化，脸上布满了人生的艰辛外，再没什么异样了，依旧是终日拿着一二年级的课本，或夹着学生的作业，在通往小学的路上摇着她虚弱的身子。到了期末，回来对母亲很平淡地说句，她们班的学生，考试时平均分数最高或升级率最高什么的。
再有变化的，就是大姐依旧扶着贴了膏药的腰身，走过的那条路的路边，杂草随着她蹒跚的脚步，二十余载的枯枯荣荣了。
二胡与儿子
二胡是不用解释的拉弦乐器，属胡琴的一种，大于京胡，其琴筒为木制或竹制，直径约是八九个厘米，一端蒙以蟒皮或蛇皮。琴杆上设两轸，张弦两根，按五度关系定弦，用于独奏、伴奏和合奏，声音低沉柔和，表现力强，演奏悲壮的曲调，尤为感人。
小时候极爱听二胡，也有过学拉二胡之念，但不是其才，也就算了。哥哥有位同学，与我家同村，自幼二胡拉得出色，远近皆知其名。村里唱戏时，极多人不是为了看戏，而是挤到台子一角，去听他的二胡。如村里请来了名角演唱，那名角就先问是不是他拉二胡。如是到外边去请剧团，就先要告人家说，村里的二胡比你们剧团拉得不差，人家不信，要当场听他一段。听毕后，男演员不言，摸摸他的头，来村里唱了；女演员不摸头，看他几眼，来村里唱了。他是村里的骄傲。记得曾爬到枣树上看过一晌戏，戏完了，却不知唱了什么，原来是看他拉了一晌二胡。
有孩娃出村，人问哪村的，不答村名，只说和他一个村，人家便知是田湖村的了。后来，县剧团要排豫剧《红灯记》，把他招走了，村人感到好大损失，见面都说，知道吧，他被县剧团要走了。
对方听了，愕然，问：不回来了？
答说：连户口都迁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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