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国文，出生于上海，原籍江苏盐城。
念过戏剧学校，当过文工团员，去过朝鲜战场，做过文艺编辑；1957年因写小说《改选》，被划过“右派”，在铁路新线工地“劳动改造”。直至1979年，重新执笔，发表小说《月食》，回到文坛。此后出版过文学作品：长篇小说《冬天里的春天》、《花园街五号》、《危楼记事》和中短篇小说集《第一杯苦酒》、《没意思的故事》、《电梯谋杀案》、《涅槃》、《洁白的世界》等，以及随笔散文集：《骂人的艺术》、《淡之美》、《大雅村言》、《楼外谈红》、《中国文人的非正常死亡》、《中国文人的活法》、《唐朝的天空》等，作品多次获奖。并著有《评点《三国演义》、《莎士比亚传》等书。
曾任《小说选刊》主编，现为中国作家协会作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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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世纪九十年代，他弃小说转而写杂文随笔。这种写作路数的转型，与当年鲁迅先生的做法暗合。说是暗合，其实有必然性，他们都是把文学当做事业来做的人。文学是什么？是“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而不是个人吟诗弄赋、一展才情，顺便赚点稿费的工具，文学是具有救世振邦的重大使命的。基于这种认识，从“务虚”的小说转向“投枪、匕首”式的杂文随笔，就是很自然的选择了。
才子们搞起事业来，毕竟与众不同，一旦认起真，一旦发上力，就特别容易出成就。他虽是半路出家写杂文随笔，不数年就在“历史大散文”这个行当里独树一帜，俨然成一大家了。他的历史随笔频频见诸各类报刊，数量之多，题材之广，令人惊叹，以专题结集出版的就有《楼外谈红》、《大雅村言》、《中国文人的非正常死亡》、《中国文人的活法》、《李国文说唐》、《文人遭遇皇帝》，以及《李国文新评＜三国演义＞》等。这些作品都是以历史为题材，形成了鲜明的个人风格：神游千古，放眼时代，慷慨笑骂，笔耕学问，广泛得到好评。有评论家认为“他是当代将学识、性情和见解统一得最好的散文家之一，颇有法国作家蒙田之风”。
以历史为题材的写作是最偷不得懒的，必须勤读书，苦读书。某人某事，都是白纸黑字地写着，来不得半点虚构，要有清儒做学问那样追求“无一字无来历”的精神。从作品中可以看出，李国文读书非常博杂，文中直接引用的文献史料，有来自二十五史、历代笔记、先秦诸子、诗文别集乃至今人有关的历史专著等，可见他阅读中涉猎的历史资料范围之广。在写作的论题上，从秦汉到明清，从正史到野史，从大题材到小人物，从帝王将相到三教九流，他都有涉笔，而且不是一般的“涉”，是深加工。《和珅跌倒，嘉庆吃饱》一文，他述及巨贪和珅，“是中国污秽文化中的最肮脏的毒瘤”， 和珅是个大贪污犯，常人都知道，但他到底怎么贪，贪了多少钱，有何证据等等就不是常人知晓的了，写作者如果人云亦云，也大可敷衍过去，李国文却列出了具体数据：从1775年1799年，“倚势弄权，疯狂聚敛，二十多年，搜刮下八亿两银子的天大农业，创下中国贪污史上吉尼斯纪录”，这种说法是有史料依据的，他列举了三种清人笔记史料：《清稗类抄/讥讽》、《庸盫笔记/钞查和珅清单》、《檮杌近志/和珅之家财》，三种资料的记录大致相近，是比较可信的记述。《张居正始末》一文论及张居正推动明朝改革的成效，则引用了今人樊树志《万历传》一书资料，改革之前国库中存银多少，改革之后又变为多少，一目了然，有这种直接的证据，其改革的功过则不言自明。李国文读史的文章大抵如此，品评人事，不放空炮，不喊口号，无一人一事没有确凿的资料出处。这对于一位以小说名世的大牌作家来说，肯下这种苦功夫、笨功夫，实在难能可贵。
死读书、读死书的人总逃不过读书死的悲剧，古人戏称这种食古不化的读书人为“两脚书橱”，只知道往肚子里装书，却不会思考；掌握了大量的史料，却没有一丁点自己的史识。李国文对史料的理解和处理技巧是独特的，如果说他一丝不苟的严谨写作风格让人可敬，那他对史料的匠心独运则让人可佩。他善于发现历史规律，善于将历史上时代相隔很远看上去彼此不相关联的事连缀起来，巧加点化，常得出发人深省的结果。
《不似人君》一文，他看似轻松、实则痛切地写到中国历史上出现过的一些不像人君、不应该当皇帝的人因为历史的误会做了人君、当了皇帝，这些人谁也不认识谁，谁也没碍着谁，就是有一点相似：不似人君。孟子见了梁襄王，一眼就看出他不是一块当国君的料；再一听他开口说话，更是嘴里吐不出君言。后唐庄宗李存勖，应该去演戏，当演员，因为他酷爱这口，把戏园子搬到皇宫里，天天演练，以致国事日非，“一夫夜呼，乱者四应”，李存勖在乱军之中，被弑于演员同行之手。齐东昏侯萧宝卷是一个优秀的杂技演员。宋徽宗赵佶则是人尽皆知的书画作家。明熹宗朱由校更是有趣，喜欢做木工，有事没事都喜欢拿着斧锯之类的工具在宫里制作各种玲珑器物，乐此不疲。这几则材料本不相关，但在“不似人君”这一根主线之下，就很自然地串在一起了，由此，他得出结论：“中国历史上，先后出过三百多个皇帝，其中，‘不似人君’者，颇不少。这也是中国在汉唐时曾经是世界上的领先国家，后来到了明清，不领先反而成为落后国家的重要原因。”
李国文先生的史笔，秉承了他一贯的、与生俱来的犀利和幽默，正所谓“喜笑怒骂，皆成文章”。仅举一例，可见其一斑。在述及御史赵申乔陷害戴名世时，说：“反对派的存在，也许并不可怕，反对派加之小人，那就没好日子过。都说中国地大而物不博，但是，就小人而方言，这东西在中国广袤的大地上，却从来不感紧缺，随时随地，不请自到。孔夫子说过‘三人行必有我师’，其实应该是‘三人行必有小人’才对。小人之厉害，在于他全天候的精神抖擞，眼睛盯着你不放的同时，鼻子还不停地嗅着上面的动静。”对历史上那种文人加小人的刻画可谓入木三分。
李国文先生掌握史料靠的是勤奋，形成史识靠的是历练，独特的史笔则是靠天分。史料可以下笨功夫得到；史识也可以靠广阅读勤思考养成；唯有史笔，则不是一般人可以企及的了。
妙言节录
诸葛亮难辞蜀亡咎
所以，文学这东西，它要渲染起来的话，挺能打动人心的。我们管这种作用，叫做“煽情”；而煽情的结果，往往就有一叶障目的弊端。前后《出师表》的感情，当然是真挚的，表达诸葛亮的耿耿忠心，简直溢于言表。但是，若研究一下蜀国当时的内外状况，刚刚劳师远征，七擒孟获归来，诸葛亮就要挥戈北上，这两篇动员令，从给蜀国所造成的后果看，就颇有值得斟酌的地方了。
因此，在刚刚结束的一次失败战争以后，连他自己都承认“民穷兵疲”，“成败利钝，非臣之明所能逆睹也”的情况下，又发动一次不量力的进攻，前景当然是可想而知的了。
我看司马懿
诸葛亮的六出祁山一次只能带一个多月的粮秣，粮吃完了，仗也打完了，就得撤回去。所以，他是典型的追求速战速决的短期行为者。而司马懿不仅要打败诸葛亮，打败蜀国，还要打败吴国，打败魏国，变为一统的姓司马氏的晋国。他的目光，要比争夺几座城池来匡复汉室的做法，远大得多。
乌台诗案
苏轼在《观棋》诗里，曾经写下四句话：“胜固欣然，败亦可喜，优哉游哉，聊复尔耳。”以这样态度对待生活，也就是像苏轼所说的“超然自得，不改其度。”“杜门默坐，喧寂一致”的境界了。能做到热闹和冷清都无所谓，也就置落寞于不顾了。后来，他获释出狱了，这位因诗被捕的大师，走出牢门的第一件事，还是做诗。“平生文字为吾累，此去声名不厌低，塞上纵归他日马，城东不斗少年鸡。”从这首诗中，看不到他一点颓唐，仍旧那样自负，那么豪迈，挫折于大师，只不过是烈火炼金，使他愈益真纯成熟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