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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涯文丛采用按相近主题分类的编辑方式，呈现近十年来中国文化思想界的真实状况及思想深度，是对中国人的精神生活的重新清算，是对历史与大地的再一次认识。《秋华与冬雪》是其中之一（张承志等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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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张承志，回族，1948年出生于北京。在清华附中高中毕业后于1968-1972年在内蒙古乌珠穆沁插队当牧民。1972年考入北京大学历史系，1975年毕业后分配到中国历史博物馆搞考古工作。1978年以突出成绩考取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翁独健先生研究生，1981年毕业获民族历史语言系硕士学位。分配到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工作任助理研究员。1987年调海军政治部文化部当专业作家，现辞职为自由作家并作油画。1983-1984年曾以日本国际交流基金"特定地区研究计划"合作人及东洋文库外国人研究员的身份在日本搞中北亚历史研究，其后几度应邀赴日本搞学术研究和讲学，并出访美国、加拿大、德国、蒙古等国家。长期从事中亚、新疆、甘宁青伊斯兰黄土高原的历史宗教考古调查。信仰伊斯兰教。使用数种外语。1985年当先中国作协第四届理事。《小说选刊》编委。1987年被英国剑桥大学国际传记中心收入《世界名人录／世界作家名人录》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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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介绍

《秋华与冬雪》：天涯文丛。丛书分为三卷：《秋华与冬雪》（张承志等著）、《山居心情》（韩少功等著）、《符号的角逐》（南帆等著）。本丛书堪称集结了当代文化思想界的各种问题争论、思考。其作者阵容之强大，包括了张承志、史铁生、张炜、朱学勤、李陀、刘禾、张旭东、王晓明、汪晖、许纪霖、黄平、陈嘉映、李泽厚、李锐、格非、王安忆、韩少功、摩罗、陈思和、于坚、迟子建、南帆、朱大可、韩毓海、朱苏力、李少君、韩德强、刘军宁等，谈论的问题，从教育、三农问题、环境保护到传统文化、现代性、底层关怀，无不涉及，堪称集结了当代文化思想界的各种问题争论、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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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书摘

秋华与冬雪张承志 在这样的感觉里，这一回该遇上怎样的一本呢？在网上徘徊着，不觉吸引我步步陷入的，是革命的先驱者瞿秋白。我很快读了进去，虽然未做钻研和深入。仿佛我心里有一种模糊的前冲的姿势：拖得太久了，对我来说，己是该重读革命的时候。 1 秋白，秋之白华，在肃杀与丰饶的秋天的、不在和象征的白花。 他的意象，给人一种清冽的感受。 大概谁都觉得，读他的文字，需要读者的某种成熟。但是成熟，却是个很暖昧的标准。应该说，他的文字，期待着一类成熟而并不世故的读者；他的行为，也等着一种敏感而绝非懦夫的同志。 因为瞿秋白的文章做人，于散淡慵倦之间，藏着一根遮蔽的骨头。这一条骨头未同小可，它是中国文人常常不得遗传的“大义”。 饶有兴致地读着网上的议论，满版对《多余的话》的激赏，一面不禁引我共鸣，一面也使我觉得网上作家们多少忽略了上述骨头。 《多余的话》，它是对中国道德、对党与个人的一面魔法之镜。我一直想，或许它更多地并非映现了瞿秋白，而是映出了一代代不同环境思潮里的、中国人的心理。它真实得令人震惊，它又矢口否认真实。他如他的好友鲁迅所说在血淋淋地解剖自己，他又不节制地放纵言辞而掩饰自己的本音。由于历史对阅读的钳制，由于那倾吐一快的剖露自白的魅力，很多读者在感动之中陷入了误读：人们迷醉一介书生的色彩，而忽视了——瞿秋白的共产主义者的本质。 是的，他是一个纯洁的共产主义者。虽然他为自己是一个共产党成员、而且阴差阳错地是这个党的第一负责人而苦恼；虽然这巨大的苦恼，使得他发泄般地写下了那么多的多余的话！ 为他的华章打动的人愤慨批评：自有政党以来，无一个党首或者党员，能如瞿秋白那样解剖自己！确是这样。但若这种批评于不假思索之间，以文人否定了战士、以文辞之技贬低了社会斗争的话，这批评就没有脱离小人之心的低级趣味，它跳跃而不高，难度君子之腹。 也许应该特别注意的是：他每逢遇事，便显示出不惜身的气质。 当穷党被屠戮之际，他不犹豫地支持李立三起义南昌的决断。不仅一件，是瞿秋白而不是别人主持了发动秋收暴动的“八七”会议。 他虽有优柔的爱文倾向，但决非缺乏做人的烈性。他欣赏克鲁泡特金的话：一次暴动胜过百万书报。他为鲁迅杂感写的长序，尖锐淋漓不让鲁迅。既有俯瞰着时代的视野，自无暖昧或强辞的小气。我猜它将会成为最好的鲁迅辩护词。还有那首诗谶般的小品，它真宛似为今人而作：“不向刀丛向舞楼，摩登风气遍神州。旧书摊畔新名士，正为西门说自由。” 新名士们百思不得其解：为什么？不是要解放么？不是人性第一么？老外不就是这一套么？他们和前述为秋白华章打动的人不同。他们乃是秋白及鲁迅毕生与之抗争的一类。只是资质不逮，他们总是不能醒悟：大手笔的文章，常做在天下兴亡的题目上。他们不懂“我是江南第一燕，为衔春色上云梢”并非如他们的造句，不懂那远非只是词藻的堆砌。他们死也不信：优雅的趣，温柔的韵，并非自私与下流。他们对《多余的话》的鼓掌是可笑的；因为《多余的话》写的是革命，它痛苦地掩饰着失败志士的心情。正是这些话，透露了瞿秋白的：不惜身的心理倾向。 这是他埋藏最深的心理。 也许，这也是革命的埋藏最深的遗产。 读着《多余的话》，心中的感受奇特难言。这篇作品湮没了三十年，出名却是在文化革命当中。寻找叛徒证据的学生，当然读不出文章的表里曲折。 他的声音摧毁般震撼着我。从未有过这样的、撕碎般的快感。如此的剖心吐哺，指示着另外一个方向。对于中国人来说，阅读和理解所间隔的半个世纪：未必己经太长。不仅要等一代读者、一个民族长大并成熟，不仅要他们具备了待人的同情甚至有了人之将死的善意：不，不仅这些，必须等历史的巨轮把人再一次推到瞿秋白的处境，在理想、现状、革命、自我之间选择和痛苦的时候，阅解和理解才能成立。 他对于政治的本能厌恶，甚至可说是过敏的心理倾向，给人以深刻的印象。这种规避政治的取道，以及潜伏其中的心理，如今只能在一些巨星歌手完全私人的行为中，才能偶见皮毛了。以一篇绝命词，他把一种知识分子类型的、共产主义信徒的心理，剥析得淋漓滴血丝丝入微。我读得心情紧张。也许有人会说，这是一篇人的宣言；但我想它揭示的，只是少数人的特例。他只道出了：一些真的主义的虔信者，在悖驳与血污之间的纠缠心事。这篇苦痛的剖吐，是失望更是希冀，它控诉着中国粗糙的思想，针对着血腥的政治和空洞的文化，孤独地喊出了自己的否定。 他说，他根本没有读过资本论，但是，“我对于社会主义或共产主义的终极理想，却比较有兴趣。记得当时懂得了马克思主义的共产社会同样是无阶级、无政府、无国家的最自由的社会，我心上就很安慰。” 这里，似乎是一笔《多余的话》里的多余的话。他对“共产主义的终极理想”的兴趣，他因“无阶级、无政府、无国家”的理想社会的想象而感到安慰：给人以无限的遐想。 在没有异化的先贤心里，革命是一个清晰的方向。这方向是一种信仰世人嘲笑的正是它。而偏偏唯此一点，使他的追随者喜出望外。 时代无情，总是牺牲它最优秀的儿子。风吹过，掀乱了书页的纸。在掩卷之后，复杂的心里，升起着对革命的怀念。 秋之白华，如一帧画。我为这样的美感吸引，久久不能释怀。由于那么多的背弃，由于那么多的揭露和丑化，渐渐很少有人再把共产主义与美相提并论。开口诉说革命，简直就是为历史的罪责出头自首；诉说革命，己经需要重压之下的勇气。但即便如此，即便批判和揭露建立了雄辩的强权，我仍不能：那清高的美，纠缠得我不能摆脱。 甚至，我总是清晰地从中捕捉到了古代中国的烈士之风。那种布衣之士的、那种弱冠轻死的痕迹，从少年时代就留在心里，不肯磨灭。百年以来，除此我们还有什么遗产！愈是在他们合唱最热之际，我愈是沉湎于共产主义理想的美感。 它就是秋之白华。说不尽它的意境，就如古代的抽象。 2 花草凋零之后，白雪遮蔽四野。若想为瞿秋白寻找一个媲美的伙伴，若想让这样的遐思接续下去，不知为什么，我总是顽固地想到杨靖宇。 杨靖宇将军的事迹，吸引了我不知多久。 也许是因为戴着红领巾的少年时代唱过的一支歌？因为那时就想象过的深雪皑皑的白山密营？或者因为我也如同追兵，随着雪地上的脚印，想象着一个叫作三道崴子的小树林，想象着他最后的竭力奔跑？ 他并不应答，双枪回击。垂死的他，又使关东军的讨伐队一死四伤。左腕中弹右手持枪，直至绝命的时刻。 也许我只是感叹他的年轻，为着他一死殉国时，仅仅三十五岁？ 从上小学时我们就读过，当关东军解剖他的遗体时，只见腹中满是树皮棉絮——而关于他的头颅是后来才读到的：关东军把杨靖宇的头切下来，送到满州国的“新京”，今天的长春。这颗遗首，在解放后被找到，据说浸泡在药液里的脸上，冻黑的伤疤新鲜如初。 方军著《我认识的鬼子兵》写到了一个名叫金井的日本人，这个人是见过杨靖宇头颅的日本老兵。他说：“我一直崇敬杨将军。他是真正的武士。他死了还站立着，他是一种精神。作为原日本关东军二等兵，我愿把最后的军礼敬给这位坚强的中国军人。”说完老人立正站起，给杨靖宇将军敬了一个军礼。 我总在遐想中，凝视着杨靖宇将军的脸庞。那是一张英武的、斩刻般的脸庞。他的脸上刻着一种正义军神的尊严。于是，就连强敌也不能矜持，日文网络上的资料这样写道：“就连关东军也对他表示敬意。他们让僧侣为他颂经，选向阳的地方立了标志，后来更给他立了很好的墓碑。” 骄横的关东军对他的折服，深深触动了我。关东军在凛然的军人精神之下，为杨靖宇举行了祭奠。那是一件小事，是双方都没有宣扬，甚至都没有在意的一幕，但我想，抗日战争中，或许中国军民取得的最大胜利，就是那一幕。 一段时间里，传说他是回族出身。他原名马尚德，河南确山县人。 这个传说，诱人想象那罕见的骨气血性。我把这件心事委托给一个河南朋友，请他考察一个究竟。朋友去了确山，很快打来电话，说没有此事，他父母都是圆坟，在确山他家并无什么特殊。当地的杨靖宇纪念馆完全没有怀疑他的族属，虽然从外县移居确山之前，这一支马姓的根子不易究明。所以，尽管马尚德这名字还有考证的余地，但不能渲染杨靖宇的回族传说。 这样更好，可以避免任何一丝的褊狭，也可以更深地理解中国。是烈士，就一定会处处都放散异样的魅力。他的史诗终章般的最后一战、他的失而复合的头颅（纪念馆的解说中使用了一个出色的汉语词：遗首）、他的豪气迸射英武逼人的面容，每一项都呼唤我去凭吊。 我早晚要去一次吉林通化。我在揣摩着自己，也在观察着天气。我等着自己心理准备的就绪，也等着一场淹没东北的大雪。因为那颗遗首在1940年隆冬被关东军割下，浸泡在药液里存放在满洲国的新京。它被解放的东北人抱回时，脸上的冻伤历历可见。直到通化烈士陵园建成，遗首才与躯体合葬。 我总觉得自己需要面对着那颗遗首，静静停立一会儿，思索一番关于自己的事。前年东北大雪，我却迟疑未动。我在等待什么，是身心尚未抵达：那最后一战的阵地么？ 我想去通化瞻仰，必须同时读一本中国汉奸史。日寇侵华期间的汉奸，有人说超过千万，有人考证说一共几百万。我猜那一定是只数了伪军、穿黑狗皮枪口对内的武装，而决不会数上：如今天的畅销作家周作人和今天的经典作家张爱玲的情夫胡兰成！ 古怪的文化，不仅否决了革命，更腐蚀了中国的精神。我们的遗产究竟是什么？一支舰队被俘虏去的威海卫，一场开始了大分裂的新民国？而杨靖宇诞生了，他平衡了狠琐的历史，中止了日本的歧视。 心底的火苗在燎烤着，我需要到通化去。我也要去福建长汀，去那里读瞿秋白《多余的话》。我并不是共产党员，但我更是革命和共产主义理想的儿子。凛凛冬雪，秋之白华，我吮吸着它们的美感。我要汲取世间的全数营养，走向我的三道崴子树林，为着自尊的一役，为着对手的折服。 我们生在奴隶的物欲和理论的轰炸中。如同杨靖宇一样，直面着强敌的轻蔑傲慢。也许也有些像瞿秋白：一步踏出，便会招致一生的诋毁。但冥冥之中他们的美如秋华冬雪，逼视和震慑着我们，使我们仍然向他们靠拢。是的，我们不背离，即便是和平的攻战，即便是孤立的死守，胜利仍然是可能的。 写于2006年5月至6月 张承志，作家，现居北京。主要著作有《心灵史》、《无援的思想》等。 情感的飞行韩少功 今天一走进四川音乐学院，我就有点吃惊。几年前我与音乐家金铁霖先生去国外访问，到过很多欧洲国家的音乐学院，发现那些学院都很小。但川音有这么大的校区，有学生一万六千多人，让人觉得不可思议。听敖院长说，全国有大大小小的音乐学院几百所，大规模的音乐学院也有上十所，这更让我大开眼界。 当然，中国应该有庞大的音乐学院，应该有更多和更好的音乐学院。这不仅仅因为中国是一个人口大国，还因为中国有深厚的音乐传统。中国古人行“礼乐之治”。礼是指制度。乐是指文化。礼与乐构成了当时全部上层建筑的两大支点。可以想象，中国古代文化以音乐为龙头，如果那时有中宣部，部长肯定是音乐部长；如果那时有文化部和教育部，部长们也一定是音乐家（众笑）。我们现在发掘的一些汉墓或者秦墓，常常发现那里藏有大型的编钟或编罄，发现各种丝竹管弦，由此可知音乐在中国古代有怎样重要的地位，有怎样成熟的创造和推广。 音乐在世界其它民族文化传统中也极为神圣。有过欧美生活经验的人都知道，在那里见总统和见市长可以穿便装，看电影和看画展也可以穿便装，但如果是进音乐厅，尤其是听古典音乐会，男男女女都少不了盛装礼服，有军功章的军人们还常常把军功章挂满一胸，如同去接受检阅。为什么？因为音乐厅就是圣殿，音乐几乎就是上帝的声音，在很多人眼里代表了文化的最高品级和最初源头。古希腊的缪斯女神就music（音乐）之神。如果考虑到欧洲漫长历史上音乐与宗教的不解之缘，那么欧美人对音乐特有的崇敬更不难理解。 每个民族都有好的东西和不好的东西。比方说战争总是伴随着偏执和仇恨，就是不好的东西。制度、舆论、习俗、学问一类隐含着利益要求，包括对特定阶级或特定民族的利益分配倾斜，对于不能从中受惠或从中受惠较少的人来说，也常常是不够好的东西。但唯有音乐，当然是指能够流传的音乐：这种不需要翻译的艺术，这种直接沟通心灵的超语言、超逻辑、超观念的表达，具有最敞开、最纯净、最温暖的品质，展现了每个民族至美的一面。 前不久，日本首相参拜供有二战甲级战犯的靖国神社，引起了中国和其它东亚各国人民的不满。中国和日本的民族主义情绪随之有所升温，正邪之争有可能被歪曲成族群冲突。很多日本人厌恶中国人。很多中国人也厌恶日本人。双方的一些愤青在网上对骂得昏天黑地。处理这一难题，我觉得有一个简便办法，就是让日本人多听听中国的音乐，比方说《我的家在松花江上》；也让中国人多听听日本的音乐，比方说《四季歌》、《拉网小调》、《北国之春》、《草帽歌》，这些日本歌曲怎么让我们恨得起来？产生了这些动人歌曲的民族怎么可以被我们一古脑地仇恨？我们怎么可以一时脑袋发烧，就在一个伟大的民族与少数几个右翼政客之间划等号？ 同样，自从美国总统布什宣布反恐的“圣战”以后，自从他创造了“伊斯兰法西斯主义”这样一个概念以后，所有的伊斯兰教徒似乎都有了准恐怖分子的可疑身份。一些中国人也在跟着瞎起哄。在这些人的眼里，虽然自己的一张黄面孔不是特别高贵，但低贱的人可以看不起更低贱的人，他们也摆出晋升候补的姿态，在伊斯兰族群面前寻找自我身份的优越。其实，这种把恐怖主义与特定民族或宗教挂钩的做法，正中极恐怖主义者的下怀，是伊斯兰世界里极端思潮的翻版和倒影。本“拉丹可能对此高兴不已。这一条我们暂时不往深里说。我想说的是：我们是否了解伊斯兰？我们在多大程度上了解伊斯兰？如果我们懒惰得不愿去采访和阅读，我们至少可以听一听伊斯兰的音乐吧？至少可以听一听伊拉克、伊朗、土耳其、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的歌曲吧？至少的至少，我们中国人可以听一听维吾尔等境内西部民族的民歌吧、包括作曲家王洛宾先生编写的那些情歌吧？我们一定可以发现，这些歌曲里同样充满着动人的善良以及美丽。歌曲里流淌出来的的喜怒哀乐，同样是我们的喜怒哀乐。歌曲的创造者和传唱者几乎就是我们自己，没有任何理由受到蔑视甚至敌视。 音乐是灵魂的表情，是精神的芳香，是直接从心灵出发然后抵达心灵的情感飞行。可惜的是，我们现在听到的音乐越来越少了。像刚才主持人说的，这些年我阶段性地居住乡村。在我的记忆中曾经充满着山歌的乡村，眼下基本上一片寂静，歌手不知去了哪里。只有在办红白喜事的时候，尤其是办白喜事的时候，我才可以听到某些老人聚在一起唱唱丧歌，保留了一点本土音乐传统残迹。我在城市里也很少听到音乐。如果我不是居住在中国少数民族的地区，不是生活在西亚、欧洲、南美有关族群那里，我几乎很难听到咖啡馆里开心的合唱，很难听到地铁里大提琴或长笛突如其来的旋律，很难听到海滩边某个房间里飘荡出来的钢琴乐符，也很难听到深夜的街巷里，一两个或三五个醉汉，互相搀扶着或拉扯着，步履踉跄时唱出怀乡老歌：他们忧伤的嘶哑之声在夜空旋绕。很遗憾，在我所到过的中国城市里，最常听到的是哗啦啦的麻将声（众笑）。 我们当然还有音乐，有越来越便捷和精密的音乐设备，比方说留声机或MP3。一些优秀的音乐家们做出了非凡成绩，也是不可抹杀的事实。我对他们充满着感激之情。但我们的乐曲更多出现在商业演出和政绩宣传之中，似乎离利润和权力越来越近，离心灵越来越远。有些“春节晚会”的演唱，花团锦簇，流光溢彩，金碧辉煌，人海战术加人肉战术，耗费了纳税人的巨额资金，不过是一些豪华的三流杂技和激昂的配乐练声。我们的很多商业性演唱已无乐可言，只是刺激，只是造作，是作欢乐状或悲痛状，是假模假式的渲泄，是强加于人的闹腾，与心灵没有多少关系。我们就是在这种听觉环境日益污染的情况下，不知什么时候成了聋子和哑巴。只要离开了宣传和消费，我们已经不太习惯开口歌唱。 清代学者顾炎武在《日知录》里引述古人的话：“凡建国，禁其淫声、过声、凶声、慢声。”《孟子》也有过类似的看法，所谓“闻其乐而知其德。”什么是古人说的“淫”、“过”、“凶”、“慢”？那些虚张声势和虚情假意的音乐垃圾就是。这正是世道人心面临危机的一种表征，不是什么好兆头。更进一步说，问题不仅仅在于音乐离心灵更远，而在于很多人的心灵本身在枯竭，在麻木，在冷漠，已经很难分泌出音乐。走在一些大街上，我有时会注意迎面而来的一些表情。我看见很多人穿着时尚而且体态俊俏，但我们很多儿童的脸上已没有天真，很多青年的脸上已没有热情，很多妇女的脸上已没有优雅，很多男人的脸上已没有刚毅，很多老人脸上已没有慈祥，我看到更多的是目无定珠，神色紧张，面若冰霜，甚至贼眉鼠眼探头探脑，一脑门子官司（众笑）。你们在大街上是否也见过太多这样的表情？ 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还会有音乐吗？我们还能有什么样的音乐？ 音乐并不仅仅是一种技术。哪怕是无调式，哪怕是用噪音，哪怕是最离经叛道的先锋音乐，只要是优秀的作品，就一定是动人和动心的，是情感自然的奔流。现在有很多文艺家误把技术当作艺术，其实技术与艺术虽然互为依托，甚至互相渗透，但两者并不是一回事，完全不是一回事。 最简单地说，技术是没有电的机器，没有血流的身体，有点没心没肺，只是实现价值的手段和载体，但本身并不构成价值。而艺术是人心之术，是有生命价值的技术，隐含着特别的感觉、感情、感动以及感悟，隐含着人生经验和精神取向，是叩问人心和唤醒人心的声波信号或者图象信号。这才是从艺者的“大道”。艺术的这一特点，使艺术与体育、艺术与科学、艺术与其它很多人类活动，有了最大的差别。 技术是可以教育的，而艺术不可以。我这里举一个文学方面的例子。常常有人问：文学写作有什么技术秘诀吗？我的回答是：没有。我的证据是：如果有这样的秘诀，那么普天下所有作家的儿女都一定都是作家。因为哪有父母不把一件好东西传给儿女的道理？事实上，古今中外的历史证明，作家儿女当作家的例子虽然有，但为数极少。美国和中国的大学一度很喜欢办作家班，但这种作家班培养出来的作家虽然有，同样为数极少。我们因此而不难明白，文学的技术可以传授和训练，但文学最重要的内核，即作家的生活阅历、情感经验、精神境界等等，没法通过师生相授的方式，在课堂里进入教学。学位制度、教学改革一类在这方面基本上无所作为。每一个人的精神历程和精神积累都独一无二，是人生实践和长期历练的结果。在几百个或几千个课时之内，一个人的心理蕴藏怎么可能就全面复制另一个人的心理蕴藏？ 技术是可以购买的，而艺术不可以。在眼下这个商品化世界里，不管是工业或农业还是别的什么技术，只要你出得起大价钱，大概都不难买到。但正像刚才一位同学在字条上提到的，导演张艺谋和陈凯歌在没有大投资的时候，倒拍出了很优秀的影片。一旦成了世界级的明星导演，一旦有投资商们趋之若骛争相拍钱，《英雄》和《无极》却多少有点令人失望。他们是缺钱吗？不是。是买不到人才和技术吗？不是。他们在编排、拍摄、制作、宣传等方面大把大把地烧钱，已无所不用其极，但独独忘记了电影不是有情节的广告片，不是一台体育嘉年华或科技嘉年华。电影最可贵之处在于动人和动心，在于感觉、感情、感动以及感悟的有效传递，在于热血生命的和盘托出：而这一切只能由创作者靠长期的历练来积聚和生长，是任何投资商都无法随意占有的无价之物。钱多，固然能买来明星阵营，能买来明星阵营的雇用劳动，但不一定能买来艺术家们的激情和灵感，以及灵感所依托的兴奋点，还有全部生活积累中沉甸甸的某一份隐痛。在这里，作为张艺谋和陈凯歌的崇拜者和批评者，我并没有对他们丧失信心。相反，我希望并且相信中国优秀的导演们在更多的实践之后，能打掉一些技术迷信，再一次从自己的心灵出发。 几年前，我与几位作家到蒙古访问。因为我们带的蒙语翻译只熟悉中国的老蒙语，不大熟悉蒙古的新蒙语，加上蒙古能说英语的人也不多，我们在很多地方都没法与主人们交谈。那么漫长的白天和夜晚怎么打发？总不能只是傻笑、只是打手势吧？于是我们以唱歌代替交谈。几天下来，我把能想起来的歌都唱完了。有一位同行的广西作家名叫东西，特别能唱，很为中国人挣了些面子。但相比之下，我们对蒙古朋友们的歌唱天赋简直望尘莫及，也被草原上巨大无边和深不可测的音乐宝库深深震惊。一位司机，一位老师，一位官员，一位牧羊老人，他们一开口都成了天才的歌手，都成了蒙古的王洛宾。即便夜以继日地唱下去，他们也不会有曲目的重复，而且几乎每一支歌都朴素，上口，优美，奇妙，崇高，出神入化，变化多端，直击人心，汹涌着历史深处的情感浪潮。在这样的歌声里，再冷漠的心也会变得柔软。我们会为母亲感动，为骏马感动，为狼和小草感动，为泥土和蓝天感动。我们会有不知来由和毫无道理的泪水突然涌入眼眶。 我知道，在那一刻有灵魂之门的打开。我们在平时并不知道自己有这样的门，更不知道这样的门会在何时打开，会在什么信号密码的敲击之下打开。 比较而言，蒙古并不是一个富裕的国家。但我从歌手们的表情看出，他们有一种富裕之外的幸福，是生活得充实、自信而且高贵的人民。 我不是一个音乐方面的专家。我今天来这里说说与音乐稍有关联的话题，只是想拜托和期待在座的诸位，今后不但要当技术家，更要当艺术家，不弃“小机”的同时更要不失“大道”，创作出更多优秀的音乐作品，让我们在一个经济发展和科技进步的时代，同样成为充实、自信而且高贵的人民。 （本文为作者2006年9月于四川音乐学院的演讲，根据录音整理稿略加调整充实） 韩少功，作家，现居海口。主要著作有《爸爸爸》、《马桥词典》、《暗示》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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