凌志军，祖籍广东，1953年生于上海，长在北京。十五岁到工厂做工，十六岁做农民，十九岁当兵，二十五岁成为新华社记者。三十岁考入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三年后获得法学硕士学位。现为人民日报社高级编辑、资深记者。
　　凌志军是当今中国时政作家的代表性人物，被誉为“中国的威廉·曼彻斯特”、当代中国记者的“标杆”。2003年《南风窗》年度人物。他的每一本书都引起巨大反响。他拥有广泛的读者。他在过去十多年间连续出版九部著作，全部进入畅销书排行榜。他的著作还以多种文字在世界各地出版。
　　2007年出版的《中国的新革命》，被境内外媒体和研究机构评为当年“值得记忆的好书”、“年度商业书”、“最佳商业图书”。
　　2005年出版的《联想风云》，入选当年“最佳风云榜”，并获得“2005年度北京地区最佳版权输出图书奖”。
　　2003年出版的《变化》，被中国大陆媒体评为“年度图书”，同时在台湾获得“开卷好书奖”。
　　2000年出版的《追随智慧》，被媒体评为当年“最佳纪实文学”。
　　1998年和同事马立诚合著的《交锋》引起轰动，也引发了激烈争论，成为当年“中国第一畅销书”。
　　1996年出版的《历史不再徘徊》，获得新闻出版署颁发的“优秀图书奖”。

　　《交锋 当代中国三次思想解放实录》一书以大量鲜为人知的事实，围绕思想解放的过程，把中国改革进程中复杂的交锋呈现在你面前。中国改革开放，台前幕后，充满了惊心动魄的交锋。《交锋:当代中国三次思想解放实录》是一部震颤人心的改革开放史。它贯穿了一条防“左”反“右”的主线，《交锋》中描述的许多事实，是首次在国内披露。你想知道的轰动一时的“皇甫平事件”吗？你想知道令京师震惊的四份“万言书”吗？《交锋》将带你探寻那段历史。

　　在中国做记者和财经写作者，要找研究型的榜样，首选是凌志军。对上世纪90年代的细微观察和评论，我没有看到比他更好的人了。
　　——吴晓波（著名财经作家、哈佛大学访问学者）

　　凌志军作为中国政论写作的里程碑式的人物，已经成为不是谦辞可以推却的事实。
　　——《人物》杂志

　　凌志军先生以诚实的态度让政论诚实地走进公众，影响着那些必将影响中国未来的年轻人。我们相信，他业已“尽可能地向读者说了心里想要说的话”，最大限度地保持着诚实的大勇之气。
　　——《南风窗》杂志1993年“年度人物奖”颁奖词

　　凌志军的选材多带有前沿性，他是属于使命感和责任感很强的新闻工作者。
　　——《凤凰周刊》
　　
　　凌志军是中、国当代报告文学界有独特价值的一个作家。凌志军的最大的价值在他的思考。在这个意义上，凌志军的著作将随着时间的推移越来越显现出它的历史价值。
　　——杨浪（财讯传媒集团副总裁）

　　《交锋》是一部能够产生巨大阅读期待的激动人心的当代政治思想史。《交锋》能够使你对国情特点和我们这个里氏斗争的焦点获得透辟的了解，能够帮助你透过经济和生活的现象，从更深的层次解读改革开放。
　　——《中国经济时报》

　　迄今为止，在介绍和描写改革开放的诸多著作中，还没有一部书像《交锋》这样，直面二十年来的风风雨雨，揭示会上会下的激烈交锋。正因为如此，这部著作惊心动魄，振聋发聩。
　　——《中华工商时报》

　　《交锋》涉及如此严肃的题目，但它的行文一点也不枯燥，没有一般思想著作那种令人瞌睡的沉闷艰涩和教条感。它有如一幅长卷，用行云流水般的文字，绘出了改革开放的进程。期间有险峰起，亦有激流回旋，令人抚案叹息，掩卷深思。
　　——《中国青年报》

　　第一次思想解放：一石激起千重浪——1978年战胜“两个凡是”
　　粉碎“四人帮”阴霾仍未散
　　“文化大革命”是对还是错
　　“文化大革命”是人民共和国历史上最黑暗的一页，它给中华民族带来的惨重灾难罄竹难书。
　　粉碎“四人帮”之后，叶剑英在一次讲话中沉痛地说：“文化大革命”死了两千万人，整了一亿人，浪费了八千亿人民币。
　　“文化大革命”发动之初，就遭到以刘少奇、邓小平、彭真等为代表的党内健康力量的反对。
　　随着“文化大革命”深入展开，特别是林彪事件之后，广大干部和群众对这场“史无前例”的运动更是十分反感和痛恨，采取各种行动加以抵制。遇罗克、张志新等无数人为此遭到打击迫害甚至献出了生命。
　　到了“文革”后期，甚至连毛泽东也感到孤立不安，丧失了信心。他去世前曾说，他这一生干了两件大事，一是与蒋介石斗了那么几十年，把他赶到那么几个海岛上去了；抗战八年，把日本人请回老家去了。对这些事持异议的人不多。另一件就是发动“文化大革命”。这件事拥护的人不多，反对的人不少。
　　党心民心对“文化大革命”的评价，是任何有头脑的人都很清楚的。
　　但是，在粉碎“四人帮”之后的一段时期，却发生一个奇怪的现象，这就是：一方面揭批“四人帮”，另一方面又肯定甚至称赞“文化大革命”。
　　1976年10月24日，在北京天安门广场召开的庆祝粉碎“四人帮”的百万军民大会上，吴德在讲话中除了号召揭发批判“四人帮”之外，还要求广大干部群众继承毛主席遗志，“继续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巩固和发展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胜利成果”。
　　第二天，《人民日报》发表两报一刊社论《伟大的历史性胜利》，同样号召全国人民“自觉地限制资产阶级法权，巩固和发展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成果”。
　　两报一刊即《人民日报》、《解放军报》、《红旗》杂志。两报一刊联合发表社论是“文化大革命”的一个创造。《人民日报》是中共中央机关报，《红旗》杂志是中共中央机关刊物，《解放军报》是中共中央军委机关报。以两报一刊名义联合发表社论，表明文章具有最高规格，传达了最高司令部或最高统帅的声音，极具威力。
　　甚至到了1977年7月中共十届三中全会发表的公报中，也还是以明确的口气肯定“文化大革命”，要求全党以阶级斗争为纲，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巩固和发展“文化大革命，的胜利成果。
　　这自然与华国锋有着直接的关系。
　　毛泽东去世前之所以给华国锋以重托，就是希望他维护“文化大革命”。
　　华国锋作为“文化大革命”的既得利益者，对于“文化大革命”可说是一往情深。
　　1976年10月8日，在中央召开的“打招呼”会上，华国锋在讲话中说：对“文化大革命”要肯定，“文化大革命，是基本正确，有所不足。现在我们要着重解决有所不足。这次解决“四人帮”的问题，不要算他们在“文化大革命”中的老账。搞“四人帮”，并不是因为他们在“文化大革命”中的缺点错误，他们的核心问题是篡党夺权。要教育我们的干部正确对待“文化大革命”，正确对待群众，正确对待自己。不然的话，有人会说：“‘文化大革命’整得我好苦啊，这下子可把根子找到了。”要翻过来。可要注意这个问题啊！特别是在“文化大革命”中受过冲击的人要注意。华国锋还说：批林批孔，要按毛主席的指示办。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是毛主席亲自发动的，要继续批。
　　这个讲话说明了华国锋和“四人帮”有一个基本的共同点，他们都是拥护“文化大革命”的。
　　华国锋和四人帮的矛盾在于：华国锋认为“四人帮”是“另搞一套”，对他的领导地位提出挑战，想要推翻他，企图‘篡党夺权”。这一矛盾激化起来，才促使华国锋与“四人帮”决裂了。
　　没有“四人帮”的“文化大革命”
　　1976年12月，第二次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在京召开。
　　在会上，华国锋讲话说：“伟大领袖毛主席总结了我国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正反两个方面的经验，运用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对立统一的学说，深刻分析了社会主义时期的阶级关系，提出了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伟大理论。”
　　“毛主席的伟大理论，解决了反修防修、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防止资本主义复辟这个当代最重大的课题，极大地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就是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伟大理论的伟大实践。”
　　华国锋这里说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是毛泽东发动和指导“文化大革命”的理论。
　　1967年11月6曰，由陈伯达、姚文元起草，毛泽东圈阅同意的《人民日报》、
　　《解放军报》、《红旗》杂志编辑部文章《沿着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开辟的道路前进》，将这个理论归纳为六个要点：
　　一、必须用对立统一规律观察社会主义社会。
　　二、社会主义社会存在着阶级斗争、两条道路斗争和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性。
　　三、无产阶级专政下的阶级斗争本质上仍然是政权问题。无产阶级必须在上层建筑领域其中包括各个文化领域对资产阶级实行全面的专政。
　　四、社会上两个阶级、两条道路的斗争必然会反映到党内来。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就是资产阶级在党内的代表人物。我们要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就必须要充分注意识破“睡在我们身旁”的“赫鲁晓夫式的人物”，充分揭露他们，批判他们，整倒他们，使他们不能翻天，把那些被他们篡夺了的权力坚决夺回到无产阶级手中。
　　五、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最重要的，是要自下而上发动群众，开展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六、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在思想领域中的根本纲领是“斗私，批修”。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触及人们灵魂的大革命，要用无产阶级思想战胜利己主义，挖掉修正主义的根子。
　　很明显的，如果认为这个理论是正确的，还要用这个理论来指导人们的思想和工作，那就不可避免地还要发生“文化大革命”。
　　1977年1月初，《红旗》杂志社打报告请示当时主管宣传的汪东兴，“张春桥在1975年春发表的《论对资产阶级全面专政》和姚文元的《论林彪反党集团》两篇文章是否可以点名批判？”
　　汪东兴以这两篇文章是毛主席生前看过的为理由，不同意点名批判。
　　另外，这一时期，汪东兴在谈到“四人帮”的时候说：张春桥、姚文元是书呆子，哪有什么理论？
　　1977年1月23日，中共中央批转中央宣传口的一个请示报告。该报告要求宣传战线在批判“四人帮”的同时，要“宣传毛主席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伟大理论和文化大革命的胜利成果”。
　　这正是华国锋的意图。
　　研究“文革”史的学者金春明在1995年出版的《“文化大革命”史稿》一书中指出：“如果按照华国锋这一套继续干下去，那只能是没有‘四人帮’的‘文化大革命’。”
　　这样的指导方针，同粉碎“四人帮”以后的形势距离太远，同亿万人民群众的要求针锋相对。
　　在新的形势下，华国锋的“文革”方针是根本执行不下去的。他的错误主张理所当然地遭到以叶剑英、邓小平、陈云、李先念、胡耀邦等为代表的党内老一辈革命家和广大干部群众的坚决抵制和反对。
　　但是，作为党中央主席的华国锋不顾党心民心，死死守住对“文化大革命”的正面评价。
　　1977年3月14日，华国锋在中共中央召开的工作会议上讲话说：要高高举起和坚决维护毛主席的伟大旗帜，“文化大革命”是七分成绩三分错误，如果不这样看，就会有损我们的旗帜。
　　1977年5月1日，华国锋利用《毛泽东选集》第五卷出版的时机，在这一天《人民日报》上发表他自己署名的长文《把无产阶级专政下的革命进行到底》。文章说，贯穿《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的根本思想，就是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毛主席为我们党制定了一条清楚的、明确的、正确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路线，这就是在无产阶级专政下把社会主义革命进行到底的路线。”
　　阴云仍然笼罩中国。
　　“四人帮”是“左”还是右
　　“四人帮”在“文化大革命”中竭力鼓吹实施的“把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进行到底”、“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打倒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解放世界上四分之三受苦受难的人民”、“批判文艺黑线”、“反对奖金挂帅”、“砸烂封、资、修，、“人民解放军要支持左派”等等，到底是“左”还是右？当然是“左”，而且是极左。
　　但是，粉碎“四人帮”之后一段时期，报刊声讨和揭批“四人帮”，却反过来了，一个劲揭露他们的右。对于“左”，则避口不提。
　　这样批下去，不是越批越糟糕吗？
　　这当然与华国锋确定的指导方针有关。
　　华国锋等领导人在各种场合的讲话中，反复强调要批判“四人帮”的极右，闭口不提批“左”。换句话说，只能批右，不能批“左”。
　　这种情形，与林彪事件之后爆发的批“左”与批右之争极为相似。
　　以挥动“红宝书”，提倡“四个第一”、“卑请示、晚汇报”，大讲“政权就是镇压之权”、“毛主席的话一句顶一万句”闻名的林彪，到底是“左”还是右？当然是“左”。
　　林彪于1971年9月13日身死异国。
　　1972年8月1日，周恩来在外交部驻外使节会议的讲话中提出批林彪的极左。
　　同月，周恩来对《人民日报》领导人说：“极左思潮不批透，你们就没有勇气贯彻毛主席的革命路线。”
　　周恩来是实事求是的。他的用意，显然是为了纠正“文化大革命”的错误和混乱。
　　但是，周恩来的主张，遭到“四人帮”坚决反对。12月6日，张春桥、姚文元在一次讲话中说，林彪是极右。他们要求批判林彪的极右。
　　个中原因很简单：“四人帮”与林彪一样，都是靠极左上台的。你批判极左，岂不是批到“四人帮”头上？批极右，自然可以保护和发展极左。
　　分歧最后由毛泽东裁决。
　　12月17日，毛泽东与周恩来、张春桥、姚文元谈话，一锤定音。毛泽东说：“（林彪）是极左，是极右？是极右。是阴谋诡计，叛党叛国。”
　　周恩来失败的原因是，毛泽东发动和领导“文化大革命”，本身就是极左。批极左，不就是否定“文化大革命”、否定毛泽东吗？
　　批判林彪极右的结果，是越批越“左”。极左思潮更上一层楼。
　　历史再度重演。在华国锋指示下，1976年11月中旬，中共中央在京召开宣传工作座谈会，部署批判“四人帮”的任务，只提批判“四人帮”的极右，闭口不提批“左”。
　　11月28日，《人民日报》根据会议精神发表了社论《彻底揭发批判“四人帮”》。
　　社论说：“‘四人帮’阴谋篡党夺权，代表了地、富、反、坏和新老资产阶级的利益，反映了帝国主义、社会帝国主义和各国反动派的愿望。他们推行的是一条祸国殃民的路线，亡党亡国的路线，是一条极右的路线。”
　　社论要求抓住这个“极右实质”进行彻底揭发批判。
　　华国锋之所以强调批判“四人帮”的“右”，除了当时极左思潮在全党全国还有很大的影响之外，还有他自身的一些原因。
　　华国锋本人就是在极左思潮发展到高峰的形势下，被毛泽东的“左”倾路线推举上台的。他获得的位置和利益与极左血肉相连。
　　华国锋的思想体系也是“左”的。他在“文化大革命”中坚决执行了“左”的路线和方针。由于这些原因，他在粉碎“四人帮”之后努力维护“左”的一套就不奇怪了。
　　还嫌姚文元不“左”
　　在华国锋等人主导下，当时很多批判“四人帮”的文章使用的话语都是“文化大革命”的极左模式，传达出来的信息也散发着浓烈的“左”的气味。
　　《文汇报））1976年10月21日发表一篇揭批“四人帮”的文章说，“四人帮”是“党内资产阶级的典型代表，是不肯改悔的正在走的走资派，是无产阶级最危险、最凶恶的敌人’。
　　《人民日报））1976年10月22日发表文章说，粉碎“四人帮”，“是毛主席关于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的一次伟大实践，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胜利”。
　　《人民日报》1976年10月23日发表的文章说：“揭出‘四人帮’反党集团，又一次证明毛主席关于资产阶级‘就在党内’的论断无比英明，无比正确。‘四人帮’反党集团是党内资产阶级的典型代表，他们上台，就是资产阶级上台，修正主义上台，法西斯上台，资本主义复辟，我们的党就要变修，国家就要变色，人民就要遭殃……”
　　更为奇特的，是嫌姚文元不“左”。
　　《人民日报》1977年1月16日发表解胜文的大批判文章《批判姚文元的阶级斗争“终结”论》。该文揭露说姚文元年轻的时候，曾经写文章抹杀阶级斗争，鼓吹阶级斗争也有低潮终结的时候，这说明姚文元是个右派。这样的批判暗示什么呢？当然是要把阶级斗争搞得更加激烈。
　　这些现象说明，批判‘极右”的结果，是极左思潮在社会上继续泛滥流行，是‘文化大革命’的意识形态继续荼毒中国，是中国人民继续蒙受愚弄，无法清醒和前进。
　　但是，华国锋批“极右实质”的主张，在实际贯彻中不能不打折扣。
　　“四人帮”本来就是极左。随着揭批运动深入，势必要摆脱“批极右”的轨道，触及“四人帮”的极左。
　　1976年l1月14日，《人民日报》发表任平撰写的《一帮祸国殃民的害人虫》一文，批判“四人帮”以“革命”，压制生产的“左”的谬论，说：“努力发展社会主义生产，搞好社会主义建设，是无产阶级专政的一项基本任务。”
　　11月16日，《人民日报》发表轻工业部批判组的《自力更生，洋为中用》一文，批判了“四人帮”的封闭主义，说：“对外国的好经验、先进的科学技术都要学习，都要吸收过来为我所用。”
　　有的文章还揭发批判了“四人帮”迫害知识分子、推行文化专制主义的罪行。
　　这都是揭批“四人帮”的极左。
　　限制和反限制的矛盾日益激化起来。揭批“四人帮”运动也在冲破重重限制的过程中，开辟着思想解放的道路。天安门事件碰不得
　　1976年4月5日清明节爆发的天安门事件，是人民群众悼念周恩来、拥护邓小平、反对“四人帮”的强大抗议运动。
　　把天安门事件定为反革命事件，是一个大冤案。
　　粉碎“四人帮”之后，广大群众强烈要求为天安门事件平反。
　　1977年1月8日，是周恩来逝世一周年。北京干部群众再次涌向天安门，在人民英雄纪念碑和观礼台放上精心制作的周恩来画像和花圈。
　　在天安门事件中作出重大贡献的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汉语教研室的童怀周（集体笔名），在《伟大的“四五”运动》一文中这样描写1977年1月8日天安门之夜：
　　入夜，天安门广场华灯齐放，泪眼模糊的人民，也能清楚地看见总理微笑挥手的遗颜，墙上革命的诗篇，台上肃穆的花圈，灯下绚丽的花。报纸上也报道了当时激动人心的场面。
　　……

第一次思想解放：一石激起千重浪——年战胜“两个凡是”
引言
粉碎“四人帮”  阴霾仍未散
“文化大革命”是对还是错
没有“四人帮”的“文化大革命”
“四人帮”是“左”还是右
还嫌姚文元不“左”
天安门事件碰不得
　叶剑英：赶快让邓小平出来工作
“抓纲治国”是“左”的纲领
“两个凡是”出台
世纪之交回眸华国锋性格行为特点
叶、陈、王抵制“两个凡是”
邓小平语出惊四座
艰难备尝邓小平第三次复出
急火攻心“洋跃进”
冤假错案何时昭雪
十一大的遗憾
新中央军委令人瞩目
华国锋的四个坚持
解放思想  实现伟大转折
新明星胡耀邦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是怎样产生的
历史雄文精华何在
风暴来临
邓小平说：“打破精神枷锁！”
斗争白热化
胡耀邦奋起反击
形势朝着有利的方向转化
孤独的《红旗》杂志
《中国青年》发起冲锋
中央工作会议开了三十六天
陈云仗义执言
天安门事件平反和其他重大决定
华国锋作检讨
让大家放开说话
邓小平号召解放思想
十一届三中全会实现伟大转折
确立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
改革开放的新方针
“社会主义时期的遵义会议”
思想解放带来人的解放
大规模平反冤假错案
推翻“两个估计”
右派分子重见天日
为地主富农分子摘帽子
放开其他政策
思想解放推动了社会变化
中国诗坛大爆炸
“伤痕文学”登上文坛
《于无声处》和《丹心谱》引起轰动
美术新潮令人目眩
潘晓来信激起轩然大波
喇叭裤、披肩发和迪斯科
朱逢博和李谷一的风波
经济改革从农村突破了
小岗之夜惊天动地
万里：我走独木桥
邓小平一锤定锣音
包产到户节节前进
人民公社解体
乡镇企业异军突起
经济生活新词汇：特区
政治体制改革起步
第二次思想解放：东方风来满眼春——年冲破姓“社”姓“资”
引言
姓“社”姓“资”搞得人心惶惶
姓“社”姓“资”登台
焦虑的邓小平敦促大胆突破
皇甫平文章引起轰动
　围剿皇甫平，大问姓‘牡”姓“资”
纠缠姓“社”姓“资”要害是否定改革
“左”倾思潮维护计划经济统治地位
“以阶级斗争为纲”呼之欲出
否定邓小平理论的一篇奇文
黄钟大吕压倒瓦釜之鸣
　邓小平南方谈话震动全国
中国经济鲤鱼跃龙门
十四大开辟新纪元
北大教授为何跳楼自杀
十四大：用邓小平理论武装全党
历史选择了市场经济
实施“软着瞄”  推动改革深化
第三次思想解放：晴空排云上碧霄一一年冲破姓“公”姓“私”
引言
一波才平  一波又起
摸着石头过河，越摸越深
中国改革的新乐章
“左”倾思潮没有纲领
“公”与“私”：老问题成了新枷锁
第一份“万言书”：把“牡”与“资”变成“公”与“私”
京师震恐
私营：政治气象中最敏锐的晴雨表
市委书记说，计划体制我搞了几十年
温州再遭大批判
为什么要指责“年以后”
“反演变”：要不要多一个“中心”
以俄为鉴：一份奇特的苏联解体考察记
再发动一轮“九评”吗
第二份“万言书”：以“反和平演变”为纲
外资是不是一条“狼”
从年代的世界主义到年代的民族主义
中国能不能养活中国人
特区之争卷土重来
年春，《经济日报》不甘沉默
对苏共垮台的再认识
所有制：改革能冲过这个险滩吗
江泽民说，改革正处在关键时刻
第三份“万言书”：“抓大放小”是私有化的主张
短兵相接为什么发生在年
“流失”和“消失”，哪样更坏
局外人要破产，局内人怕破产
‘呒产”与“有产”
少争“热”与“不热”，多说“改”与“不改”
改革改了十六年，还是“气式点”
从金钱到人性  从人性到理性
朱锫基洒泪为商鞅
伟人身后　“狼烟”四起
失去伟人的中国
第四份“万言书”：“走资派”名单录
道德复苏运动席卷全国
口诛笔伐厉有为
有人说，预言“极左回潮”是诅咒党中央
“新左派”说，把“文革的合理因素”制度化
争论的不干事，干事的不争论
宪法不会对改革说“不”
从思想解放到理论解放
“五二九”：主要是针对“左”
“左”倾思潮的最后一搏吗
不想争论也不行
外国人争说“谁上谁下”，中国人惊问“姓公姓私”
李鹏：十五大是又一次思想解放
年秋季的人心向背
新思想与新理论
结束语  三次解放贯穿一条反“左”主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