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贻聪，1938年10月出生，江苏省淮安市淮阴区人。1958年考入北京外国语学院（今北京外国语大学）西班牙语系，1963年毕业后被分配进外交部。曾任外交部美大司处长、参赞、副司长和拉美司副司长以及中国驻墨西哥使馆随员、驻尼加拉瓜使馆政务参赞等职，还曾担任过新华社驻巴拿马分社记者、世界知识出版社社长兼总编等职务。1991年至2000年期间，曾先后出任中国驻厄瓜多尔、古巴和阿根廷大使。由于在推动三国与我国的友好合作关系上成绩卓著，分别被厄、古、阿政府授予该国颁发给外国人的最高级别勋章，也得到我国政府相关部门和人士的高度赞赏。
    2001年退休以来，依然在以各种不同的方式努力增进我国与拉美以及其他地区讲西、葡语国家友好合作关系的发展。

    《中国大使手札：结缘拉丁美洲》多角度地记述了作者外交生涯中难忘的人和事，从与古马卡斯特罗主席的友谊写到与阿廷总统德拉鲁阿的交往；从出使厄瓜多尔写到在巴拿马的记者生涯等，新中国外交官在外交第一线的风采可见一斑。书中插遥100多幅珍贵照片。全书语言朴实，文笔流畅，内容丰富、引人入胜。具有较强的可读性和一定的史料价值。

    古巴篇
    在哈瓦那的美好回忆
    1993年9月，我由于不适应高原生活，被从“赤道之国”的厄多多洋（其首都基多海拔高度超过2800米）调到“加勒比海中的明珠”古马，担任中国驻这个岛国的第10任大使，于同年9月12日到任，14日递交国书，正式开始工作。1995年9月，我接到调令，在陪同卡斯特罗主席首次对我国进行访问后，于同年12月初结束了任职。尽管我在古巴仅仅工作了两年多一点的时间，但对这个国家留有许多美好的印象和愉快的回忆。
    “仙人化身的国家”
    在我去古巴之前，不少曾在这个国家工作过或者访问过的同事告诉我，尽管古巴面积不大（11万平方公里），人口不多（1100万），但有着秀丽的景色，丰富的资源，更有热情好客、能歌善舞的人民。我在古巴的两年里，不仅领略到了这个国家遍布全国的可餐秀色，也感受到了这个国家人民豪爽、欢乐、热情的性格。对于后者，我还有特别的所见和所闻。
    在古巴东部，有一个名称和省名相同的省会城市，叫拉斯图纳斯。这座省城的入口处建有一个构思奇特、设计新颖的喷泉群：一位被塑成古巴全国地形状的裸女斜卧在水池中央，周围簇拥着嬉戏欢舞的男女。从他们身体的不同部位喷射出来的高低有致、粗细不等的水柱和水花，构成一幅美丽的图案，令人赏心悦目。我去该省访问时，省委书记洛佩斯曾特意邀请我去看这座喷泉，还让省政府的“历史学家”（古巴省、市政府中设立的一种职务，由学过历史且熟知本省市历史发展和演变的人担任。他们既要能够准确、详细地介绍历史事件、人物、典故和经验教训，以便协助政府对人民进行历史和爱国主义教育，又要对现阶段和未来的发展计划提出供政府参考的建议）与我们同行，请他向我仔细讲解有关喷泉的设计思想等情况。那位历史学家告诉我．喷泉是按照古巴民间传说的神话故事创作成的：在上古年代，一群仙人由一位手捧宝葫芦的神仙长者带领历游人间，来到古巴所处的位置，忘形之中，宝葫芦的盖子被启开，不断流出的水形成了汪洋大海。仙人本可收回水后重返天界，但因留恋人间而决定不再回返天国。加勒比海就是宝葫芦里的水造就的，古巴岛则是宝葫芦的主人神仙长者变化而成。喷泉既体现了古巴的美丽。也体现了古巴人民的欢乐特点和传统。洛佩斯书记笑着补充说。由于我们古巴是仙人化身而来的，所以全岛到处都令人流连。他还说，不知是这个神话的影响，还是由于古巴地处热带的关系，古巴人民世世代代都很喜爱歌舞，跳舞几乎是人们的天性。为了给人们提供唱歌跳舞的场地和条件，各级党政机构都要做出长期的努力和安排。即便在当前经济十分困难的情况下也不能有任何松懈。
    的确，无论在首都哈瓦那，还是在全国的各个市镇。甚至在农村、山区。到处都可以看到规模不等的“舞场”，许多舞场仅仅是水泥地面、茅草盖顶的草棚。每到晚上，特别是节假日，音乐之声随处可闻，跳舞的人群随处可见。有些年仅二三岁的孩童，走路尚且不稳，也会随着音乐节拍自然地扭动，令人忍俊不禁。在著名的哈瓦那海滨大道上，夏日的周末晚上，更是乐声如潮，人头攒动，跳舞的男女老幼连绵数公里，还经常通宵达旦。洛佩斯的介绍和阐述，使我对古巴人民的特性有了新的了解和领悟，对古巴政府为何要想方设法满足群众唱歌跳舞的愿望也有了深入的认识和理解。
    在实际工作中学习邓小平理论
    1993年下半年，也就在我抵达哈瓦那前后，古巴决定加快开放，同时着手改革，以期通过借鉴中国、越南等国的建设经验，探索一条“具有古巴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并为此采取了一系列新的举措。古巴的这种决心和政策很符合古巴人民的心愿，也调动了各级干部的积极性。这些举措中有些同我国的做法颇为相似。因而也使我成了希望更多了解中国的古巴党政干部、新闻工作者很注意的人物之一。我所到之处，甚至在我的礼节性拜会中，都有人不时提出关于邓小平理论、中国改革开放等方面的问题，希望我给他们介绍和阐述。此外，江泽民主席1993年年底访问古巴时，卡斯特罗主席还亲口对他说。他曾拜读过邓小平同志所有公开发表过的文章，认为邓小平的思想确实伟大。这种局面告诉我，必须老老实实地读书，认认真真地思考问题，以求得对邓小平理论、对我党方针政策的全面、准确的理解，否则将难以工作，甚至可能犯下严重的政治性错误。基于这样的认识，我挤出一切可能的时间读书看报，琢磨问题。在不长的时间里，我通读了《邓小平文选》一至三卷，重点文章还反复、多次地阅读。我也注意阅读每天的《人民日报》、每期的《求是》杂志以及其他刊物。每天收看、收听中央电视台和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的节目，以期从中了解形势、数据，并得到启迪。在我离开古巴时，我的办公室里还一份不少地摆放着两年中的《人民日报》、《求是》等报刊。除了自己学习外，我也要求使馆的其他同志，特别是高级外交官认真读书看报，以避免误导、误传，更避免中国外交官解释不了本国政策和所走道路的尴尬局面。两年里。卡斯特罗主席、劳尔·卡斯特罗副主席等古巴党政领导人多次到使馆，反复地向我询问关于我国建设具有本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政策、方法等问题，还问及过中国许多政策的决策过程和执行情况。中共十四大几次全会后，他们都通过秘书或外交部向我索要会议的相关文件，并就一些内容问过我的理解和认识。在我访问外地时。各个省的党政领导人也都曾就如何落实一些政策、措施向我提出过许多具体的问题，有些省委还请我为其中级以上干部作报告。古巴新闻工作者就中国发展道路提出的问题则更多、范围也更广。由于我从思想上和理论上事先做好了一定的准备，所以对所有的相关问题均来者不拒，有问必答。而且，我在回答他们的提问时能够抓住本质，给以清晰、扼要的解答，还具有明显的针对性，故而经常受到各方的肯定和好评。试想：如果我自己不努力学习，深入思考，后果就很难想象了。
    迎送多起重要访问
    20世纪80年代末期开始，中古两国间的互访明显增多，送往迎来也就成了驻古使馆的一项日常性的工作。我到任后，这方面的任务有增无减，可以说，从抵任之日起，我就为两国间的许多代表团，特别是由江泽民、李鹏、李瑞环、吴邦国及一系列古共中央政治局委员等高层领导人率领的代表团互访的联络、准备和迎送而不停地奔忙。在一些必要的场合，我还得帮助进行口笔译。我在古巴的丽年里，迎来送往的次数之多，实在难以算清、记住。我只记得，有好些时候，在10天半个月的时间里，我需要天天进出哈瓦那的“何塞·马蒂国际机场”，甚至一天要去好几次，以至于机场的所有工作人员都认识了我。
    尽管诸多的访问使我经常忙忙碌碌，有时连续几天每天只能睡两三个小时，但内心感觉却十分充实、愉快，忙而不疲，忙而不乱，因为这些互访表明了中古两国关系的良好程度，对促进两国关系今后的发展也都十分重要。此外，到我就任时，两国建交已30多年，但我国国家主席、国务院总理、全国政协主席等都是首次访问古巴，卡斯特罗主席也是第一次访问我国，这些交往对于我个人的意义也当不言自明。在卡斯特罗主席结束访华前，时任外交部部长助理杨洁篪同志曾对陪同团团长、国家计委主任陈锦华评论说：“在我国的驻外使节中，能在一个任期内接待那么多我国的党和国家领导人访问驻在国，又能陪同驻在国元首访华的，实在不多。徐大使实在很幸运，这也说明他的工作很有成效。”
    谈到卡斯特罗主席对我国的访问，就我个人而言，还是一件既巧合又有趣的事情。由于多种原因，卡斯特罗主席自从1959年武装夺取政权之后从未访问过我国。20世纪80年代末，我国政府在酝酿向他发出访华邀请时，我正在外交部担任拉美司副司长，古巴事务是我主管工作的一部分，因而有关邀请卡斯特罗主席访华的事项是由我负责筹办的；1989年6月钱其琛外长访问古巴时，受托正式向卡斯特罗主席转达了中国政府的邀请。我作为钱外长对古巴进行首次正式友好访问的陪同人员，和当时任外交部新闻司司长、后来曾经担任过外交部长职务的李肇星同志一起参加了那次会见和谈话：1993年9月我奉调去古巴之前，刘华秋副外长曾指示我到任后要适当推动卡斯特罗主席早日访问我国；1993年11月江泽民主席当面向卡斯特罗主席发出邀请，以及李鹏总理、李瑞环主席后来分别重申江主席的邀请时，我又有幸参加了每次的谈话。能有上述种种机会，本身就是十分难得的。但是，更令我高兴的是，在李鹏总理的亲自关心和指示下，我还得以参与了两国关于卡斯特罗主席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的商谈、筹备的全过程并陪同进行了访问。
    古巴方面传出卡斯特罗主席在考虑访华具体日期的消息时，适值我在向古方及各国驻古外交使节辞别之际。尽管我对他未能稍早一点访问我国多少有点遗憾，但听说他终于在考虑各方期待已久的访华之行，我确实为之振奋，因为这毕竟意味着我部分地完成了国内的嘱托。就在我和使馆的同志们准备详细讨论有关如何撰写卡斯特罗主席访华的各种接待参考资料时。传来了李鹏总理决定过境古巴这一令人惊喜的好消息。1995年10月9日，李总理和夫人朱琳乘坐的专机抵达哈瓦那，在机场等候多时的卡斯特罗主席到舷梯旁迎接了李总理及其一行，并同他们在机场贵宾厅进行了短暂、但十分亲切的会见和晤谈。那次会晤对两国关系无疑是非常重要的。同时也给我个人带来了极大的愉快，因为当晚李总理委托拉美司司长李国新从利马给我打来电话，指示我推迟回国，以便做好卡斯特罗主席访华的联系和安排工作，并在具体商定后全程陪同访问。李总理的指示，彻底消去了我心头多少怀有的遗憾之情。1995年11月29日，我随同我国政府陪同团团长陈锦华主任和外交部副部长李肇星等人一道，在首都机场迎接到访的卡斯特罗主席；同年12月8日，在广州的白云机场，我站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广东省委书记谢非及陈锦华团长的身边，送走了圆满结束访华的卡斯特罗主席，从而也完成了我从酝酿邀请到陪同访问的全过程。据我所知，有这种机遇的使节并不多。
    广交上层朋友
    从某种意义上讲，外交是同各国党政上层人士打交道的工作，同他们的接触或在他们中交的朋友越多，越有益于推动两国关系的发展，也越有利于外交任务的很好完成。
    古巴是由共产党领导、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国家之一。古巴共产党在各级政权中处于领导核心的地位，由200多名中央委员选举产生的26人政治局又是核心中的核心。设立的国家权力机构有人民政权代表大会（分全国、省和市三级）、国务委员会（其主席为国家元首）和部长会议（其主席是政府首脑）。为了能够结识古巴的上层领导人，并逐步同他们建立起友好关系，我在递交国书后，就以多种形式，有计划、分步骤地同古共中央的20多名政治局委员、国务委员会和部长会议的主要组成人员、各部部长、军队的高级将领进行广泛的接触和交往。通过两年中1800多次“请进来，走出去”的相互往来，我逐渐成了他们中绝大多数人的朋友。他们经常请我去他们的办公处，或者给我打来电话，询问我关于中国的各种情况，有时还在电话中同我谈家常。我不仅有许多领导人办公室的直通电话，还有他们家里的电话。遇到特殊需要时，我可以径直、迅速地找到他们。
    除了这种其他多数国家的使节所没有的方便外，我还同古巴大部分党政军领导人的秘书和身边的工作人员普遍建立起了相当熟识的关系。他们只要知道是我在联系事务，一定会千方百计帮助我找到他们的上司，因为他们都知道我与他们上司的关系非同一般，而且没有必要时我也不会去麻烦他们。在古巴的党政部门，其他国家的使节去拜访或者联系事情时，人们相互之间都用“××国大使”进行通报，唯独对我只用“大使”：因为谁都知道只用“大使”相称，一定指的是我。
    在交友中，我不单纯交上层朋友，也交普通朋友。不管什么人要求见我，只要我有时间，我都予以会见，并针对他们的不同需要或问题，尽力予以满足，使他们高兴而来，满意而去。在外地，我也竭力结交各种人士，争取成为尽可能多的古巴人的朋友。有一次农业部长霍尔丹问西恩富戈斯省委第一书记是否也是中国大使的朋友，这位书记反问他说：“哪位省委书记不是大使的朋友呢？”，他们两人分别把这个故事告诉我，并都笑着说：“你的朋友可真不少。”我的这些省市朋友也都给过我许多帮助。例如，当他们听说使馆很难买到蔬菜和请客用的水果时，曾纷纷派人给我送来或委托古巴航空公司的航班捎来大量西红柿、葱头、白菜和西瓜、芒果、菠萝等。这些事实说明，我的古巴朋友确实比较多，也比较实在。
    从以下两个事例中，更可以看出我与许多古巴领导人之间过从甚密关系所曾起到的重要作用。其一是，李鹏总理在1995年10月访问非、美、欧三大洲过程中，临时决定过境古巴，以同卡斯特罗主席会见。我接到此项通知时，离李总理计划抵达哈瓦那的时间仅有70来个小时，且又恰逢周末，联络过程中的困难显而易见。我利用同古巴的一些有关重要领导人的亲密友谊，分别给他们直接打电话联系，紧急要求见面。结果，在几个小时内就落实了李总理过境的全部细节，受到了国内的肯定。其二是，1995年6月，我党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常务副书记侯宗宾同志率领的代表团访问古巴期间。由于原订有座位的墨西哥航空公司突然取消航班，不得不提前一天离开古巴。日程的改变，需要将原定的宴会由星期一提前到星期日。但是，在我们得到墨航取消航班的消息时，已经是星期六的上午，各机关都在休息。由于我们有较为通畅的联系网络，在短短的半天时间里，应邀的20多位都是副部长以上的客人，其中还有三位中央政治局委员，都重新确认次日将来出席。代表团的同志们对我同对方领导人友谊的亲密程度及使馆的办事效率都深为惊讶，多次表示赞赏。
    交友是相互的。要想交到朋友，交好朋友，自己就应该有谦虚、坦诚、热情的态度，要熟悉本国、驻在国乃至世界的形势和动向，还要有广博的文化知识，要有实在、可信及不庸不俗的幽默谈吐。谈话的内容和方式要因人而异，不可千篇一律。舍此，既难以交到朋友，也不可能达到交友的目的。在古巴的两年实践证明，我坚持的“以情入手，坦诚相待，有出有进，不强加于人”的交友原则和方法取得了一定的成效。
    “有耕耘，就有收获”。我在古巴“广交、实交、深交”的交友活动收到了许多诚挚的回报。在我离任前，卡斯特罗主席、劳尔·卡斯特罗第一副主席曾分别为我举行宴会送别，这在古巴是极为少见的。此外，古巴全国人大主席阿拉尔孔、国务委员会和部长会议的多位副主席、党中央和政府的许多部长、军队的将领也都以各种不同的形式，打破常规地为我组织了送行活动，哈瓦那市和一些省政府还破例地授予我勋章、荣誉称号等。他们说。给予我这些少见的荣誉，除中古两国关系友好外，我和他们之间的坦诚友谊也是重要原因之一。
    ……

序言（李肇星）
古巴篇
在哈瓦那的美好回忆
“仙人化身的国家”
在实际工作中学习邓小平理论
迎送多起重要访问
广交上层朋友
遍访古巴各地
学习对方的长处
与他国使节友好相处
平等待人，搞好内部团结
三个单位为我请勋
与卡斯特罗主席的交往
第一次正式谈话
首次宴请卡斯特罗主席
与卡斯特罗主席的多次晤面
陪同访古的我国领导人会见卡斯特罗主席
共同纪念毛泽东主席诞辰100周年
受卡斯特罗主席之托完成特殊使命
被卡斯特罗主席的问题难倒
卡斯特罗主席为我和邵黄将军当裁判
卡斯特罗主席对我的特殊关照
与卡斯特罗主席共话奥运
卡斯特罗主席设宴为我饯行
陪同卡斯特罗主席首次访华
江泽民主席对古巴的历史性访问
李鹏总理对古巴的过境访问
同劳尔?卡斯特罗副主席共饮茅台酒
“徐贻聪”黄瓜
在古巴副总理家做客
小议古巴的防腐倡廉
几件事例
几点议论
古巴的“填海连岛”工程
中古关系中的一段插曲
重返古巴印象记
重游哈瓦那

阿根廷篇
出使阿根廷散记
向梅内姆总统递交国书
陪同德拉鲁阿总统访华
真诚与侨界交往
为推动中阿经贸合作奔走
努力做培养年轻同志的工作
阿根廷政府为我授勋
尉健行访问阿根廷的几个侧面
关于访问身份的建议
访问日程的制定和落实
高层领导人之间的理解进一步加深
深入调查研究，多方了解实际
临时决定缩短回国途中的时间
对激进党领导人未践约“不要太介意”
“应该理解他们”
“对反腐败的形势要有清醒的认识”
“务必不要给馆员同志们添麻烦”
重视对华关系的德拉鲁阿总统
德拉鲁阿总统来使馆与我们共度除夕
阿根廷政府重视同中国的经贸合作
阿根廷的经济危机及启示
危机爆发的主要原因
危机的影响
较快解决危机的基本条件
几点启示
有备无患，事半功倍——我在阿根廷做宣传工作的体会
美丽富饶的阿根廷
阿根廷色彩感怀
阿根廷烤肉

厄瓜多尔篇
出使厄瓜多尔散记
向博尔哈总统递交国书
陪同帕罗迪副总统访华
和杜兰一巴连总统一家交朋友
与科多韦斯的相处
探求设立武官处
高原之国的旖旎风光
加拉帕戈斯群岛之行
中厄关系中的一次危机
美国霸权行径的一次暴露
一位拉美朋友的真诚心声——写在阿斯图迪略诗集出版之际

中美洲篇
驻尼加拉瓜使馆建、撤散记
待命出发
初步印象
完成建馆
几起逸事
相互体贴
处理中止关系
在巴拿马工作的日子里
接受培训，出任记者
与托里霍斯将军的友情
有幸和三位总统交往
我所认识的诺列加司令
接待众多国内代表团
协助国内单位设点
侨界友人多
多次中美洲之行
奔波于巴拿马城和加拉加斯之间
后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