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福森，北京市顺义人，清华大学自动控制系统毕业，曾任海淀区委书记、北京市市委常委、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党委副书记、北京市委副书记、司法部部长，现任全国政协常委、社会法制委员会主任。

    《中关村改革风云纪事》从中关村第一家民办科技机构的诞生，到北京市新技术产业开发试验区成立后，1980年至1992年间的15件大事，特邀这15件大事的21位主人公、组织者或主要参与者亲自撰写回忆录，把第一手回忆资料奉献给读者。其中作者有四通公司开拓者之一的印甫盛、四通公司董事长段永基。联想公司开拓者之一、董事长柳传志。科海公司开拓者之一、首任总裁陈庆振。京海公司开拓者之一、首任总裁王洪德。中关村首家民办科技机构“北京等离子体学会先进技术服务部”开拓者之一纪世瀛。中共中央调研室主任、《希望的火光》作者于维栋， 原海淀区区委副书记、常务副区长邵干坤，原上地开发区实创公司首任总裁、原海淀区副区长王思红，原试验区首任主任、原北京市副市长胡昭广，原海淀区区委书记、原司法部部长张福森等人。他们一篇篇感人的文章，给读者亲身触摸历史的感觉。文章中还首次披露中关村早期政治、经济、企业金融运作、党中央对中国首家科技园区的批准过程，读后让人感慨万分。

    中关村首家民办科技机构与华夏所
    服务部的酝酿与成立
    1980年8月28日晚，陈春先来到我的家中，商议如何在改革开放的形势下学习美国硅谷和“128号公路” （公路边有很多知名大学，属于科技人员密集地区）的经验并移植它们的模式，利用中国科学院的资源，争取像深圳那样，搞个“中关村科技特区”作为新技术扩散的开发试验区。
    当年陈春先48岁，我38岁。陈春先是中国研究核聚变的几大魁首之一，时任中国科学院物理所一室主任、北京等离子体学会副理事长。我是物理所一室的核聚工程方面最年轻的工程师、我国第一个高比压环形核聚变实验装置GBH-1主体工程结构设计人、北京等离子体学会核聚变工程分会秘书长。
    希望此生能做成大事业，报效自己的国家，这是我们俩共同的理想。面对当时中国经济的落后局面，我们产生了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和时间紧迫感。作为中华学子，眼看着中国科学院物理所围墙内现代化设备齐全，新技术成果累累，而围墙外却还是那种刀耕火种、人扛马拉的小农经济，农田贫瘠，农舍荒凉。这种鲜明的对比使我们产生了强烈的使命感，急于把科技成果转化成财富，为祖国贡献力量。我们立志要冲破旧的科研体制的束缚，建立新的机构。
    我与陈春先在同一研究室从事等离子体物理和核聚变工程研究，并承担总体设计工作。在建造第一个高比压环形等离子体实验装置的过程中，我们体会到“协会”的作用很大。例如，在研制耐高温高压的巨大陶瓷真空室的过程中，上海市的硅酸盐协会利用社会的力量，通过协作完成了攻关任务。这使我们联想到，北京市科学技术协会是一个很好的平台。于是，我们萌发了在北京市科协的支持下，在北京等离子体学会下成立个扩散新技术服务部的想法。
    我和陈春先在那天讨论的结果是，召开北京等离子体学会理事会，向北京市科协汇报，在中国科学院体制外成立一个以科技咨询为主、技术扩散型的“北京等离子体学会先进技术发展服务部” （简称“服务部”）。
    1980年9月，我们开始进行服务部的筹备工作。陈春先负责向北京等离子体学会理事会和北京市科协进行汇报请示。服务部具体的筹备工作，由物理所崔文栋和我共同负责。我们先后联络了中国科学院物理所、力学所、电子所、电工所及清华大学等单位的20多位科技人员参加服务部的筹建工作。
    陈春先在北京等离子体学会上汇报了筹建服务部的设想和计划，获得了全体理事的同意和支持。学会委派陈春先作为代表主管服务部的工作。力学所的王殿儒是学会的秘书长，物理所的汪诗金是学会的副秘书长，他们共同协助陈舂先管理服务部的工作。服务部的日常管理工作由领导小组负责。
    我当时作为常务副组长主持服务部常务工作。成立领导小组时没有任命组长，因为我们希望由北京市科协委派干部担任组长，以增加领导小组的权威性，同时也使服务部与中国科学院的关系相对超脱一些。北京市科协委派陈庆国担任组长，但他不参加服务部的日常管理工作。
    服务部副组长：崔文栋，物理所一室技师；曹永仙，力学所工程师。
    服务部成员：陈首粲，电工所室主任；吴德顺，电子所工程师；罗承沐，清华大学讲师。
    会计和出纳分别由物理所的潘英和刘春城担任。
    服务部的筹备工作和成立工作得到了北京市科协领导田夫、孙洪和赵绮秋等同志的明确支持。
    1980年10月23日，服务部正式成立，地点设在物理所西北角一室仓库的角落里。这是个无人问津的、常年堆放废旧物资的小库房，到处都是尘土和蜘蛛网。我组织物理所一室宛振斌、蒋涛等工程技术人员利用星期天休息的时间，把废旧的东西堆积码放在半间仓库里，中间挂个蓝色的塑料布，另外半间收拾出来就作为服务部的办公室。服务部的成立大会就是在这个由半间库房改成的办公室里举行的。到会的除了我们服务部的主要成员外，还有当时北京市科协咨询部副部长赵绮秋。赵绮秋是到会的主要领导。在会上，陈春先、赵绮秋和我做了发言。自此，中关村第一家民办科技机构宣告成立。
    初期的工作和运行机制
    服务部成立后，立刻得到中国科学院科技人员的响应。他们可算找到发挥自己知识才能的平台了。一批不甘寂寞的科技人员，在服务部的周围开始了创业尝试。
    服务部的第一项工作，是为海淀区的地方经济发展服务。服务部的首家合作对象是海淀区劳动服务公司。由海淀区劳动服务公司提供场地和人员，服务部出技术人员，共同建立了“海淀新技术工厂”。服务部和海淀区劳动服务公司在北大的南墙外还合作开办了“西颐电子服务部”。在中关村街道的空地上，海淀区劳动服务公司搭建了两栋蓝色的木板房，与服务部联合开办“电子电工培训班”。
    服务部的第二项工作，就是利用科技人员掌握的技术，承担高科技产品的咨询、设计、研制等工作。
    当时，服务部承担了用于电子工业的高压长脉冲电源、用于电子对撞机的高压火花间隙开关、用于冶金工业的等离子体冶金技术和用于锅炉安全的保护系统等科技项目。
    服务部在这个阶段只有少数专职人员，大部分工作都由兼职人员完成。经常参加工作的有物理所的栗达仁、蒋涛、宛振斌工程师，清华大学的杨津基教授，力学所的谈镐生教授，电工所的严陆光、陈首粲教授，电子所的郭和忠教授等。他们都是服务部的顾问或项目负责人。一种新的强大的力量把这些知识分子们吸引在服务部周围。
    服务部从一开始就建立起“自筹资金、自由组合、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民营运行机制和管理模式，在奖酬办法等方面也都做了积极的探索。在当时的情况下，这些做法都是原创的，没有现成的东西可参考，尽管很不成熟，但极具探索意义。记录这些改革措施的文件我至今保存完好，很有历史参考价值。
    为让服务部的领导敢于领取津贴，在陈春先和汪诗金的动员下，纪世瀛、崔文栋、曹永仙每人每月领取津贴7元人民币，领取时间有两年。陈春先在这期间分文未取。
    服务部遭受挫折
    服务部的影响越来越大，参加服务部的科技人员日益增多。由于主要创始人和骨干大都是物理所的科技人员，因此在物理所引起不小的风波，各种风言风语开始在物理所乃至整个中关村地区不断传播，打破了中国科学院的宁静。
    1982年1月，北京市科协召开全体科协委员大会。市科协委员、当时的物理所所长对服务部的工作提出了批评，批评北京等离子体协会下属的服务部，搞咨询工作乱发津贴，扰乱了科技人员的思想，扰乱了科研秩序，腐化了科技队伍。
    这种指责引起了一片议论，一些不了解情况的人也提出不少疑问。“扰乱了科技人员的思想，扰乱了科研秩序”的罪责非同小可。市科协的委员们希望有关领导把问题调查清楚。
    当时，在全体职工大会上，物理所领导对陈春先和我进行点名批评，认为陈春先办服务部说什么移植硅谷经验扩散新技术，实际上跟卖菜卖肉的“二道贩子”差不多。把国家几十年积累的科研成果贩卖出去，是“科技二道贩子”。
    物理所领导还上报中国科学院领导，说纪世瀛、崔文栋等人四处活动，搞内部项目承包，扰乱了科研秩序。还说服务部账目有严重问题，陈春先动用室主任的权力挪用科研经费，应该彻底核查服务部的账目。物理所领导还组织人到合肥等离子体所、电子部各所进行调查，一时闹得满城风雨，使我们处于极为被动的状态。
    作为服务部的负责人，我坚决反对物理所派人查账。理由很简单，学会服务部是北京市科协系统的下属部门，物理所无权派人查账。
    我还到市科协领导孙洪和田夫的办公室，向两位领导陈述自己的理由。
    两位领导都表态支持服务部，认为服务部的账北京市科协查过，没有什么问题。过去北京市科协不让物理所查账，是为了保护服务部；今天又同意物理所来查账，也是从另一个侧面保护、支持服务部。查了账没有问题，物理所就再也无话可说了。
    物理所向服务部派出查账小组，翻阅全部账目并对账目进行复印。此时，服务部人心惶惶，尤其是拿过服务部津贴的知识分子们，都害怕被扣上经济问题的帽子，怀着十分惶恐的心情，纷纷把津贴退给服务部以求清白。最后，他们甚至纷纷退出服务部，服务部终于被搞得溃不成军。最糟糕的是，物理所不公布查账结果，以致不负责任的小道消息满天飞。服务部差点被封杀在社会舆论之中。新华社北京分社记者上书中央在物理所查账期间，北京市科协主要领导一直关心着服务部，委派北京市科协咨询部副部长赵绮秋向北京市委、中国科学院党委说明情况。
    赵绮秋的心情也很沉重，她向丈夫周鸿书倾诉心中的苦恼。周鸿书听完，说：“咱们把陈春先和服务部的事情写篇情况反映，让中央领导看看，听听领导怎么说。”
    赵绮秋的丈夫周鸿书，当年任新华社北京分社副社长。1982年底，周鸿书派记者潘善棠两次采访陈舂先和我。周鸿书还亲自对采访文章进行审阅和修改，使文章更有说服力。最后，文章的题目定为《研究员陈春先搞“新技术扩散试验”初见成效》。
    以下是潘善棠这篇情况反映的主要内容：
    中国科学院物理所等离子体物理研究室主任、研究员陈春先，从1980年开始在北京市海淀区进行科技成果和知识向附近地方扩散的试验，近两年来，这个试验已经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一个类似国外的“新技术扩散区”开始在北京市海淀区出现。
    所谓技术扩散，是指把集中在一个地区的科学技术和人才，扩散到缺少科学技术人才的地区去。在美国，在集成电路微电子学、先进科学仪器闻名于世的旧金山附近的硅谷和波士顿附近的“128号公路”地区，就是由麻省理工学院等著名大学、研究中心把新技术、新的科研成果扩散到那里的小工厂群的。这些小工厂（有的是科学家或教授们办的）由于接受了科研单位或大学的最新技术和成果，以极低的能源和材料消耗，生产“技术密集型”小批量新产品，行销全世界，在有的重要领域里起到了技术革命的带头作用。这些产品的价值，主要是“物化的”专门科学技术知识。
    北京市海淀区是我国科学技术和各种自然科学人才最集中的地区，著名的清华、北大和中国科学院的许多研究所以及许多著名科学家，都集中在这一地区。许多科学论文、科研成果也出自这里。但是，这些大专院校和科研单位与社会上的各种生产活动的联系很少，使大量的科学技术、科研成果和技术知识，长期停留在论文、样品、展品阶段，处于“潜在财富”状态，不能迅速生产，无法取得经济效益。
    在海淀区中关村居住和工作了20多年的陈春先通过几次短期国外考察，了解到国外“技术扩散区”的积极作用，便决心在自己力所能及的范围内，探索一条在我国扩散新技术、新科研成果的路子。陈春先同志的这个想法，得到了北京市科协的大力支持。1980年10月23日，陈春先与其他一些科研人员合作建立了“先进技术发展服务部”，并开展有经济合同的科技推广、咨询和新产品开发工作。近两年来，这个“服务部”先后与有关单位签订了27个合同，目前已完成一半以上。与海淀区四个集体所有制的小工厂建立了技术协作、帮助开发和移植新产品的关系，帮助海淀区创建了海淀区新技术实验厂和三个新技术服务机构。
    扩散新技术和科研成果的一些机构建立后，陈春先又与海淀区培训中心合作，办起了行业知识青年技术专修班，培养为扩散新技术和科研成果所必需的人才。第一期电子技术培训班于1981年10月开学，学员60人，学制一年半（全日制）。第二期专修班于1982年10月招生开学，学制三年，分工业与民用建筑、科学仪器设备和电子计算机应用三个班，每班50余人。教学工作由清华、北大和科学院各研究所的教师、研究人员担任。这些高中毕业的社会待业青年，经过专修培训后，一部分将安置在他们创建的新技术实验工厂和新技术服务部，一部分将按合同安置在科学院有关研究所和一些大学，为它们提供技术服务。
    陈春先与有关科研人员、教授在海淀区进行的高新技术和科研成果转化为直接生产力的“扩散”试验，已初见成效。在有关科研人员、专家、教授的指导和帮助下，新技术实验工厂已经生产出了一些供科研单位、大学试验用的仪器和设备；新技术服务机构为海淀区的一些工厂传授技术，解决了一批生产技术问题；还为科学院一些单位承担了过去主要由中高级科研人员担负的若干技术服务工作；一批待业青年学到了一定的专业技术，得到了安置。此外，一些科研单位、大专院校的科研和教学人员，也能把自己的知识、技术和科研成果从本单位、从论文上、从实验室里逐步扩散到社会上用于发展生产。
    但陈春先进行高科技成果、新技术扩散试验，却受到本部门一些领导人的反对，如科学院物理所个别领导人就认为，陈春先他们是搞歪门邪道，不务正业，并进行阻挠，使该所进行这项试验的人员思想负担很重，严重地影响了他们继续试验的积极性。
    中央领导同志批示与支持
    陈春先和服务部的成员，对这篇文章没抱什么希望。赵绮秋和周鸿书夫妇也只是想让中央领导人知道有这件事，没想到当时的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国务院副总理方毅、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胡启立先后做了批示。
    中央领导在批文中指出，陈春先同志的做法是完全对头的，应予鼓励。陈春先同志可能走出一条路子。中央领导的批示使服务部的同志们受到极大鼓舞。
    1983年1月25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广播明确指出，陈春先带头搞技术扩散，服务部的大方向完全正确，应当予以支持。
    《经济日报》连续几天大篇幅报道，陈春先从事新技术扩散未取分文，先进技术发展服务部账目没有问题。
    春风化雨，中关村第一家民办科技机构在党中央的直接关怀和支持下复活了。创办华夏所
    中央领导的批示使中关村沸腾起来，改革热情空前高涨。陈春先、崔文栋和我几个人，紧锣密鼓地策划新的行动，不谋而合地想光明正大地成立民办研究所，甚至梦想要成立一个研究院。
    不久，在海淀区工业总公司会议室里，北京市科协、海淀区科委、海淀区工业总公司和服务部召开紧急会议，研究落实中央领导批示，进一步扩大并发展服务部。会议最后决定，在服务部的基础上，联合成立“北京市华夏新技术开发研究所”。
    1983年4月15日，在海淀区花园路6号乙门二楼，北京市华夏新技术开发研究所（简称“华夏所”）正式宣布成立。

序言
前言
中关村首家民办科技机构与华夏所
服务部的酝酿与成立
初期的工作和运行机制
服务部遭受挫折
新华社北京分社记者上书中央
中央领导同志批示与支持
创办华夏所
中关村电子一条街的诞生
我和京海
我和“知青社”
提交“五走”报告
第一桶金
初创成绩
北京市委对京海公司的调查
中科院改革的试验田科海
科海成立的背景与使命
科海的管理体制及分配机制
开发与服务结合开拓技术推广新路
早期资金运作的尝试
创业中的一些经验教训
大风起创四通
联想初创时期的回忆
长长的引桥
计算所给的家底
第一批队伍
万事开头难
第一桶全
找到了方向
较早的股份制企业信通
中科院微机协作组是信通公司的摇篮
信通公司的管理体制
早期经营与第一桶金
对股份制的探索
改革开放使人“点铁成金”
首次点铁成全是小小的手表壳
从中科院辞职的扪心自问
拒绝日本人有损尊严的交易
奔走在故乡的小路上
北京理工大学是中国钛金的恩人
梦想实现
海淀区第四次党代会
第四次党代会召开时的区内外形势
集中民智提出“两区一基地”发展目标
第四次党代会是海淀区发展的里程碑
中科院科技产业在中关村的建立
中科院科技产业先锋“科技开发邵”
中科院首家科技公司科海的创办
月下两追周明陶希望公司诞生
《汇报提纲》确定大办科技产业
朱镕基科技促进基金会
“一院两制”的提出与旧观念的阻碍
海淀区为科技企业发展创造区域环境
影响改革的几种思想
电子一条街的主力军
营造“小环境”
请进来走出去
举办新技术展览和科技灯会宣传电子
对中关村四公司的调查
调查的起因
四家公司当时的情况
调查组对反映问题的核查情况
调查组发现的问题
实事求是的调查结论
科技部关心中关村高科技园区的发展
支持陈春先等科技人员创新创业
设立《中关村高技术开发区研究》课题
组织中关村民办科技企业专题调研
白皮书宣传中关村电子一条街
帮助中关村企业走出国门
保护科技人员创业
支持创办《中国科技产业》杂志
支持设立“科技实业家创业奖”
宋健“借东风”推动民营科技创业新高潮
中关村是火炬计划的试验区和示范区
新华社报道对成立试验区的推动
领导临时派我写一篇中关村的成就报道
民办科技企业的活力使我产生了写作冲动
调查报告的主要内容
调查报告被中央领导批示并组织调查
中关村科技园的决策过程
新华社的报道和中央领导的批示
调查组的组成和调查报告的设计
中央联合调查组的调查过程
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的决策
向北京市传达中央决定
《试验区条例》的诞生及管理体制的设计
《试验区条例》的起草过程
《试验区条例》背后的故事
试验区管理机构的设置
试验区办公室人员在北京公开招聘
创新是试验区的灵魂
走进试验区迎接新挑战
统一思想明确任务
吸收先进管理思想创新管理制度
生存机制与发展机制的创新
四通公司不但要办而且要办得更好
对四通公司的清查
市委清查四通公司的指导思想
进驻四通公司深入开展工作
坚持实事求是按党的政策办事
精心起草清查报告
四通公司要办得更好
在四通公司建立党委
四通公司的新生
北京市委的决策使四通吃了定心丸
四项措施让四通渡过难关
“二次创业”硕果累累
“科技之光奖”对试验区企业的影响
“科技之光奖”的缘起
召开动员大会造势
表彰大会在人民大会堂举行
国家科委转发大会的主题报告
中关村信通公司走私案
信通公司走私案是怎么回事
信通公司走私案可能成为一场劫难
海淀区委如何处理信通公司走私案
上地信息产业基地的创建
上地信息产业基地的启动
六图二书规划和公司化运作
首创北京土地使用权有偿出让
一流的工程建设与招商
后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