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把我的一生看作是一次长假
作家应该有他自己的时间表
郜元宝：文学曾经捉弄了我们好几代人，今天，我们中间的有些人开始反过来“玩”文学了。作为一种玩的结果，就是写作在目前好像已经成了异常容易的事。不少中青年作家产量高得惊人，他们似乎想以此显示其充沛的创造力，却总让我感到有几分疑惑：我们的文学是否客观上已经进入了一个繁荣的时代，还是仅仅说明，这个时代要求作家们非得不断有作品发表，否则就可能迅速遭人遗忘？
孙甘露：我想这里面有许多可以理解的原因，商业的冲击或许是主要的。
郜元宝：比较起来，这两年你似乎一直保持低产写作，能否谈谈个中的感受？
孙甘露：怎么说呢？我觉得挺自然的，不认为自己特别勤奋，也不认为特别比别人懒。其实照我目前的状如果能写到六十岁，在总数上也颇可观了，也许，我这人太满足于现状了吧？但是，老实说，怎样才是高产或低产，这中间并不存在一定的标准。
郜元宝：标准是有的，只是各人的看法不同。
孙甘露：是这样的。像我这样慢腾腾地一年拿出四五个中短篇，我自己看来还是正常的，因为至少我没有勉强自己。那些多产作家，如果不是出于勉强，我想也没有什么不正常。关键是作家应该有自己的时刻表。上次几个朋友一起座谈陈村的写作状况，我就说过，陈村这时候少写甚至不写小说，并不值得奇怪。也许他的时刻表上这一阵子正发不出车，也许不定什么时候，他又一发而不可收呢。
郜元宝：一个写作者确实要不断掂量自己，要是他不在乎这样的时刻表，或者对自己有没有这个时刻表根本就是一笔糊涂账，只是一味追随社会上流行的阅读需要。或者闻风而动，看到人家新作迭出就眼红，睡不着觉，那就不妙了。
孙甘露：我想一名诚实的写作者，不能只限于读者要什么就给他们什么，他更应该关心：我自己想给以及能给读者什么。正是这一点决定了他自己的时刻表。
我并不想迎合某个局面
郜元宝：你1987年以来的一系列作品，被不少评论者归入了“后新时期小说”、“先锋小说”、“探索（实验）小说”的名下，有些文章还由此总结出像“马原后小说”、“语言游戏”、“后现代主义”、“主体消解”、“写作的瞬间快感”等等文化和审美上的特性。所有这些，或许你也注意到了，不妨谈谈自己的意见。我今天不是以一个评论者和研究者的身份，而是纯粹作为一个朋友来和你对谈，我想大家都可以随便一点。
孙甘露好的。我想首先，这些提法都有特殊的理论背景，如果没有“新批评”，没有结构主义叙述学，没有罗兰?巴特的文本理论以及其后的解构风潮，所有这些说法也都不可能出现。我觉得中国人比以前更会活学活用了。能够如此快速和灵敏地对欧洲各种理论作出自己的反应，这件事本身是值得高兴的，它至少反映了评论家们广阔的学术视野。
郜元宝：我完全同意你的看法，我想，包括对你的作品的一切评论，都是很自然的事，像其他一切同时代的事件一样，它们自然而然地发生了，不管事后会有怎样的反省、反思和理论上的调整，都不能再绕过这些已经发生的事件。这或许就是评论独立的价值所在吧？
孙甘露：至于有关我本人的作品的评论，作为写作者，实在没有必要说些什么，我只想说，所有那些评论，都是有道理的。不过，在取得一定认识成果的同时，理论也不免要付出某种代价，这是意料之中的事。
郜元宝：能否具体一点？
孙甘露：比如说，我对“马原后小说”的提法，一直弄不懂它的确切内涵。被称作“探索小说”的那些作家，包括我本人，彼此之间其实都有许多明显的区别，我觉得他们的共性谈得太多，个性相对就被忽略了。
郜元宝：这一点许多搞评论的也都有同感，文学评论在我们这里作为一种审美批评还是最近几年来的事，在更多的情况下，文学批评一直充当着社会学、思想史和文化批评的角色，事实上，这后一方面本来也是文学评论所能够和应该负担的工作。不过比起审美的批评，后一种角色更多的是注意作家作品在意识形态和文化模式上的共性。这几年，批评界经常谈论的一些话题，大多数便是针对作家作品的共性，这就往往给人一种错觉，好像我们的作家不约而同在写作上选择了几种集体性的取向，区别仅仅在于各自的方式。忽视了批评的审美品格，功利的一面难免被不适当地夸大了。在这一点上，我想来自作家方面的声音是十分难得的。
孙甘露：如果一定要我说，那么，我想强调的是，我的初衷并不是冲着某种局面而来，我并不想迎合某个局面，更不想制造某个局面。我只是写了自己想写和能写的那些东西，后来碰巧也可以说是不巧被纳入了某种局面。纳入就纳入了，我觉得这也很自然。这或许就是你所说的批评本身独立的意义和价值吧？不过这也许本来就不是一个写作者应该去深究的问题。
有各种各样写作的快感
郜元宝：理论史往往喜欢跟我们开一些说不清是善是恶的玩笑。许多理论上的讲法，真是此亦一是非，彼亦一是非，好像都说得通，仔细一想，又破绽百出。
孙甘露：一得一失，一悲一喜，正是造化弄人。
郜元宝：比如“写作的瞬间快乐”这个提法时下常常被用来强调先锋派小说家的创作驱力，确实有见人所未见的地方。不过我发现阐释这种现象时，不少文章还是停留在与这一提法有关的现象学、本文理论、精神分析和语言哲学的思想层面，并没有令人信服地触及小说，特别是中国当代小说中含蕴的那种个性化的精神气质。我想这里不能排斥某些评论家借作家作品为材料进行他们自己的思想操练的可能性；或者说，他们以此寻求自己的某种写作快乐。
孙甘露：这里的关键，恐怕是需要对所谓的写作快感作出具体分析。说到底，包括小说在内的一切写作活动都有快乐和不快乐的问题，如果没有快感，没有冲动，没有满足和愉悦，写作岂不成了苦役，还有谁会长时期乐此不疲呢？
郜元宝：有各种各样的写作快感……
孙甘露：是的，正因为快感不同，才有不同的小说。我想被称为先锋派的小说家有他们所体验到的快感，不过他们所体验到的快感，也许更多地建立在他们所认定的某种重要的历史意义或者所承担的某种巨大的社会责任感。他们写作时觉得自己是在面对芸芸众生乃至整个历史说话，在澄清某个关乎人类命运的社会问题。
郜元宝：这种快感和“超我”的外在于个体的某种社会意识有更多的联系，是一种道德上的满足。
孙甘露：但是，另一个问题是：批评又何以能断言我的写作只存在瞬间的纯粹个人性的和读者社会毫无关联的快感呢？或许这种关联比较晦涩，比较曲折，不那么容易察觉，但是如果因此就否定它的存在，那无论如何是难以成立的。我记得艾略特《四个四重奏》中有一句诗：“我们的无所依附的眷恋有可能被看作是无所眷恋。”移用过来，很能说明我们正在谈论的这个问题。这句诗的上半段很好地写出了现代人的某种普遍性生存处境：他们的内心并非空空荡荡，他们依然胸怀眷恋，只是一时找不到恰当的依附物。这是一种痛苦但又充满希望和可能性的状态，如果断言这种状态中的现代人根本就“无所眷恋”，不就等于把他们猛地一把推入完全无望的痛苦和虚无的深渊之中吗？
郜元宝：这个比喻很有趣。是这样的，先锋派小说家如果确实有某种个人性较强或者说较少明显的外在关联的写作的快乐，这种快乐一定也是“无所依附的眷恋” ，它和完全的“无所眷恋”毕竟是有差异的。在我们日产关于现代人及其艺术的谈论中，这种差异被相当粗暴地忽视了。真遗憾，人类好像更善于咀嚼自己的痛苦，谈到快乐，反而往往茫然不知所措了。
孙甘露：但愿事实上并非如此。
我把我的一生看作是一次长假
郜元宝：我一开始就注意到你的小说在追求某种气度，某种姿态或者说表情，这尤其体现在你几乎是习惯性的那种雍容富贵讲究到唯美的语言上。有论者指出这是对某种经典，比如说汉大赋的蓄意模仿。陈晓明最近的一篇文章就提到这个问题，我想这是有道理的。赋的作者最讲究辞章之美，即使描写一件异常屑小之物，也务使文章音调铿锵，变化无穷，词汇和句式上更是追求工整匀称、华丽丰赡，不允许半点松懈和疏简。这样做表面上是卖弄藻饰，或如时下流行的说法，“语言过剩”，但是如果单单以这方面指责汉赋，显然是错误的，因为那正是它的美质所在。汉赋在这方面的成就，是节俭瘦硬的文风无法企及的。能否就此谈谈你与包括汉赋在内的整个古典文学传统的联系？
孙甘露：这个一言难尽，大概看过我在《收获》1992年第6期上发表的那篇《忆秦娥》了吧？
郜元宝：看过。作为描写一个女人乃至一个城市秘密的艳史，特别是作为追忆渐渐成熟之际的一个少年弥漫性的性狂想的小说，我觉得用这个词牌做标题确实增色不少。《忆秦娥》，真的，这里面回荡着过去时代的艳歌，也牵连着延续至今绵绵不绝的情欲历史，我们现在闭上眼睛，似乎还能逼真地想象出围绕这个历史的各种隐秘而癫狂的游戏。另外，用这种方式突出性在日常生活中的位置也很恰当，因为这个古色古香的词牌本身语言上的辐射力，有助于把性和整个生命存在各种细微的联系清晰地影现出来。
展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