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五四”时期,受到新思潮激荡的新文化人都发出了各自的声音,其中,以周作人为代表的一批新文学家认为,新的时代已经来临,这就是新理想主义时代,这些新文学家将主要精力放在对现代人道主义思潮关注之上,他们的活动包括这样几个方面:首先是积极的引介,在译介过程中,这些新文学家对很多思想观念都力图考镜源流,全面细致地考察、梳理这些观念的历史谱系(它们大都产生于19世纪中后期的欧洲),茅盾在回顾“五四”时期对西方文艺的介绍时,对这种心态有过清晰的说明,“在当时,大家有这样的想法:既要借鉴于西洋,就必须穷本溯源,不能尝一脔而辄止。我从前治中国文学,就曾穷本溯源一番过来,现在……转而借鉴于欧洲,自当从希腊、罗马开始,横贯十九世纪,直到‘世纪末”’。①其次,这些新文学家根据中国的现实,广泛借鉴各种思潮的积极成果,又对现代人道主义进行了新的理论创造。第三,新文学家们积极宣传现代人道主义、世界主义观念,并以之为思想的武器,积极投身“五四”时期的大规模改造运动,他们认为这是全世界改造活动的一部分,中国已涌人世界大潮,正朝向理想的彼岸大步迈进。应该说,“五四”新文学家对现代人道主义的思想宣传与社会改造实践成为新文学发生的主要动因,由他们引入并作出理论创新的现代人道主义观念,成为“五四”新文学最为核心的思想内质与表现主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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