狂暴与柔情——博多湾赋子《女神》的两种性格
郭沫若在日本九州帝国大学医学部留学的四年零七个月里，尽管多次因付不起房租而被迫迁居①，却从未远离过博多海岸的“千代松原”。郭沫若留日时期的千代松原属于他后来在《创造十年》里面多次提及的“十里松原”的一部分，靠近气势宏大、自古遐迩闻名的箱崎八幡大神宫。日本的一里相当于3．9公里，“十里”不过是个概数。20世纪初的“十里松原”，北起阻隔博多湾与玄海湾的海中道，西南至福冈西面古城唐津湾沿岸的“虹之松原”，南北海岸线走势复杂，变化万千。松林沿海岸逶迤铺开，与博多湾湛蓝的海面和银白的沙滩相映成趣，气势磅礴，覆盖面长达四十多公里。
当时的九州帝国大学医学部就坐落在被称为“千代松原”的地段。变幻莫测的大海、茂密苍翠的松林和银白眩目的沙滩这三样大自然的造物构成了博多湾最迷人的自然景观。探索《女神》这部作品创作环境的地域性要素，这三样自然风物都显’得非常重要。然而，1920年“千代松原”突然发生的大规模虫害使得箱崎海岸地段大片茂密的松林骤然消失。令人诧异的是，郭沫若当时就生活在其中，却视而不见②。无论是大部分作品创作于这之前的《女神》还是之后的《星空》，都看不出作者对创作环境中的松原和沙滩表示出任何特别的关注。大海、天空和沿岸的松林原本属于不可分割的一体。然而，我们在《女神》和《星空》里不大感觉得到博多湾本来应有的绿色视觉效果。所以笔者认为，在《女神》创作时期，直接或间接诱发起郭沫若感兴的既不是白色的沙滩也不是苍翠的松林，而应该是博多湾的大海。
二
《女神》收录了3部诗剧和53首诗歌作品。从诗剧来看，寓意最深而又相对成熟的《女神之再生》写的是众女神创造出太阳从海里诞生。不算未收入《女神》的佚诗，在53首诗歌作品中，除去回忆冈山生活的作品和1921年的《归国吟》共7首，其余46首皆直接与博多湾有关。而这46首作品中，直接描写大海意象或以海为背景的有24首，占一半以上。仅凭这一点就可以看到博多湾的海对《女神》创作起到了不可忽视的作用。
从这批作品的内容上看，《凤凰涅槃》中“菲尼克司（不死鸟）”在大海的潮涨潮落中更生，《天狗》中天狗“像大海一样狂叫”，《晨安》中“常动不息的大海”引发诗人的跳跃性思维从而东西南北、海阔天空，《浴海》中对巨浪荡涤人的内心尘垢和陈旧的外部世界的讴歌，《立在地球边上放号》中所渲染的大海疯狂的破坏力和创造力等等，无不来自对眼前变幻无穷的博多湾大海的真实感慨。笔者认为，正是这种来自博多湾大海的巨大生命力的感召孕育出了《女神》歌颂捣毁和创造、歌颂光明和生命这两大基本的时代命题和主旋律。
无论是《凤凰涅槃》还是《天狗》，作为《女神》的代表作，它们都表达了对破坏和创造、对光明和生命的歌颂。过去探讨这些重大命题跟“五四”时代精神的关系时，研究者们多援用郭沫若自己日后的心得来解释，认为当时是应了“五四时代的暴飙突进的精神”，加上多受“惠特曼的那种把一切的旧套摆脱干净了的诗风”影响，才“做出了《立在地球边上放号》、《地球，我的母亲》、《匪徒颂》、《晨安》、《凤凰涅檠》、《天狗》、《心灯》、《炉中煤》、《巨炮的教训》等那些男性的粗暴的诗来”①。笔者认为，郭沫若事隔多年说的这段话未见得真实地概括和阐明了当时创作《女神》的机缘和跟“五四”时代精神的关系，至少这种说法不够全面。无论是追究《凤凰涅槃》、《立在地球边上放号》和《晨安》等群诗的磅礴气势从何而生，还是探索《天狗》摧枯拉朽的狂暴力度和让人呼吸急促的速度感由何而来，从这一说法中都得不到令人折服的解释。相比之下，笔者认为从地域文化这一新角度去考察作品的创作以及作品的性格跟创作环境的关系，也许会有意外的发现。比如“女神”的性格、作者的创作动机以及精神状态等等是否跟孕育这部诗集的母胎——博多湾的地域性文化因素有着某种必然的关系？如果有，那又是一种怎样的关系？
经过对博多湾的地域文化考察得知，由于特殊的地理位置和气候条件，博多湾被赋予了神秘而富于变化的性格。春夏两季风和日丽，内海面波平如镜。博多湾属于天然良港，自古以来多被赞誉为有如美女之姣好容颜，指的就是这种恬静之美。蔚蓝色天空下，白色沙滩上铺开葱绿的松林，放眼望去，海面波光粼粼，白帆点点，风景如画，让人陶醉于其中。然而，平静柔和只是博多湾性格的一面。到了秋、冬两季，博多湾经常会陡然改变脸色，台风频频袭来，平素恬静如画的海面骤然飓风大作，惊涛骇浪瞬问铺天盖地扑向海岸，似乎要吞噬阻挡它的一切。经过创作时间上的详细考证，博多湾所显露出来的狂暴与温柔这两种截然相对的性格都如实地反映在《女神》之中。《抱和儿浴博多湾中》所代表的一批被称之为“泰戈尔式”的清纯无邪、柔情似水的诗歌创作于博多湾的春、夏，而《凤凰涅槃》、《天狗》、《晨安》、《浴海》、《立在地球边上放号》、《太阳礼赞》等气势磅礴的“男性的粗暴的”作品群，则多源于对博多湾秋、冬两季自然风物的写生。这一点至少可作为《女神》这部诗集绝非诗人凭空幻想而大多数是基于生活写实这一实证性判断的有力佐证。
郭沫若生平第一次见到海应该是在1914年1月初由朝鲜半岛的最南端釜山坐船到日本长崎的海上。对马海峡严冬日常有的狂风骇浪不可能给刚从峨眉山麓走出来的郭沫若留下什么诗情画意的印象。可以断定，郭沫若喜欢上大海应该是到了东京以后。据《樱花书简》记载，从到东京以后的第一个夏天开始，郭沫若每年暑假都要去临近的千叶县房总半岛著名的避暑胜地北条海岸的镜浦避暑，并在海湾里学会了游泳。镜浦海湾的景色秀丽迷人，郭沫若后来在散文《自然底追怀》中曾以不少文字称赞过镜浦这个他跟佐藤富子谈恋爱时常去的地方。
从东京一高预科毕业分配到位于冈山县的第六高等学校以后，郭沫若就住在冈山市里，距南面的濑户内海不远。由于是内海，这里尤其以四季不变的静谧海景为特色。郭沫若也许不喜欢这种一层不变，在与成仿吾同游濑户内海之后只留下了数行赞誉其清丽秀朗的文字。值得注意的是，郭沫若在冈山留学三年，尽管濑户内海近在咫尺，但每年暑假他都是跟恋人佐藤富子一起在房总半岛的北条海岸度过。他自己曾把《Venus》和《死的诱惑》等一批作品的创作时间定为在冈山跟佐藤富子谈恋爱并同居的1916年，给后来的研究增加了一定的难度。其实，只要我们了解博多湾的地域性特点和当时作者的创作环境，根据诗的内容就不难发现，该作品原创于
博多湾。因为郭沫若自冈山到福冈不久后就搬到了博多湾临海的网屋渔村一户渔民家，距海边不过二十来米。从二楼窗户看出去，诗中的“窗外的青青海水”正好收入眼帘。以此作为证明该作品创作于博多湾而并非冈山的证据，足矣。
博多湾是郭沫若留日期间的第三处居住地，但就海而言，博多湾无疑兼纳千叶北条海岸的镜浦和濑户内海的性格于一身。笔者认为，《女神》和《星空》中那批透明而婉约的“泰戈尔式”抒情诗诞生在博多湾而不在房总半岛的镜浦或冈山的濑户内海是有其必然性的。其原因除了在《学灯》上看到康白情的《送慕韩往巴黎》才知道白话诗也可以发表这一机缘性因素之外，还可以在博多湾的性格里找到导致郭沫若第一次诗兴如火山喷发的决定性要素。
《女神》创作时期，郭沫若主要通过两种途径进入他的诗歌理想王国。像《三个泛神论者》、《电光火中》、《金字塔》、《匪徒颂》、《胜利之死》一类通过阅读、绘画鉴赏等现实中存在的某种媒介一任诗情自由驰骋的作品之外，还有像《天狗》、《凤凰涅槃》、《心灯》、《日出》、《浴海》、《立在地球边上放号》、《光海》、《梅花树下醉歌》、《太阳礼赞》、《巨炮之教训》和《新阳关三叠》等作品那样，其感性直接来自博多湾的大自然或日本传统文化或留学生活等等的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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