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玫，满族，生于天津。毕业于南开大学中文系，现任天津市文联创作室主任。1986年开始发表作品，迄今已出皈《我们家族的女人》《朗园》《武则天》《高阳公主》《上官婉儿》《秋天死于冬季》等长篇小说16部，《太阳峡谷》《岁月如歌》《我的灵魂不起舞》等中短篇小说集5部，《一本打开的书》《从这里到永恒》《欲望旅程》《左岸，左岸》《蓝色的夏季》《遥远而切近的记忆》等散文随笔集15部，《赵攻文集》4部，《阮玲玉》等电视剧本80余集，共计600余万字，曾获第四、第五屑全围少数民族文学创作奖。1993年获中国作家协会“庄重文文学奖”。1998年获全国首届鲁迅文学奖。

　　阮玲玉、胡蝶，上个世纪三十年代中国影坛当红的两位明星，那个时代最出名的上海女人。她们已成为大上海繁华旧梦中最綺丽的一段回忆……。一个是演技上乘的性格女王，一个是万众瞩目的电影皇后。她们在面对同样复杂的社会环境、工作环境、生活环境时，缘何走向不同的人生之路？
　　著名作家赵玫继《武则天》、《高阳公主》、《上官婉儿》之后，又一次倾情书写女人。深情描述了阮玲玉和胡蝶在她们花一般的年龄所经历的复杂经历，深刻演绎了“性格”因素在女性命运中所起到的巨大作用。她将以一贯高贵而敏感的文学气质，再次打动我们的心。

　　一次疼痛的写作，长歌以当哭。之所以要做这件事情，仅仅是因为我迷恋阮玲玉这个女人。一个如此璀璨的生命，而又那样灿烂的短暂。像一颗美丽的流星，在天空划过，燃烧着，而后坠落。那凋落的凄凉。
　　这又是我的一次关于女人的写作。阮玲玉的生平，她的爱情，以及她的死亡。阮玲玉出身微贱，而却能献身于艺术。她热爱电影，却不曾拥有那完美的始终。她崇尚爱情，但遭遇的，却又总是男人的负心和欺凌。
　　于是想到了那个骄矜无比的张爱玲。她的小说写得是那样的惊天动地，而在送给胡兰成的照片背后，却写着这样美丽的微贱：见了他，她变得很低很低，低到尘埃里，但她心里是欢喜的，从尘埃里开出花来。
　　这难道不是在说天下恋爱中的女人？这难道不是对那些糊涂女人的生动写照？当然，这也是阮玲玉毕生爱情的概括和印证。
　　阮玲玉于是在尘埃中开出花来，而后硕果累累。自己艺术生涯的辉煌，大概也是阮玲玉所始料不及的，生前身后皆是如此。而她的辉煌来自于两重的塑造：一重来自于电影，而另一重，则得益于爱情。自投身电影，阮玲玉就没有离开过这双重的滋养。在爱情的激励下投身艺术，又在艺术的滋养中感受爱情。于是她如此走过人生，直至她对人生的失望使她再不愿拥有人生，乃至生命。
　　这个女人曾经是怎样的光照天宇，以至到了今天，我们依然能记住她。而她美丽的影像和非凡的表演，也就成为了历史的一部分。在黑白的无声电影中，阮玲玉堪称女皇。她短暂的一生为她留下了很多影片，而最后的一部，是“联华”为她拍摄的那无比美丽而悲哀的葬礼。她的谢幕依然是如此的辉煌，以至当时被《纽约时报》称为“世界上最伟大的葬礼”。而紧随她身后的还有鲁迅先生的那篇论及“人言可畏”的不朽文章。
　　说红颜薄命，红颜何以就一定薄命？而阮玲玉就是证明。
　　那是1935年的3月8日，一个戏剧性的死期。一个刚刚完成了《新女性》拍摄的女人，却在国际妇女节这一天，结束她作为新女性的生命。这是讽刺，还是反抗？
　　所以阮玲玉的死被看做是社会的，但也许只有阮玲玉自己才最清楚，在事业的顶点让生命坠落，是因为她对她爱过的男人已经彻底失去了信念。于是阮玲玉采取了那种扭曲过激的方式——烧掉自己的船，将生命淹没。
　　阮玲玉1910年出生在上海一个工人家庭。阮玲玉从小生活在贫穷中，却从不缺乏亲人的爱，于是这爱便锻造了阮玲玉独特的性情。父亲的早逝让母亲含辛茹苦地去做有钱人家的女佣。在十里洋场的旧上海，阮玲玉是透过地下室昏暗的窗户，了解了什么叫富有，什么是贫困。于是阮玲玉不甘，向母亲索取更多。然而她向母亲要求的并不是财富，而是对母亲说：我要读书。
　　一个女佣的女儿，说她想要的是知识，足见阮玲玉从小就是一个怎样与众不同的女孩。在母亲的努力下，阮玲玉如愿以偿上了私塾，后来又从私塾转到了上海著名的崇德女子学校。从小学到初中，阮玲玉尽管没有因此改变她的贫穷，但是读书的感觉却让她不由自主地高贵了起来。而她在中学时最喜爱的书，竟然是那本《邓肯自传》。她崇尚那个自由而反叛的美国舞蹈家，于是她让自己以为渺小的人生，从此也随邓肯一道飞扬了起来。
　　紧接着是爱情的到来，那时候的阮玲玉只有十六岁。十六岁，花样的年华。
　　然后我们就读到了著名电影导演费穆追忆阮玲玉的文字。
　　费穆的《小城之春》至今被视为中国电影史上的一部经典。然而费穆之于阮玲玉的意义却鲜为人们提起。阮玲玉的电影表演的巅峰时期竞有三部电影是与费穆合作的。其中《城市之夜》是费穆的处女作，接下来便是《人生》和《香雪海》，主角都是阮玲玉。尽管那时候的阮玲玉已经名声远扬，但费穆那娓娓道来的叙事风格还是为阮玲玉开辟了一片崭新的表演空间。从此他们成为挚友。
　　当然我并不是想说费穆和阮玲玉之间艺术的和生活的友谊，我只是想说在合作了三部作品之后，费穆对阮玲玉应该是怎样的了解。尤其他作为一名电影导演，对一个演员的内心又该是怎样的洞悉。于是费穆在阮玲玉死后无比悲伤，并且后来还深情叙写了关于阮玲玉的文章。
　　费穆说，阮玲玉的身世，谁都知道甚为凄凉。她第一次的爱情给了某先生，而未被某先生所珍视。而费穆所说的那位某先生，就是给了阮玲玉初恋的张达民。而这个张达民竟然又是阮玲玉的母亲做女佣的那个富有家庭的少爷。所以无论阮玲玉是怎样地崇尚着自由和独立的思想，她的爱情还是终究没有能够脱出少爷和女仆的那个传统的窠臼。
　　他们便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开始了长达十年的感情的牵扯，而阮玲玉的电影生涯也恰恰是在这十年中有了千回百转的发展。
　　阮玲玉阴差阳错地成为了“明星”级别的女演员。而《挂名的夫妻》也使她很快家喻户晓。阮玲玉在电影界迅速走红，影片一部接着一部，自然成为了越来越多影迷们的偶像。同时阮玲玉的收入也让她扬眉吐气，从此再不要母亲去做女佣，这种经济的独立无疑让阮玲玉有了一种看不见的气盛。
　　然而阮玲玉的星途也并不是一帆风顺的。在起起落落之中，不久，远比阮玲玉的名声响亮许多的胡蝶加盟“明星”，从此抢走了阮玲玉的所有风光。这是阮玲玉演艺生涯中最黑暗的时期。事业的低潮让她把目光重新投回家中，她以为毕竟她还有张达民。但是张达民一味地沉溺于赌博之中，对阮玲玉的苦痛全然不能够体会，相反却对阮玲玉的金钱无尽挥霍，这就是为什么阮玲玉在那时候会产生轻生的念头。
　　这是阮玲玉的第一次自杀。幸好被亲爱的母亲救下。而阮玲玉在急救室里返回人间的时候，睁开眼睛第一个想要见到的人，竟然还是那个把她逼上绝路的张达民。从此阮玲玉与张达民盟誓长相厮守。阮玲玉为了在那个晦暗的时期能获得张达民的支撑，甚至对张达民赌博的恶习都忽略不计。
　　阮玲玉在困顿之中又一次做出了选择。她先是毅然离开了冷落她的“明星”，加盟“联华影业公司”。此时“联华”拍摄的格调雅致的文艺片，正在慢慢引起知识阶层的关注。于是阮玲玉在中国电影这一伟大的转型期重整旗鼓，开始了她“联华”时代的新生活。对阮玲玉来说，这个由年轻知识分子组成的影业公司是一个完全不同的世界，她愿意和这些锐意探索的年轻导演们合作，愿意尝试各种不同的角色，只是那时候她却并没有意识到，这就是她将成为一个伟大演员的开始。
　　阮玲玉在“联华”先后拍摄了《故都春梦》和《野草闲花》，公映后大获成功。
　　阮玲玉在“联华”先后拍摄了卜万苍的《恋爱与义务》、《三个摩登女性》，孙瑜的《小玩意》，费穆的《城市之光》和《人生》，吴永刚的《神女》。此时“联华”正在步入中国电影的黄金时代，而阮玲玉的演艺事业也随之蒸蒸日上。阮玲玉在默片时代的表演逐渐炉火纯青，最大限度地表现了角色内心的世界。
　　然而，另一个男人出现了。那个被称为“茶叶大王”的富商唐季珊粉墨登场，也就是费穆文章所提到的那位与阮玲玉一道营造新的家庭生活的“唐先生”。
　　唐季珊在旧上海可谓大富大贵，名声远扬。而使他名声日隆的，不仅是他的风流潇洒，还因为他对电影女明星格外偏爱。在阮玲玉之前，他就曾有过与电影明星张织云伉俪情深而至结百年之好的浪漫故事。可惜唐的种种劣迹没有影响这位风流名士对阮玲玉的进攻，阮玲玉毫无戒备地接受了唐。她不仅接受了唐的风流往事，也不得不接受了织云在一份电影杂志上撰文对她进行的不点名的攻击。织云在《血泪凝成的控诉与自白》中字字血、声声泪，将唐揭露得可谓体无完肤。不仅如此，织云还深省了自己当初爱慕虚荣，追求享乐，以至于堕落沉沦至此，不能自拔。织云的控诉在电影界掀起波澜，在获得诸多同情的同时，自然也损害到了阮玲玉的声誉。
　　然而阮玲玉执迷不悟，她说，我这个人就是经不起别人对我的好。
　　于是阮玲玉很快和唐同居，而后又搬进了唐在沁园村的洋房里。阮玲玉在做出人生的这种几近于冒险的选择时竟然十分果断。那或者是因为张达民带给阮玲玉的苦难实在是太深重了，以至于她已经不堪其苦，疯了似的投进了唐的怀抱。只是她心里还是有着某种唏嘘，总觉得也许是自己负了张达民。所以后来张达民无论怎样地向她索取财物，她都会慷慨给予。这主要是因为她已经比张达民的境遇好了许多，她不愿看着张达民继续沉沦下去。
　　这以后，她又先后拍摄了费穆、吴永刚以及蔡楚生的电影。而每一次，她都是以一名杰出电影演员的身份投入拍摄，这让“联华”的年轻导演们都非常感动，对阮玲玉的人格也更加地敬重。是阮玲玉的表演使这些导演崛起，而阮玲玉却坚持认为是这些优秀的导演，将她的表演艺术推上了巅峰。
　　阮玲玉拍摄《神女》时的表演简直是出神入化，炉火纯青。把一个母亲为了孩子不得不出卖肉体的故事，诠释得几近完美。《神女》被认为是阮玲玉最优秀的作品，接下来的《新女性》，阮玲玉的表演尽管依旧光彩照人，但这部影片却成了将她逼向死亡的一个重要因素。
　　《新女性》以女演员艾霞自杀的经历为原型，抨击了社会的丑陋黑暗和小报记者的造谣中伤。这是蔡楚生继《渔光曲》大获成功之后的又一部力作。蔡当然也不会想到这部影片会导致阮玲玉对生命如此绝望，以至唯有一死，才能洗刷干净泼在她身上的所有污水。
　　唐季珊和张达民各自将对方告上了法庭，自然也连带了阮玲玉。同时这也就意味着，阮玲玉必须要出现在被世人所无限关切的法庭之上，当众接受来自四面八方的质询和凌辱。而热衷于花边新闻的小报也借机全力炒作。阮玲玉刚刚拍竣的《新女性》，竟然也在这时惹出麻烦，将阮玲玉的悲剧推向了极端。
　　阮玲玉曾经说：这一切让她灰心、寒心和痛心。张达民把她当作摇钱树，而唐季珊也只是把她当作战利品。在他们中间，阮玲玉根本就感受不到那种真正的爱情。阮玲玉之所以如此绝望其实绝不仅仅是为了那一场官司，而是环境逼得她已经无路可走了。
　　那是发生在1935年3月8日凌晨的一个决断。或者，阮玲玉早就做出了这个最后的决断。
　　阮玲玉在吞服了整整三瓶安眠药后，一定还有过片刻的清醒。而她的语无伦次却又入木三分的“遗言”，大概也就是写于这个时刻。
　　只是，无论阮玲玉怎样抱怨，她毕竟在3月8日这一天离去了，是她自己结束了自己。她自己的决定。那时候她一定是觉得，死比之于生，定然是更值得她去追求的。
　　为阮玲玉送葬的队伍长达数十里。沿途夹道送行者有三十万人之多。“联华”的导演们抬着阮玲玉的灵柩悲愤地走向墓地……。
　　尘埃里的花。开了，又败了。虽然是凋零，但却依然是花，永远地绽放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