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是一条神奇的天路
列车在青藏铁路上奔驰，这是一条神奇的天路。透过车窗，高原上洁白的羊群，裸露的褐红色的石块，天空低垂的云朵，远处圣洁的雪山，甚至铁路旁藏羚羊水汪汪的眼睛尽收眼底。我把这一切说给我的女人，靠在我肩膀上的女人听，尽管她听不懂，什么也听不懂。
黑发如瀑，披散开来，遮住了她半边精致的脸庞。
她玩着那只有钢琴家和诗人才配拥有的修长手指，嘴里轻轻哼着一首除我之外谁也听不懂的歌，脸上泛出婴儿般纯净的光，正陶醉于只有她自己才允许进入的美妙之中。
“一个疯女人。”前排的一个青年男子先是惊艳，在可望而不可即的良久窥探之后，把这个秘密告诉了他身旁的男子。两人失望之极，一脸的鄙夷。
对，她是个疯女人。如果她没有经历那一切，如果她在经历了那一切之后，有一根比世界上所有女人都要强健的神经的话，或者如我一样，在经历了太多的痛苦之后能够安之若素，那么此时的她，一定会拿起手中的笔，写出一篇台湾女作家琦君似的美文。而在这之前，她能够做到，完全能够做到。
在走入这个车厢之前，在我苦苦找了她两年还没有找到之前，她还不是我的女人。只是我高中时的一个同学，一个比我高一级的学姐，一个因为疯了在街上被人追着看的疯女人。
现在她属于我了，完完全全地属于我了。她再也不会拒绝我的爱了。尽管她内心深处是那么地爱着我，却忍受着不能接受的痛苦。
我之所以要利用大一的暑假带她到西藏去，是因为高中时她对我说过，这一生中她最想去的地方就是那神奇的雪域高原。那是一个星期天，我俩穿过学校外边那墙根长满青苔的小巷到河边去看书，她轻轻地对我说，她想去纳木错湖畔，坐在帐篷外的草地看星星。
我当时听了这话，以为是一个喜欢文学的小女生的童话情结，现在回想起来，莫非那时的她，就是在暗示我：假如她人生中遇到什么不幸，就让我带她到那里去疗伤？
啊！梅，我可怜的梅，你莫非害怕自己有朝一日不能独自承受内心的伤痛，如一只折翅的鸟，孤独地坠入无边的黑暗，再也无人听你的呢喃，再也无人帮你完成这个心愿？是吗？是这样的吗？
梅，别只顾玩你的手指，告诉我是这样的吗？泪水滑过我的脸庞，回应我的只有梅苍白的脸色和眼中的一片茫然。
我要带你到西藏去，还因为我相信，那雪山上圣洁的雪水，能够洗净她眼里所有的雾霭。如若不能，大学毕业之后，我就带你来到这里，在那雪山脚下、纳木错湖畔，一顶帐篷，两点寒星，三餐粗茶淡饭，相守一生一世。
列车在飞驰，往事幕幕……
出门是山
进门是山
低头看见山
抬头看见山
山、山、山
似乎所有的山都被人用鞭子驱赶到这里，连绵起伏的大山，像一只巨大的手，把散落在山坡的一个个村落紧紧地抱在怀里，抱得那么紧，好像一不小心这些村落就会四散逃掉。
大巴山在把雄奇俊伟的景色、清新如兰的空气馈赠给人们的同时，把闭塞与落后、愚昧与贫穷也毫不留情地遗弃在这里。
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绵延了数千年的生存方式，在某一天突然被山外吹来的一股强劲的风改变了，人们惊奇地发现，原来生活可以这样过，于是男男女女纷纷扔下手中握得锃亮的锄耙，还有家中的老人小孩，洗净脚杆上的黄泥，拎着简单的行李，怀揣对未来生活的美好憧憬，纷纷加入外出务工的行列。
他们搭上一辆辆长途客车，登上一艘艘沿江而下的轮船，走出三峡，走出库区，在客车的一路颠簸中，在汽笛的声声长鸣中，涌向祖国的四面八方，开始书写一部库区农民进城务工的鸿篇长卷。
鞋厂、制衣厂、玩具厂……活跃着他们的身影，印花、倒模、车床……一个个陌生的词汇走进他们的生活，在另一片土地里，库区民工用勤劳和智慧开始了另一种耕耘。
当棒棒，帮小工，做保姆，开面坊，卖水果，开馆子……一张张黝黑的面孔在城里人的视线里穿进穿出，憨厚的笑容丰富了城市的表情。
于是，重庆话开始了与广东、上海、北京等全国各地语言的亲密接触，人们知道了有一个地方，她有一个古老而美丽的名字叫三峡，她有一个年轻而响亮的名字叫库区。
这些进城的民工在把困扰了祖祖辈辈的大山丢在身后的同时，把老人无助的眼神、小孩撕心裂肺的哭喊也丢在了身后。于是风烛残年的老人、弱小无依的小孩支撑起了一个个家，人们称这样的家为“空巢”，把生活在这种家庭里的孩子叫做“留守少年儿童”，也叫“空巢儿”。
春天又来啦，桃树在开花
燕子回来啦，娃娃在长大
小鹰在巢里，等着他妈妈
妈妈回家家，不怕风雨大
我也要长大，我要学妈妈
天空那么大，鹰儿走天涯
小的时候，奶奶常抱着我，坐在门前的石凳上，轻轻地哼唱这首她自己编的童谣；听着听着，我就不再想妈妈了，就在奶奶的怀里睡着了。
后来我大了，读书了，不再听奶奶唱了，奶奶就一个人在有月亮的晚上唱。引得院子里的一帮小孩围在她身边，一个个双手托着下巴，扑闪着大眼睛。那一双双明亮的大眼睛，就像一颗颗闪亮的星星，围绕在奶奶的身边，眨啊眨、眨啊眨……
奶奶 老屋 家2
看来今年的春节又得一个人过了，不，准确地说，是两个，还有一个是奶奶。
奶奶已经七十多岁了，双眼深陷，脸皱得像个风干的核桃；一头灰白的头发，乱蓬蓬的。由于经常上坡砍柴的缘故，小棍、杂草成了奶奶头上独特的装饰。
奶奶本来就不高，加上人老了，背驼了，显得越来越瘦小，还没有我的肩膀高。
不过奶奶还能干活，种着我家四口连同她一共五口人的庄稼，圈里还养了一头肥得连食都懒得起来吃的大猪。奶奶把这头大笨猪当孩子养，每次喂食都要对着它说上一阵子话。都说老人害怕孤独，我想奶奶是老了。或者她不老，但很孤独。
奶奶一个人在家，守着这老屋，种着几亩薄地，自生自灭地活着。
我觉得奶奶比愚公还愚公，愚公算不得什么，他是男的，还带着一大帮儿孙。我奶奶是女的，就一个人，种这么多庄稼，所以初中时学《愚公移山》这课我一点都没有感动。真的！
我还有个大伯，就在隔壁，五十多岁了，身子硬朗，经常一双赤脚，走路脚踏得山响。他养着爷爷。
在农村，习惯兄弟分养年老的父母。我们郝家在爷爷这一辈一共有三房，我爷爷在他三弟兄中最小，按照我们三峡库区的说法，属于幺房。我们幺房在老爸这一辈男子就两个，大伯和我老爸。
在分家的时候，爷爷奶奶随着那些他俩打拼了一辈子、省吃俭用才挣来的破东烂西分派到了大伯和我家。
爷爷到大伯家的时候提着他的旱烟袋，还有那管陪伴了他几十年的铜烟锅。
奶奶到我家的时候抱着那块五指厚的猪草板儿。奶奶说，那块猪草板儿剁出来的猪草培养了很多猪状元，分家时谁也甭想得，她走哪儿猪草板儿到哪儿。奶奶有一特殊爱好，就是养猪。
在分家时，好像爷爷奶奶那些破东烂西才是两家人争夺的对象，而爷爷奶奶只是附属品。
我记得大伯娘和我妈在分家的时候大吵了一架，原因是我家分的洗脚盆是木的，大伯家分的是塑料的，并且两个脚盆大小还不一样。大伯娘说我家的木盆结实些，我妈说她家的塑料盆轻便些。
大伯让她俩交换她们又不愿意，因为那是她俩抓阄得来的，都紧紧抓着自己的盆，生怕对方抢了去。好像自己手里的盆就是一聚宝盆，会在日后生出满屋金光闪闪的东西。
她俩特相信自己的手气，也特迷信，都相信自己抓阄得来的东西会给家里带来好运，但又都觉得自己吃了亏，所以不甘心。
她俩还在吵，我老爸说，再吵我拿来摔成两大块，两个女人立即鸦雀无声。因为我老爸脾气特暴，说得出来做得出来，就像我。不不不，说颠倒了，是我的脾气像我老爸。
我还有两个姑姑，嫁到山外几十里远的麻柳镇上去了。
听说我两个姑姑年轻时特漂亮，是这山里五朵金花儿中的两朵。据说当初上门提亲的人之多，把我家那条恪尽职守的大黄狗都咬瘦了。
但到底是不是真的，已无据可查，因为我家那条传说中咬人咬瘦了的大黄狗早死了。
不过有一点是真的，就是我两个姑姑被好事者介绍给了镇上两个其貌不扬的年轻人。
原因是那两个后来成为我姑父的小子当时吃的是皇粮，而且还有个单位，虽说人不怎么样，单位又差，但是在当时农村人的眼里，我那两个姑父不亚于现在一大款。
尽管他们在镇上找不到媳妇，但对于农村姑娘来说，他俩还是充满了神秘的光环，所以不费吹灰之力，就把我那两个如花似玉的姑姑娶回了家。
按照当时的说法就是我两个姑姑掉到福窝窝儿里了。尽管后来世事变迁，他们的地位一落千丈，但我那两个姑姑还是信奉嫁鸡随鸡，嫁狗随狗之古训，在他们“讨口”的时候给他们背背篓，一起携手走过了人生最艰难的一段历程。
我姑姑的麻柳镇3
其实当初我大姑嫁过去的时候他们也并不年轻。大姑父当时二十八岁，大我姑姑十岁，在镇上属于找不到对象的老大难。
大姑父家里穷得舔灰，三间建于上个世纪六十年代的公房住着一家五口人，包括他父母、姑父和姑姑，还有一个十六七岁的小叔子。
大姑的家在麻柳镇的边上。那个镇子地势不平，依山而建，姑姑家位于镇的高处。
从大姑家向下望去，一片灰蒙蒙的瓦房布满了整个山坡，一些窄窄的石板小路就像这镇子的血管，到处蔓延，把这镇子连成一气。
这是库区深处的一个古镇，在其他地方疯狂地用钢筋水泥代替砖瓦土墙的时候，这个镇子的人们依然在这灰色瓦檐下穿进穿出，叽叽喳喳，上班下班，溜达闲谈。
大姑父还有几个姐姐妹妹，不过都早早地嫁了，原因是家里太窄，窝不下这许多的男男女女。还有就是家里的经济太紧张，供不上这么大一家人的嘴巴。年轻人吃长饭，几口就是一碗，一大锅稀粥嘴巴转一圈就见底了。
大姑父的父亲原来在一个集体企业，叫什么木船社，是几十年前汤溪河里还看得见木船时存在的一个企业。后来有了公路，陆上交通发达起来，木船渐渐消失了，大姑父的老父亲就没有什么事情做了。
汤溪河也就像一个老妇人的乳房，开始干瘪。直到三峡大坝蓄水，汤溪河才又丰盈起来，可是再也看不见那些木船和纤夫了。
那时还没有“下岗”这个词，“下岗”这个词属于新鲜词汇，就像现在的“粉丝”一样，是应时而生的。
那时人们失去了工作就叫做“舔碗儿”，其实这个词语还挺形象的，没有工作，又没有土地，那时又没有现在这样开放，又不兴打工，你不“舔碗儿”才怪。
看来从劳动人民中来的语言就是形象生动，所以老师在上课的时候叫我们注意汲取生活语言的营养。
不过，轮到我大姑父失去工作的时候就使用新词了，叫“下岗”，并且还有个后缀，叫“工人”，意思是还是承认你的身份。
中国自古以来都讲究出身，含糊不得。姑父的老父亲“舔碗儿”之后就拿出家传的绝活——木工手艺，帮人箍木桶、做洗脚盆、修扁担，挣几个小钱儿买每个月的供应米。
那时还没有自来水，人们吃水都要到镇子边上的河里去挑。时代的落后反而救了大姑父一家的命，就靠他老父亲的手艺，一家人才挺过来了；否则，他们家就和我们家扯不上关系了。当然，我说的是姑父还没有在那破单位上班的时候的事情。
那样我就不会叫我姑父为姑父了，该叫他“下岗工人”。我是说按照现在的叫法，但那是不可能的，因为那时还不知道我在哪里。
再加上他老母亲开了几块荒地，有空时到菜市场拣点烂菜叶，喂了头猪，到年底杀了卖掉，换一些钱，所以日子虽然艰苦，倒也马马虎虎。那时城里的土地没有现在这么紧，在屋前屋后刨块荒地还是比较容易的。
听我奶奶说，最让人受不了的就是那猪圈，农村的猪圈一般离卧室都比较远，可他家的猪圈就建在卧室窗子下的一小块空地上，风一吹，满屋子都是猪屎味。
夜晚睡觉的时候，猪打鼾放屁的声音像在唱歌。奶奶说，大姑结婚请她去过门的时候，她一晚都在听猪这样“歌唱”。
她说，她夜里起来小解，以为是在家里，摸到屋角的尿桶去撒尿，结果摸不到尿桶，才发觉是在走亲戚。
那年月不像现在，讲环保，主要讲的是肚子饱。一个人在肚子还未填饱的情况下对环境的要求不是那么高的，所以在镇上养猪的大有人在。
我曾经听我姑父说过，假如那时给他一碗肉，他敢在粪坑边上蹲着吃。这话让我恶心的程度是两顿没有吃饭。
我爷爷的乌鸦嘴4
其实当初爷爷挺反对这门亲事。爷爷说，你变个什么虫，就钻个什么木。意思是说你是个农民，就该嫁个庄稼汉。
爷爷说大姑，“你又没有个工作，一家人吃姑父那点钱，吃完了只有去喝西北风。”都说父母不能这么说子女，父母对子女是金口玉言，说一句灵一句，就相当于古时候皇上说大臣，金口玉言。
据说当时我奶奶听了这句话，一连呸了三口，“呸！呸！呸！”声音一声比一声大，末了还“啪”的一声吐了一口浓痰。在农村，如果说错了话，不想它应验，是小孩说的就补一句“童言无忌”，大人说的就“呸呸呸”，那么这话就等于没有说。我奶奶很相信这个。
但是，奶奶当初并没有呸掉我爷爷的乌鸦嘴冒出来的失口话，那条大黄狗也没有把爷爷金口玉言消化掉当狗屎拉出。多年以后，我姑父最初下岗的那会儿，我大姑家就差点应验了我爷爷十几年前的预言。不过没有喝西北风，只是到菜场去拣了别人丢下的黄叶，在黑夜的掩护下完成那尴尬的任务，以度过那段艰难日子。
大姑是在夜里去拣的，她不想让人看到她的狼狈相，也不想让爷爷知道她的处境。我大姑特像我奶奶，性格倔强，什么事情都不肯认输，都喜欢一个人扛着。就是这样一个好姑姑，在后来的岁月里命运却无情地捉弄了她。生活的不幸让她由一朵带露的花儿变成了一根枯萎不堪的草。
月亮神啊，你在把爱撒向人间的时候，是否忘记了一个人，那个人就是我的大姑，一个当年花儿一样的善良美丽的女子。
尽管爷爷一再反对我大姑嫁给姑父，但是那时大姑铁了心。因为姑父找到了工作，接的他父亲的班，安排在供销社。虽然是个炊事员，但是好歹是个吃皇粮的。都说女大不中留，奶奶心疼闺女，站在姑姑一边，爷爷也就只好妥协。
多年以后，大姑家的衰败让爷爷疼足了心，后悔没有坚持自己的意见，说害了大姑一辈子。为这爷爷和奶奶还干了一仗。
其实算不上干了一仗。就是在说起这件事情的时候爷爷用眼睛剜了奶奶一眼，奶奶就呜呜地哭，就不吃饭。爷爷怕奶奶寻短见，到坡上去干了一会儿活，心神不宁，马上折身回来，在后窗悄悄看奶奶是不是吊在屋梁上了，结果看见奶奶在补他的衣服。
爷爷咳嗽一声，吓得奶奶把手都刺出血了。奶奶就开口骂：“你个死老头子不到坡上去干活，回来装神弄鬼干什么？”
爷爷涎着一张老脸说：“回来看你上吊没有！”奶奶说：“你个死老头子，不想活了去找个牛脚窝淹死。我还没有活够，儿女一大群，还要活着享福。”
爷爷说：“享个夜壶！这些龟儿子，钱没有个钱来，电话没有个电话，一个个翅膀硬了，都飞走了，把两个老龟儿子留在窝里，还带个小龟儿子。”
爷爷口里的小龟儿子就是我，那年我七岁。奶奶那时常常在屋旁的大石头上望，她是在望从这个巢里飞出去的鸟儿。
我还有个小姑，步了大姑的后尘，也嫁到麻柳镇去了。小姑父原来有个单位，是一家摩配厂，原先还有得工做。由于人生得不灵活，后来厂里改制，第一批下岗的名单上就有他的大名。小姑又没有工作，据说当初小姑父听到下岗的消息都不知道自己是怎么回到家里的。后来他们的事情也让奶奶操碎了心。
展开
——蓝锡麟（著名学者）
这部小说担当起反映空巢问题的大任。众多鲜活的人物，不同的家庭际遇，共同的留守结局。空巢恋歌写得让人潸然泪下。语言有浓郁的时代气息。
——李显福（著名作家）
面对一幕幕令人不可思议的场景，一个个让人瞠目结舌的性格，一次次使人震撼不安的行为，牛车在《空巢》中一一为我们剥去外壳，为每一种现象寻找一个理智的原因，然后勇敢地站出来提醒每一个人：关注留守少年！
——李晓琼（网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