霍艳，北京娃，巨蟹女，八七年生的兔子，兔八哥的忠实粉丝。

　　就读于北京电影学院文学系，奖学金获得者。

　　学过大提琴，写过书，做过唱片，编过话剧，客串过记者，痴迷过池淘宝，二十年来活得精神而丰富。

　　霍艳2008年转型之作，安分守己化身“兔八七”，带你一起追忆80年代人的成长点滴。
　　这是一只八七年生的兔子的“奋斗”史，一个小女生跌跌撞撞闯荡“江湖”的成长履历。从毫无自信到特立独行，“兔八七”经历了年少一夜成名、拿奖到手软；青春期年少无知、绯闻新闻蜜蜂般轰炸；出版圈、娱乐圈摸爬滚打、炼就一身无知者无畏的壮胆……二十岁大好年华、正值丰茂却闭门做起了编剧策划、幕后制作；胸无大志、一门心思地在家当起了“宅兔”！？
　　她从懵懂无知、笑料百出的儿童时代闷骚发芽到精明历练应对各路人马，从幼儿园里被欺负的小女生到大学里的敢作敢为的“大姐大”，坚持不抛弃、不放弃、认准目标不撞南墙心不悔的劲头，从专业课倒数第二到正数第二的飞跃，背后又隐藏了艺术院校多少不为人知的秘密？这只兔子的经历，看似不一般却又极象再熟悉不过的邻家活蹦乱跳、性格多变的“可爱多”。
　　她的故事，也许代表了那么一代人的那么一些事儿，也许根本就是“独树一枝”，不管怎么说，“兔八七”的故事很精彩，捧腹大笑的时候还藏着点神不知鬼不觉的成长小心酸，其中不乏让人共享共鸣，即将遗忘的那些青春回忆，耐人寻味。

　　这是一只八七年生的兔子的“奋斗”史，一个小女生跌跌撞撞闯荡“江湖”的成长履历。她从懵懂无知的儿童时代到大学里的敢作敢为的“大姐大”，这只兔子的经历，看似—般却代表了一个群体。
　　——绿茶新京报

　　1989年
　　在我两岁的时候还真发生了件大事，这件事对我以后的成长都有深远的影响，使我的人生轨迹向另一个反向偏离，造就了如今自诩为霹雳无敌宇宙最大的神经质美少女“兔八七”。
　　那件事情就是——我从床上翻下来，磕了脑袋！
　　我实在有理由相信我现在晃晃悠悠、不着四六、喜怒无常外加极不靠谱的性格和我两岁时的受伤有关系。
　　我妈算是对两岁的我看走眼了，才被我不哭不闹的平静表象所迷惑，放任我一个人在床上耍。那床是大学宿舍里常见的上下铺，我躺在上铺，我妈一转身下床，我就开始可劲地折腾，狠不得把床翻一个个儿，更把我表里不一、当一面背一面的本性在两岁的时候就暴露无遗。
　　等我爸妈推门进来时看见了有史以来最惊心动魄的一次跳水表演——她的孩子以半屈体向后翻腾两周半，难度系数3.0的姿势“咣当”一下杵地下了， 因为是后脑勺着地，所以水花压得不够小，不然这一定是能载入奥运史册的一次表演。
　　我家顿时就炸了庙，抱起我就往医院奔，当时我家在三环边上，与现在的黄金地段不可同日而语的是，那以前就是一城乡结合部，传的更悬乎的是那片原来是个坟场，埋着很多冤死的灵魂，总之是对不起现在几万块钱一平米的价格。
　　摔下来的一个小时里我都处于精神亢奋的状态，哇哇地哭个不停，把两年前假装坚强的眼泪一口气倒了出来。
　　到了离家最近的医院，医生看我这个德行就摇了摇头说，我们看不了，还是送到大医院吧。
　　我爸又跑到一公里外的出租汽车站拦车，那时坐个出租也是值得炫耀的事情，我爸妈沾了回我的光坐上皇冠牌出租车奔赴朝阳医院。
　　我再度以“看不了”的借口被打发出了朝阳医院，二出宫让我得出了两个结论：一、他们是庸医，二、医生实在不待见我。后来的成长过程中我分别验证了这两条结论，庸医的确多的吓人，庸医也实在讨厌趾高气扬、看病爱哼哼歌的我。
　　坐上皇冠牌出租车，我们一家三口浩浩荡荡地奔赴儿科研究所，我在出租车上麻利儿的止住了哭泣，憋足了劲的蹦跳，要把这出租费给值回来。 司机一路上不停地呲瞪我爸，我爸却一句也不敢转嫁到我身上，那时的感觉真是好极了。
　　第三个医生摇摇我的胳膊，抖抖我的小脚，拧了拧了我的脑袋，拍了拍我的后背，最后得出让我爸妈大跌眼镜的结论：这孩子没什么事儿，带回去吧。
　　我花了二十年来验证他是庸医，因为我回去以后，生命里发生了两个转变：一、从此后我变成了个胖子，二、我的智商就像我国经济改革开放的进程，突飞猛进地发展了！
　　嘘，我摔成了一个聪明的胖子。
　　书摘2：
　　1992年
　　幼儿园里欺负我的小兔崽子叫张三丰，我认真地在本子上写下了几个字“坏蛋张三疯”。
　　他放到古代就是一小霸王，放到现代就是一黑恶势力！
　　他抢我的玩具，跟老师打小报告，率领其他小兔崽子孤立我。虽然现在这些手段通常出现在小男孩喜欢一个小女孩却不知怎么表达，只能先用暴力吸引其注意力的偶像剧里，但我四岁的时候对张三疯的厌恶之情宛如滔滔江水奔流不息。
　　后来我长大了，听妈妈说张三疯在蓝岛商场卖电器呢，我要死要活的想给家里更换台彩电，只为了趾高气扬地以更恶势力的姿态出现在他面前。
　　我发现欺负过我的人都没我混得好，所以我警告所有人不要欺负我，会中蛊惑的。
　　到了现在，不用我警告，也没人敢欺负我了。
　　每周回家的机会只有一次，我总是想尽办法周一不要回到幼儿园去，为此研习出了“苦肉计”——装肚子疼，“调虎离山计”——骗爸爸出门办事，“空城计”——藏在衣柜里，“无中生有”——编造幼儿园对我的迫害，但统统被我爸的“走为上计”化解——拽着我的领子就把我送上了车。
　　但更多的时候爸爸用一瓶喜乐就把我哄得晕头转向，那是四岁的我所品尝过的最可口的佳酿，比什么乐百氏、优酸乳、喜乐多好喝一百倍！
　　喜乐那时候不到五毛钱一瓶，现在三块钱四瓶，猪肉那时候两三块钱一斤，现在二十三十块钱一斤，工资那时一千就是大款了，现在低保线离一千块钱越来越近了。
　　喜乐恒久远，一瓶永流传。
　　惟一一次“苦肉计”就要成功，是喝完喜乐后我开始不停的肚子疼，我即时地向爸爸汇报了这一情况，却没有引起他的足够重视，坚持把我扔在了幼儿园，直接导致我疼得越来越厉害拉了一晚上的肚子，引来了狼外婆的一通埋怨。最后的调查结果是：那瓶喜乐是假的。随即，我国的造假事业就从那瓶喜乐开始蓬勃地发展起来了。
　　幼儿园有个强制的规定就是“午睡”，厚重的床垫一拉，小木床上一躺我就感觉与世隔绝了，狼外婆很仁道地要求我们用最舒服的姿势来入睡，但我自以为舒服地把一只腿抬起来，另一只腿搭在床沿，却依然辗转反侧，隐约中听见狼外婆和女巫的谈笑风生，她们织着彩色的毛衣，谈论着某个小兔崽子的大款家长，关心着港台连续剧里的俊男美女……听着听着，我也就睡着了……
　　那时我认为午睡是件浪费生命的事情，而现在我明白午睡是生命中最奢侈的事情。
　　幼儿园对于“幸福”的标准就是拥有独家玩具，彩色的积木能最短时间搭建起最奢华的城堡，却也能被一个手指所倾覆，雪花叉片能构建出各种小动物的形状，拆的时候也最费力气，培乐多彩泥是小兔崽子们身份的象征，我们用劣质的工具制作出各种美味的糕点，假模假式的搞起了家庭聚餐，极少数的女孩会有芭比娃娃，把身上漂亮的衣服穿了脱脱了穿，掠过娃娃的完美曲线，幻想着那就是长大的自己。
　　经历了小班、中班、大班，小学前的最后一堂课我摸着其他小鬼的头说，你们要听长辈的话哦！
　　可是，如今的我再也寻不到幼儿园的玩具，再也记不起每个狼外婆势利的神情，再也提不起兴趣用碎花布头给芭比娃娃做衣服了。
　　那些我们以为念念不忘的事情就在我们念念不忘中被遗忘了。
　　书摘3：
　　2003年
　　记忆里的2003年是与恐惧联系在一起的。
　　那年的开始和结尾有两个人离我们而去，我曾经这样描述张国荣的离开：有些人终于还是在这个春暖花开的日子选择单枪匹马地去离开去告别，百尺高楼，纵深一跃，一个傲然的生命戛然而止，一个大我父亲一岁的男人，用飞坠的躯体击穿了最悲凉的夜幕。那天的北京，下很大的雨，我在繁华的街头奔驰，心里像有一颗亮晶晶的玻璃球在晃啊晃，有抛物线一样优美的弧度。18：41，北京，我的步伐因凹凸不平的牵绊而停止。18：41，香港，“砸向死亡的张国荣令时光破碎，大地震颤”。22：01，我即将关闭的手机收到哥哥的死讯，我痴痴地盯着屏幕，一个戏梦人生的悲剧在愚人节的夜晚毫无前兆地降临，逃避痛苦的同时依然不忘和热爱他的人们开一个善意的玩笑，尽管这种悲剧般的人生谢幕太过残忍，但没有人忍心责怪，戏里前生，戏外今世，哥哥用四十六年纠缠其中，不可自拔，早已身心疲惫，竟分不清那是真来那是假，《霸王别姬》中程蝶衣选择了自杀来摆脱无以抗拒的事实正是哥哥悲剧人生的前兆，人生如戏戏如人生，戏子所编制的的绝伦戏剧也许真的只有这个单纯而悲情的主角一人能懂。
　　逐渐习惯了每日温习一遍张国荣的声音：我就是我 是颜色不一样的焰火 天空开阔 要做最坚强的泡沫 我喜欢我 让蔷薇开出一种结果 孤独的沙漠里 一样盛开的赤裸裸 多么高兴 在琉璃中快乐生活  对世界说 什麽是光明和磊落。只允许自己温习一遍，恐怕再度潸然泪下，不能自已，无是人非，空留千古绝唱。我是如此热爱有勇气自杀的人，何况是离开的如此完美，他敢于在遗书中写到“我一生没做坏事，为何这样”甚至不屑于抹去现实世界在他精神世界里的残酷阴影，不需要太多人理解，讥笑辱骂或者哭天抢地均得不到天堂里他的回应，他的永存只在深爱人的心里，他需要一生一世被记起，如果对方不忠于自己就要背负一生的愧疚与伤悲，只因曾经太多相爱，不想爱已成往事，将往事永远留在风中。
　　扬花时节，一个女孩对天空许下心愿，希望一个叫张国荣的香港藉男子在天堂忘掉岁月，忘掉痛苦，永不苍老，永不孤单，繁华落尽，如梦无痕。
　　而梅艳芳在年底的悄然离去，在刚经历过非典创伤的人们心中，变得容易接受了，甚至还欣慰于阿梅可以不再忍受病痛的折磨，她在舞台华丽的转身已是人们心中最完美的人生谢幕。但我依然替阿梅难过的是，一个女人一生风光无限，身边不乏追求者，也不乏爱慕之人，在离去的时候却了无牵挂，执子之手未能与子偕老。
　　2003年，非典成了每个中国人心中不可触碰的伤。
　　我一向以身为首都人民而感到光荣，而在那半年的时间里，“北京人”却成了令人恐惧的瘟疫。
　　刚开始的时候谁也不曾想到那会是一场声势浩大的浩劫，零星的流传着北京有一种怪病的说法，但谁也不曾放在心上，北京人依旧过着四平八稳的生活。再后来，“非典型性肺炎”正式被确诊，身边逐渐有了关于患病的确切消息，我们却依然感觉不到灾难的日益临近，甚至还羡慕发热的同学可以提前回家，而用双手捂热温度计，隔壁班上的同学一半的体温都超过了标准线，除了弄虚作假以外，更多的是一种恐惧的悄然滋生。每天都有不同的消息传来，哪所学校有非典的大学生，哪个邻居的亲戚疑似非典，哪些人被隔离在医院不让出来，猜测与不安成了生活的主题。
　　在医院工作的人开始变得最抢手，大家开始拿着高档烟酒去跟他们交换口罩、酒精、板蓝根。在街上咳嗽吐痰的人最遭到鄙视，整个空气都因为他们的存在而变得浑浊。超市里白醋和消毒用品成了抢手货，出现了许久不见的“一抢而光”和囤货。
　　我除了每天多洗几次手以外，生活的步伐并未被打破，依然充当着愤怒的文艺小青年，在北京成里游荡，日夜期盼的就是快点放假。我开始因为文字而结交到一些志同道合的朋友，他们大多生活在大学的校园里，轻而易举地取得最优异的成绩，却和我一样沉迷于文字里不可自拔。有一个人大女孩在看了我的文字后，每周都绕过大半个北京城来给我送好看的电影好听的音乐，那时的文艺电影远不如现在臭大街，是用牛皮纸袋装的刻录盘，纸带上还写了四个大字“内部资料”，我因此而看到了王家卫的《重庆森林》，关锦鹏的《越堕落越快乐》，杨德昌的《牯岭街少年杀人事件》，并且CD里的音乐从张信哲换成了九寸钉和收音机头。我穿着民族服装，戴着夸张的耳环，每天蜷缩在属于自己的明媚角落。曾经我在报纸上看见一家叫“左岸”的酒吧，就约了朋友跑去后海想见见那位老板，当服务员告知老板不在的时候，我就趴在门口的石桌上给老板写了很长很长的一封信，来表达我对“左岸”这个词崇高的敬意，我留下了电话手机家庭住址生辰八字，希望不久的日子，一个有很干净声音的男子打来电话，说他叫左岸，很高兴认识我。可直到这家咖啡店消失不见了，也依然没人搭理过我。
　　四月份的时候，非典终于成了一个令人恐惧的字眼，学校正式宣布停课，刚上任的市长就被罢免，每天电视上都会公布非典确诊病例和疑似病例，而最可怕的是死亡人数在不断地增加。昔日喧嚣的大街上如今空无一人，摩肩接踵的服装市场里，人烟稀少，只有无聊的店主打着毛衣，餐馆纷纷关门停业，北京开始变成一座空城，想要逃离更是不可能的事情，无论是北京来的人，还是北京来的车辆，都被贴上了“疑似”的标签，成了不受欢迎的对象。
　　刚开始放假在家的日子是新奇的，电视上每天还安排了不同年级的课堂，邀请特级教师给全市的孩子共同上课，每节课我都坐在沙发上翘着二郎腿吃着零食，还时不时地拿着遥控器换台，发短信给其他同学一起分享放假在家的喜悦。我更开心自己拥有了大把大把的创作时间，写作不再成为一件遮遮掩掩的事情，我光明正大地在日光的照射下延展我的思绪，随时与网络上的朋友分享最新的作品，大家在网络上总是相互鼓励，共同编织着绚烂的文学梦。
　　直到有一天，我对呛鼻的苍叶、苦涩的中药产生厌倦的时候，才开始憎恨非典的来临，它摧毁了我对这个春天所有的憧憬，每天不断蔓延的病情，使得无助，恐慌是我读懂最多的表情。我甚至面对地铁空荡荡的车厢时感到不知所措，每个人都戴着洁白的口罩，表情漠然，污浊的空气令人窒息，彼此都不再试图感受对方的气息，因为害怕病菌的侵蚀，而用口罩隔断了唯一的关联，用尽全力保护弥足珍贵的生命。
　　我因为太过沉迷于文字而变得异常焦躁，甚至有患上精神分裂的倾向，我开始莫名地哭泣、发脾气，开始对周围的人产生巨大的不信任，开始把得不到的东西毁灭，我第一次感到文字产生的巨大力量已经超过了我的控制，我从驾驭文字而变成被文字驾驭。
　　2003年，我有了两次单独的长途旅行，年初的时候我去上海再度蝉联了新概念作文比赛一等奖，并且复赛文章《罗拉》得到了评委给出的一致满分，成为那届分数最高的选手，那时恰逢新概念五周年庆典，我作为获奖选手又作为参赛选手，一副趾高气扬的姿态令无数人对我留下了狂妄的印象。2003年底，我在小商品批发市场里接到了《花溪》杂志打来的电话，通知我去广州领首届花溪杂志原创征文大赛的“纯情文字大奖”，我居然还嫌“纯情”不符合我的写作风格而要求主办方换成“校园新人大奖”，又因为得知“校园新人大奖”有并列三个人，而“纯情文字大奖”只有一个人，而死皮赖脸地又给换了回来。在那个也刚经历过非典肆虐的城市，我度过了一个难忘的周末，见到了喜欢的当红杂志写手，还与风头正劲的木子美隔席而坐，也见到了日后在电视剧事业上成名立腕的石康和赵赵，更重要的是这次比赛因为有赞助商的缘故，我不光来回坐飞机，拿奖有奖金，还领到了一堆乱七八糟的小护肤品，比如曼秀雷敦的唇彩啥的，我都当宝贝似的拿到同学面前显摆去了，我第一次感到开笔会是个多美好的差事啊！
　　书摘4：
　　2004年
　　2004年，我开始单枪匹马地闯荡图书市场。
　　虽然之前已经有过出版两部作品的经历，但当我要在几个出版商里选择，要自己联系人来画封面插图，要发给网站做连载，要去图书批发市场看布货的情况时，我才第一次感到一个人的力不从心，以及社会的复杂纷乱。
　　当我把新书的稿子全部写完的时候，已是04年的春天，那时她还不叫现在的名字，有一个很晦涩的取自王菲专辑里的名字《新房客》，以云南边陲小镇的一个叫“那时花开”的旅店为背景，记述来来往往每个房客的故事和心情，每个人上面多多少少有我的影子，却又是独立的个体。
　　十五岁那一年创作出的文字，在我现在看来，也依然是无法逾越的高度。那些华丽的辞藻，要一口气不间断才能念完的长句，交叉并列的选择性结构以及发生在五代十国的凄美挽歌，至今都让我引以自豪。
　　可它的出版过程却又一波三折。
　　2004年的时候正是青春文学市场最红火的时候，无数打着“80后”旗帜的作品层出不穷，甚至有人为了赶上这趟风潮，居然把自己1979年的出生日期悄然换成了1981年，洋洋自得地混迹在80后的队伍里。每家出版机构也以高起印、高版税的丰厚条件拼命地征集书稿，在封面上打打地标明“80后”、“青春文学”几个字仿佛就成了畅销的保证。没有独立作品的写手们，就几个人攒出一本文集，自诩为“80后的最强音”。而如今当我再回头看看那时蜂拥而起的出书浪潮里，只有为数不多的几个人还有继续出版自己作品的机会，而更多的追赶潮流的孩子们，被过早地淹没在“才华早逝”的悲剧里。
　　起初，我却选择了一家很让人出乎意料的出版社——译文出版社。最先是一个孟姓女编辑写信给我，说非常喜欢我的作品，希望有机会合作，译文出版社现在也很重视青春文学的市场。紧接着我就把《新房客》的书稿发了过去，得到了孟编辑的高度赞许，随即进入了出版流程。正规出版社的出版往往要经历三次审稿，我前两次都顺利地通过了审查，也接受了译文社很苛刻的条件，但是一想到能跟出版了无数国外知名作家作品的出版社合作，心里还是有抑制不住的喜悦，我希望这部作品在出版的时候就能有一个很高的起点。可是在终审的时候，一切幻想化为泡影，《新房客》被毙掉的原因正是因为它的内容晦涩。
　　已经把全部尽力投入到译文出版社甚至开始筹划插图制作的我，不得不抽身而退，一个人与多家出版公司打交道。从第一本书开始，我就秉承着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的教诲，从不轻易麻烦别人，所以当联系出版的时候，我依旧一个人孤军奋战，在大人的世界里为自己争取最大化的出版权益。
　　与第二家出版公司的交战更令我筋疲力尽，在一个七个人规模的公司里，我分别和三位总经理打过交道，有的是妇人心，有的是出版门外汉，有的是老奸巨猾，和他们接触的四个月里，我已经深谙成人世界里的规则，学会了微笑着强硬。出版的过程依然一波三折，虽然条件谈妥，但出版社的选择和插图风格上都发生了严重分歧，而此时另一家公司又以更高的首印向我抛出了橄榄枝。虽然总是看不惯这家老板脸上挂着的冷漠，但他的条件以及对书精益求精的制作又实在让人难以抗拒，我们甚至签好了合同，等待与之前的公司摊牌。
　　经历了巨大人员调整的第二家公司，保留下来的主力就是那个老奸巨猾的经理，他用整整一下午来说服我留下来，并把出版过程中我拥有的自主权承诺得天花乱坠，虽然在日后付诸实践中我发现了所谓的承诺与保障和放屁没有区别，但是在当时，在我感性永远胜于理性的思维里，我还是重新回到了第二家状况并不好的公司，希望大家一起努力能让彼此都有全新的开始。而第三家公司的老板在我表示歉意以后，立刻气愤得撕毁了合同，再无联络。
　　当归属有了着落后，为了能让它能成为可以流传下去的作品，我为它呕心沥血，邀请了当红的插画家梁毅绘制插图封面，从小小的书眉到具体宣传方案都提出了自己的想法，甚至还自己联系了当时榕树下的总编路金波来做连载推广。我不断调和着各方面的矛盾，承受着因为内容晦涩而被不同出版社枪毙的痛苦，还要兼顾着自己学校的功课，每天我都有不同的分裂状态，是学生，是作家，是监工，是设计者，而也正是这一次次的磨炼，让我了解了出版的整个流程，应对了无数障碍，也为以后的出版积累了宝贵的经验。更让我在其中明白的是，挑一个负责任、信誉好的出版商是多么地重要。
　　直到04年国庆的时候，这本书终于被送到了我的手里，而它已经与我最初的设想大相径庭，并且改头换面拥有了另一个名字《生如夏花》。
　　可我依然还是爱它，爱它生机勃勃的封面，爱它色彩艳丽的插图，爱它精心设置的书眉，爱它泛黄的轻质纸，爱它里面承载的太过丰厚的情感，我在写作它的时候倾尽了全部气力，而为了他的出版又鞠躬尽瘁。在拿到书的第二天，我就患上了一场严重支气管炎感染，发烧到四十度的时候我依然把这本书放在怀里，仿佛拥有了他我就拥有了世间的一切。
　　我甚至每个周末都会跑到甜水园图书批发市场，挨家挨户的去看书的铺货情况，假装零售商要求他们快点上货，也曾在新华书店，把自己的书悄悄挪到最显眼的位置。
　　《生如夏花》在我的创作过程里也是最为重要的一部作品，直至今天我的名字依然和作品紧紧地联系在一起，它的加印三次也证明了它得到的广泛共鸣，很长一段时间里我每天都会收到十几封读者来信，向我讲述自己对“那时花开”的渴望，以及拥有着与我相似的悲观、敏感、任性、喜怒无常、深陷绝望的性格，我知道太多的孩子和我一样过着麻木不仁的生活，希望可以脱离现实的一切。
　　十六岁时对周遭生活的深深不确定感，以及对某种事物的偏执型地喜爱，都成为了那段青春岁月里最刻骨铭心的印记。
　　而作品出版以后我又走向了讨要版税的不归路，也让我对金钱有了最初的概念，第一本书赚到的一万多块钱我悉数交给了妈妈，而这本书更加丰厚的稿酬却让我牵肠挂肚了三年，出版商编织了各种拙劣的借口来拖欠版税，而我妈妈也编制了各种荒诞的理由来索要版税，甚至拉着同事一起索要版税，终于在2007年的时候，对方付清了全部版税，而我妈也成了出版圈里闻风丧胆的人物。
　　2004年我在一档备战雅典奥运会的节目里，看见了一个爱唱《melody》的满脸痘痘的高大男孩子，他喜欢流行音乐，爱上网聊天，爱穿运动名牌，与我们并无差别。可几个月后他就成为了全中国人民的偶像，雅典奥运会上火箭一般的速度率先跨跃了终点线，他成为中国田径史上掀开新篇章的英雄人物，那个高高大大的男孩不再运动场边小声地唱着陶喆的歌，而是站在了央视的演播大厅里，唱着英雄的赞歌。
　　2004年初，我们开始“欢欣鼓舞”地迎接禽流感的到来，孩子们一边高举着肯德基的鸡腿，一边期盼着放假的好消息。可是没几天，禽流感远不如一张苍白的通缉令来的恐怖，偏远地区的房子上都贴了一张A级通缉令，照片上皮肤黝黑的广西男孩在大学里用铁锤砸死了四个同学，而更多的传闻是他流窜到了北京。我们又开始关注周围有交流障碍的同学们，生怕那天会被铅笔刀给捅死。
　　2004年环球嘉年华成了年轻人谈论的时尚话题，每天电视里都播着年轻情侣抱着巨大毛绒玩具欢快的笑脸，可是我却悄然计算了一笔账，在嘉年华上所浪费掉的钱，远远购买几个大型毛绒玩具了。
　　2004年，我学校所在的簋街上悄然开起了几家鸭脖子店，随即以大火燎原之势迅速地向京城扩展，每天晚上下课回家我都会被车停在路边，买上三块钱的藕，或者两块钱的豆腐干，有时还能免费品尝一下昂贵的鸭肠。簋街上有家叫“哈哈镜”的鸭脖子店总是门庭若市，但年轻的男店员总是臭着一张脸，严苛地规定着少于多少钱不卖，但依然有数不尽的顾客从京城的各个角落赶来排着队几十块钱几十块钱的买，嚼着鸭脖子的劲可以用乐不思蜀来形容。
　　2004年，满大街音像店里放的都是同一首歌，2002年的第一场雪，比过去来的要晚一些……
　　书摘5：
　　我们总结出了如下背诵新概念的招数，作为读者能看到这个阶段的特别奖励，当然你如果继续读下去还有无敌作弊大法。
　　1． 把新概念书放到老师的桌子上，通常老师不会合上书，因为他自己也背不下来，得看着纠错，视力好的同学就直接照着念吧。
　　2． 老师要缺德扣上了书，你手里就自己准备一张纸条，双手握紧自然下垂，眼睛直勾勾地看着自己手里的纸条，当然内容不宜写的太过全面。
　　3． 光明正大地拿着纸条去背，跟老师说自己基础不好，所以写下了中文意思，边读中文边回忆英文，老师通常会仁慈地同意的，但是纸条上究竟写中文还是英文就自己把握吧。
　　4． 也可以请其他同学帮助，提前串通同学在背诵的时候站在你的身边，假装复习把书摊开让你看。
　　5． 新概念的终极考法是出在卷子里的填空题，但老师肯定会划定一个范围，所以准备的办法很简单，拿着书去复印店缩印成刚好能放在掌心的大小，粘在铅笔盒里直接抄。
　　英语老师为了显示自己教的是重点班，别的班背诵新概念二册的时候，他让我们背诵新概念第三册，等新概念第三册背完了，我们又开始被要求新概念第四册，对于一个初中二年级的孩子们来讲，新概念第四次说的已经不是鸟语了，而是宇宙语。
　　初中的老师总是千奇百怪，尤其是政治老师，那门鸡肋的课根本得不到我们的重视，于是老师每堂课老师都得想尽办法来维持课堂纪律。
　　第一个政治老师为了活跃课堂气氛，让我们按学号每堂课正式开始前，读一篇自己喜欢的文章。
　　轮到我的时候，我读了一篇很长的新概念作文里的《阳光很活泼》，读完以后三十分钟过去了，全班都冲我竖起了大拇指。
　　有次考试政治老师英勇神武地识破了BC帮集体作弊的企图，并被拽到办公室里进行严厉的批评教育，BC帮百思不得其解觉得自己动作幅度已经经过了严格的训练，是不会被老师发现的，后来在办公室里，BC帮一字排开，其中一员大将站在最靠边的位置抠鼻子，政治老师立刻指着他说，你恶心不恶心！大家才恍然大悟，政治老师原来是个斜眼。
　　第二个政治老师是个唯恐天下不乱的主儿，有次我和同学在政治课打起来，已经到了拿椅子满教室扔的程度，政治老师立刻躲到了最安全的角落，一边维持其他同学的纪律，一边替我们加油助威。
　　我一直认为学习不好是理所应当的，不应该值得谴责，也够不上问题少女的标准。
　　但身上反叛因子已经开始爆发的我，开始跟隔壁班的一个身着脚踩松糕鞋，齐耳短发，扎了一排耳洞，蹲在厕所抽烟的女孩厮混在一起。我们对每个高年级学长评头论足，我还跟她学会了朝漂亮男孩吹口哨，骂漂亮姑娘是“太平公主”，在服装批发市场里跟人讨价还价，用污言秽语咒骂一切看不惯的事物。每次我有看着怦然心动的男孩，她都自告奋勇地跑去要电话，但最后凑成的肯定是她和他之间的姻缘。她有个步入社会的男朋友，瘦高，白衬衫，黑色紧腿裤，微卷发，戴金丝眼镜，穿黑色尖头皮鞋，两人每次见面不是旁若无人的亲热就是声嘶力竭的争吵，而女孩使出最毒的招数就是“晚上丫别想跟我睡！”
　　她叫娜娜，却不是世界上的另一个我，只有那段血液沸腾脑门发热的岁月我们才会成为朋友，后来她理所应当地没有考上高中，去某个英语培训机构当了一名接话员，而我偏离的轨道又渐渐走回了正确的方向。
　　书摘6：
　　我和蓝在大三期间每天长须感叹的是还没谈过一场纯情的校园恋爱呢，一个月牵手，三个月接吻，上床留着分手时再做，吃饭时有人排队自习时有人占座，坐在自行车的后座上就能裙角飞扬。
　　我们更悲哀的发现彼此已不是最初相遇的模样，我假模假式地穿着zara装小白领，她留着微卷长发踏着白色短靴一副淑女模样，我说话不再噼里啪啦，反而她蹩脚的普通话被我硬生生地扳为北京话，和男友吵架时语速快得我都不敢想象。我们不再去五道口淘廉价的衣服，不再为买到便宜的彩妆而沾沾自喜，不再公共汽车上和人抢座，不再蹲在角落里抽廉价的薄荷烟，车接车送，看时尚杂志，聊娱乐圈八卦成了我们生活的全部，我们被这种生活改造地面目全非，却依然记得那份友谊，定格在我们刚刚遇到的那个秋天。
　　大学三年级开始面临了严峻的就业问题。
　　我从来都是一副满不在乎的神情，总觉得再没公司接收我，咱好歹也是个作家。
　　老杜每天上课，就长嘘感叹自己培养出来的学生是多不靠谱，他刚送走的毕业班里混的最好的一个姑娘，在淘宝卖化妆品，还买了房，开了美容院。
　　而其他那些大师范儿的师哥师姐们，多是赋闲在家，接一些不靠谱的小活。
　　“没毕业先失业”是艺术院校就业形势的真实写照。
　　我负责了最新的一次招生工作，一个小男孩手舞足蹈地给身边的姑娘讲，大学里都容易堕落，因为少了高三的约束。
　　我频频点点头，称赞他的想法。
　　紧接着他继续说，但电影学院不会这样的。
　　我大跌眼镜，说为什么呢？
　　他说因为这里是梦开始的地方！
　　我哭笑不得，不知道如果他真的考进来，是否会记得曾经的豪情壮志呢？
　　我就在每天疲于应付繁杂的人际关系中忘掉了军训那天发誓的好好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