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经》
诗歌总集（西周～春秋）
经典之所以是经典，就是因为它是永恒的。《诗经》正是汉语中一部永恒的作品。这些诗篇的原型作品，产生于距今2500～3000年前。这个数字令人目眩。但是这些诗篇中所表达的意境、感情、感受、意识却极具现代性。——中国著名学者 何新
在华夏文明的灿烂长卷中，语言生动、意境悠远、音韵优美和谐的古典诗歌，如同一条横亘于古今之间的河流，而《诗经》就是这条河流的源头。青草可以编出献给爱人的“钻戒”，桑叶可以承载心的颂词，水之湄长满叫“幸福”的檀木，随意劈几棵盖起来的，就是温暖的爱巢。女人采薇、采桑也采摘着漫过春天河面的爱情，男人狩猎、守着呦呦鹿鸣也狩猎着“蒹葭苍苍，白露为霜”时的美丽女子。《诗经》里原始的爱与恨的表达让人一咏三叹。
作为中国第一部诗集，《诗经》以其丰富的生活内容、广泛的创作题材，向我们展示了周社会乃至远古社会的历史风貌。从《诗经》的祭祖诗中，我们看到了西周统治者祖先创业建国的英雄业绩；从农事诗中，看到了在农业生产中辛勤地劳作的农奴；从战争徭役诗中，看到了风尘仆仆的役夫征人；从卿士大夫政治讽刺诗中，看到那些关心国家时政的优秀人物；从婚姻爱情诗中，看到了周人的婚姻习俗；从其他诗篇中，我们也看到周代社会各种各样的民俗风情。可以这样说，《诗经》中的305篇作品，交织成一幅多层次的、多角度的、从多个方面展现周社会历史的立体画卷。它的每篇作品，都蕴涵着无数可以发扬的文化内容。它是中国上古文化一部形象化的历史，从远古到周代社会的文化积淀。
不读《诗经》，简直无从想象这块土地上曾经发生过哪些事情。耕种、狩猎、婚嫁、祭祀、园艺、兵役等这些人类一代又一代流传的生活方式，穿越千年，在《诗经》中尽现。《诗经》总能把我们带回农耕的年代，仿佛置身于鸡犬之声相闻的村庄。淑女与君子，艄公与过客，母亲与儿女，乃至时光与记忆，隔着同样一条河遥遥相望。此岸是高楼广厦、灯火通明的都市，而彼岸有采薇的村姑、祈雨的礼仪，以及以渔猎为生的星罗棋布的部落。在阅读中我们延续着古人的生活，我们该如何面对这些消逝的影子和保留了自由的灵魂？
《诗经》是我国第一部诗歌总集，在中国文学史上具有崇高的地位和深远的影响，奠定了我国诗歌的优良传统，哺育了一代又一代诗人，我国诗歌艺术的民族特色由此肇端而形成。
《诗经》共收入自西周初年至春秋中叶500多年的诗歌305篇，共分“风”、“雅”、“颂”三个部分。其中风包括十五国风，有诗160篇；雅分“大雅”、“小雅”，有诗105篇；颂分“周颂”、“鲁颂”、“商颂”，有诗40篇。
“国风”是《诗经》中的精华，是我国古代文艺宝库中璀璨的明珠。“国风”中的周代民歌以绚丽多彩的画面，反映了劳动人民真实的生活，表达了他们对受剥削、受压迫的处境的不平和争取美好生活的信念，是我国现实主义诗歌的源头。在《七月》中，我们看到了奴隶们血泪斑斑的生活，在《伐檀》中更感悟了被剥削者阶级意识的觉醒，愤懑的奴隶已经向不劳而获的寄生虫、吸血鬼大胆地提出了正义的质问：“不稼不穑，胡取禾三百廛兮？不狩不猎，胡瞻尔庭有县貊兮？”有的诗中还描写劳动者对统治阶级直接展开斗争，以便取得生存的权利。在这方面，《颐鼠》具有震撼人心的力量。“国风”中有一些反映兵役、徭役给人民造成极大痛苦的思妇的诗，如《殷其雷》、《伯兮》、《君子于役》等就是这一类诗篇的代表作。“国风”中还有数量不少的爱情诗。反映不合理的婚姻给妇女造成极大的痛苦，表达青年男女对美满婚姻的向往和追求，是这类爱情诗的重要主题。《氓》、《谷风》等篇为我们展示的正是这种生活画面。而《柏舟》还具有鲜明而强烈的反抗意识。基调健康、乐观的恋歌，如《静女》、《木瓜》等，更给爱情诗增添了一种和谐、喜悦的情愫。所有这些都是劳动人民思想情感的真实表达。
“国风”中还有不少民歌对统治阶级的荒淫无耻，予以有力的讽刺和鞭笞，如《新台》、《南山》、《株林》等都是这方面的名篇。
以简朴的语言描摹事物，以朴素的生活画面反映社会现实的现实主义创作方法，在“国风”中有很好的体现，并且成为它显著的艺术特点。在形象塑造上，“国风”也具有现实主义艺术特色。作者们能通过抒情主人公的内心倾诉，表现他们的欢乐与悲哀，刻画主人公的行为及其性格特征。“国风”在形式上多数是四言一句，隔句用韵，但也不是千篇一律。它常冲破四言的规定，而杂用二言、三言、五言、七言或八言的句子，如《伐檀》就是一首杂言诗。这些随着情感的波动而富于变化的诗句，读起来节奏分明，极富音乐性，“国风”的语言精确、优美，富于形象性，精确恰当地使用双声、叠韵、叠字，更增加了艺术魅力。此外，赋、比、兴的艺术手法也为“国风”大大增强了表现力。雅诗和颂诗都是统治阶级在特定场合所用的乐歌。它们在思想内容上无法与具有现实主义精神和人民性的“国风”相比，但由于它们或多或少地反映了社会生活的某些方面，因此，也还具有一定的社会意义和认识价值。
《诗经》是我国文学光辉的起点，它所表现的“饥者歌其食，劳者歌其事”的现实主义精神对后世文学影响最大，在我国乃至世界文化史上都占有极高的地位。
重读《诗经》
诗是人类最美丽的语言，《诗经》是中国古代文学史上的一朵奇葩，《诗经》之美可以诵之、弦之、歌之、舞之，对后世的文学艺术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孔子就非常重诗教，子日：“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日：思无邪。”（《论语·为政》）认为三百诗篇都处于诗人性情之正，没有邪恶的思想或念头。《诗经》是人类童年时代纯真无邪，而又对世界充满着爱、满怀着激情的最好体现。而近代大儒马一浮先生也非常提倡诗教，在《复性书院讲录》中讲到“圣人始教以《诗》为先，《诗》以感为体，令人感发兴起，必挟言说，故一切言语之足以感人者，皆诗也”。《诗经》中的爱情诗，是古老的华夏民族在有了文字记载后，用诗歌表达的对所爱之人的爱慕、思念，情真意切，自我的情感与周围美好的景物融为一体，“朝吟风雅颂，暮唱赋比兴；秋看鱼虫乐，春观草木情。”跨过了历史的长河，托物言志，至今读来仍让人感动不已。
《诗经》中那优美的文辞、淳厚的情感，滋润、哺育着我们华夏民族的文化艺术与人文精神。许多脍炙人口的爱情诗篇为后人所传诵，如《关雎》篇，“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参差荇菜，左右流之。窈窕淑女，寤寐求之。”（《诗经·周南·关且隹》）这首诗作者热情地表达了自己对一位窈窕美丽、贤淑敦厚的采荇女子的热恋和追求，表达了对与她相伴相随的渴望，感情单纯而真挚，悠悠的欣喜，淡淡的哀伤，展现了男女之情的率真与纯洁，少了后世诗作中的做作与浮艳，难怪孔子说：“《关雎》，乐而不淫，哀而不伤。”（《论语·八佾》）“瞻彼淇奥，绿竹猗猗。有匪君子，如切如磋，如琢如磨。瑟兮僩兮，赫兮咺兮。有匪君子，终不可谖兮!”（《诗经·卫风·淇奥》）这首诗以一位女子的口吻，赞美了一个男子的容貌、才情、胸襟以及诙谐风趣的谈吐，进而表达了对该男子的绵绵爱慕与不尽幽怀。《诗经》中对美好爱情的歌颂向往，对始乱终弃的批判，如“信誓旦旦，不思其反。反是不思，亦已焉哉”（《诗经·卫风·氓》）。这首诗是弃妇自述不幸的诗作，诗中首先以甜蜜的语气叙述了他们的相恋、嫁娶以及初婚的美好生活，然后又以悲凉的语气，叙述了年华的逝去以及丈夫的变心和丈夫对她的粗暴相向，一种含辛茹苦、人生不幸的感叹以及对青春少年甜美生活的不尽留恋，弥漫在了诗的词句中——而古时男女地位的不平等以及妇女生活的不幸，亦由此可见一斑。
“死生契阔，与子成说。执子之手，与子偕老。” （《诗经·国风·击鼓》）诗句道出一位出征在外的男子对自己心上人的日夜思念：他想起他们花前月下“执子之手，与子偕老”的誓言，想起如今生离死别、天涯孤苦，岂能不泪眼朦胧、肝肠寸断？“自伯之东，首如飞蓬。岂无膏沐？谁适为容!其雨其雨，杲呆出日。愿言思伯，甘心首疾。焉得谖草，言树之背？愿言思伯，使我心疼。”（《诗经·卫风·伯兮》）写了一位女子自从丈夫别后，无心梳洗，魂牵梦萦，苦不堪言。也许为国征战是英勇豪迈的，可是人生的天涯孤苦和生离死别，总是让有情的人们感到撕心裂肺的痛。愿天下不再有战争，不再有硝烟弥漫。
“投我以木瓜，报之以琼琚。匪报也，永以为好也”（《诗经·卫风·木瓜》）表现了远古时候青年男女自由相会、自由恋爱的美好，女子把香美的瓜果投给聚会上的意中人，男子则解下自己身上的佩玉等作为定情物回赠给心中的姑娘。《诗经》不仅有很高的文学艺术价值，对于我们研究古代习俗亦有很高的史料价值，是文学史上的一朵奇葩，（佚名）
《诗经》的作者成分很复杂，产生的地域也很广。除了周王朝乐官制作的乐歌，公卿、列士进献的乐歌，还有许多原来流传于民间的歌谣。这些民间歌谣是如何集中到朝廷来的，则有不同说法。汉代某些学者认为，周王朝派有专门的采诗人，到民间搜集歌谣，以了解政治和风俗的盛衰利弊；又有一种说法：这些民歌是由各国乐师搜集的。乐师是掌管音乐的官员和专家，他们以唱诗作曲为职业，搜集歌谣是为了丰富他们的唱词和乐调。诸侯之乐献给天子，这些民间歌谣便汇集到朝廷里了。这些说法，都有一定道理。
各个时代从各个地区搜集来的乐歌，一般认为是保存在周王室的乐官——太师那里的。他们显然对那些面貌互异的作品进行过加工整理，有所淘汰，有所修改。所以现存的《诗经》，语言形式基本上都是四言体，韵部系统和用韵规律大体一致，而且有些套句出现在异时异地的作品中（如“彼其之子”、“王事靡監”等）。古代交通不便，语言互异，各时代、各地区的歌谣，倘非经过加工整理，不可能出现上述情况。可以认为，由官方制作乐歌，并搜集和整理民间乐歌，是周王朝的文化事业之一，在《诗经》时代是不断进行着的。
《史记·孔子世家》说，诗原来有三千多篇，经过孔子的删选，成为后世所见的三百余篇的定本。这一记载遭到普遍的怀疑。一则先秦文献所引用的诗句，大体都在现存《诗经》的范围内，这以外的所谓“逸诗”，数量极少，如果孔子以前还有三千多首诗，照理不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再则在《论语》中，孔子已经反复提到“《诗》三百”（《为政》、《子路》等篇），证明孔子所见到的《诗》，已经是三百余篇的本子，同现在见到的样子差不多。总之，《诗经》的编订，当在孔子出生以前，约为公元前6世纪。只是孔子确实也对《诗经》下过很大工夫。《论语》中孔子说：“吾自卫返鲁，然后乐正，雅颂各得其所。”前面引《史记》的文字，也说了同样的意思。这表明，在孔子的时代，《诗经》的音乐已发生散失错乱的现象，孔子对此做了修订工作，使之合于古乐的原状。他还用《诗经》教育学生，经常同他们讨论关于《诗经》的问题，并加以演奏歌舞（见《论语》和《墨子·非儒》）。这些，对《诗经》的流传都起了重要作用。
秦代曾经焚毁包括《诗经》在内的所有儒家典籍。但《诗经》由于是易于记诵的、士人普遍熟悉的书，所以到汉代又得到流传。汉初传授《诗经》学的共有四家，也就是四个学派：齐之辕固生，鲁之申培，燕之韩婴，赵之毛亨、毛苌，简称齐诗、鲁诗、韩诗、毛诗（前二者取国名，后二者取姓氏）。齐、鲁、韩三家属今文经学，是官方承认的学派，毛诗属古文经学，是民间学派。但到了东汉以后，毛诗反而日渐兴盛，并为官方所承认；前三家则逐渐衰落，到南宋，就完全失传了。今天我们看到的《诗经》，就是毛诗一派的传本。
《诗经·关雎》
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
参差荇菜，左右流之。窈窕淑女，寤寐求之。
求之不得，寤寐思服。悠哉悠哉，辗转反侧。
参差荇菜，左右采之。窈窕淑女，琴瑟友之。
参差荇菜，左右笔之。窈窕淑女，钟鼓乐之。
《楚辞》
屈原（战国约前340～约前278）
吾以为凡为中国人者，须获有欣赏《楚辞》之能力，乃为不虚生此国。——中国近代思想家 梁启超
也许是诗歌成就史料记载不详，也许诗歌发展本身就较为零散，中国文学史上在取得了《诗经》那样光彩夺目的成就后，经过大约300年沉寂，楚辞方崛起，以“瑰丽的文采、神奇的想象、综合的形式、浪漫的气息、时代的精神等，不仅让时人耳目一新，而且让后代景仰千古”。战国时期出现的楚辞，在中国文学史上有着特殊的意义，它和《诗经》共同构成中国诗歌的源头。
如果说《诗经》开启了现实主义的文风，以稳健的脚步步入中国文学的辽阔原野，那么以屈原为代表创作的楚辞则开创了浪漫主义的文学传统和个性化的写作方法，以空灵的身影飘忽于中国文学的崇山峻岭之间。屈原是中国第一位伟大的诗人，在他之前出现的《诗经》是众人的吟唱，而他的降临却呼唤出一批英才，使诗的荒原充满了春的气息，他的诗的个性化和个性化的诗，标志着“诗人”这一形象的真正诞生，标志着一个新纪元的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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