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编
“大时代”中的“现代文学”
王晓明(上海大学中国当代文化研究中心)
1927年冬天,鲁迅这样概括中国的状况:“中国现在是一个进向大时代的时代。但这所谓大,并不一定指可以由此得生,而也可以由此得死。”(《(尘影)题辞》)借用他后来的话说,这“大时代”“也如医学上的所谓‘极期’一般,是生死的分歧,能一直得到死亡,也能由此至于恢复”(《小品文的危机》)。
从龚自珍、曾国藩那两代人意识到“颓世”难挽、“洋患”逼人,到今天全社会亟亟“与世界接轨”,中国人在被动“现代化”的道路上,已经跌跌撞撞了一百五十年。从某些指标:例如GDP和太空探测技术来看,今天中国已经相当“现代”,但一些更重要方面的状况:社会制度、“人心”、前景想象、与世界其他部分的关系等却表明,中国社会并没有解决“如何现代”:更准确的说法是“何种现代”的问题。犹如一个迷了路的登山者,中国不断地发现自己依然处在不得不“现代”的路程之中,那一座最消耗体力、同时包含了最大希望和最大危险的山口,依然还在前面。但是,从另一面来看,那山口已经不远,社会内部长久积聚的各种深层因素的冲突,这些冲突凸显的整个世界的“现代化”的内在矛盾一人类社会已经形成了非如此“现代化”就别无他路的大趋势,可世界又难以承受这个“现代化”,开始显露和激化。如果乐观或者悲观一点,那就可以说,我们正站在鲁迅所说的这个“进向大时代”的时代的末端,甚至已经是开始走进“大时代”了。
中国的“现代文学”,就在这样的进向或开始进入“大时代”的时代里产生,并因此形成其具有世界意义的特点。当然,这里说的世界意义,并不仅指贡献出优异的作品,也同样指提供惨重的教训,呈现逼人深思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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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晓明《“大时代”中的“现代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