柴氏对杜甫七律的风格，也作了确切的概括。他列举杜甫七律的名篇，认为或道丽精深，或沉雄悲壮，或真至隽永，或旷逸清疏，咸称杰构。这四句话，确可把杜甫七律的风格，包举无遗。我个人认为，遒丽精深、沉雄悲壮，二者实颇相近，可以合为一个类型曰：雄深。真至隽永，旷逸清疏，也颇相近，可以合为另一个类型，曰：清真。从杜甫的创作实践看，清真一类风格最长于抒情，而雄深一类风格，则不仅长于抒情，亦兼长于议论。七律至此，无论什么题材，已是无施不可了。
杜甫早期所写七律，并未完全摆脱初唐习气，如集中第一首七律《题张氏隐居》，仇注虽称之为情与境俱化，其实只是一首辞采华美的应酬诗。又如他在任左拾遗期间所写《奉和贾至舍人早朝大明官》，杨士奇虽以为与倡和诸作均为格雄深，句意严整，宫商迭奏，音韵铿锵，真麟游灵囿，凤鸣朝阳也。j其实，它也只是一首富丽堂皇的宫廷诗。这类作品在杜集中不多。杜甫七律风格的根本转变，开始于他在长安时所写《送郑十八虔贬台州司户》和一组曲江诗。这些诗，除《曲江对雨》外，都可归于清真一类。可见杜甫七律风格的根本转变，实始于清真一类的诗。也正是这种诗风，才不仅完全不同于初唐，而且与盛唐王、李诸大家，也颇异趣。柴氏称之为矫唐而，间参长律之变调，实际上也主要应是指这类风格而言。这类风格的诗，以在长安时开始，以在成都时写的最多，在夔州时亦有一些名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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