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言
第一 关于《文选》产生时代的文化氛围
（2）总集的出现及其体例的完成
这段话有值得注意之处：
第一，它把建安时代作为文学繁盛的时代，而且认为从此以后众家之集滋广。这是历史的真实。特别是众家之集滋广，为总集的编辑提供了可能，也为总集的编辑点明了必要。众家之集到建安后才日以滋广，又说明了别集的编纂是此后重视文学作品，才把前人流传的单篇，汇成集子的。集的产生与文学自觉是相配合的。
第二，它指出了总集的编辑是要经过选拣，有所淘汰的。作品多了，表示文学创作的繁荣。从多中比较、鉴别，便会出现优胜者，这是自然规律。不如此，不能提高，也无所谓发展。览者的劳倦，就在于劣品的充斥。《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卷一百八十六的总集类序说：“文籍日兴，散无统纪，于是总集作焉。一则网罗放佚，使零章残什，并有所归；一则删汰繁芜，使莠稗咸除，菁华毕出，是固文章之衡鉴，著作之渊薮矣。”这段话讲总集的产生是文学发展史上的必然，很有道理。至于选家的水平，是不是会出现弃周鼎而宝康瓠的现象，那是另外一个问题。
第三，挚虞的书，谓之《流别》，就在于它的以文体分类。“自诗、赋下，各为条贯”。“条贯”，主要指按文体分类。《文章流别集》已经亡佚，有些情况，无法确知。但是据《艺文类聚》卷五十六所引及《诗·关雎·疏》所述的《文章流别论》，挚虞谈诗，是以三言至九言论列的。因此，他的“条贯”，恐怕不包括文体以外的事类（如像后来把赋分京都、畋猎，诗分为行旅、赠答等）。《晋书·挚虞传》说：“又撰古今文章，类聚区分，为三十卷，名日《流别集》（《隋志》云：四十一卷，梁六十卷）。”所谓“类聚区分”，当即指文体。总集按文体分类，既反映了作品的繁富，也反映了文学按自己发展的道路发展，脱离了作为经、史、诸子附属品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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