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晚清教育话语与国文设科
“文”变染乎世情，废兴系乎时序。”无论是现代中国文学的发展史，还是现代语文教育的发展史，都必须放在整个中国社会现代化的坐标系中，结合中国社会经济和政治制度的变迁以及话语方式的演变，才能看清楚它们的发展轨迹和相互影响。
但凡一个时期的社会实践，总会首先通过话语实践表现出来。“春江水暖鸭先知”，社会大潮的涌动，在其成为冲击、荡涤旧世界的时代洪流之前，总是先通过新的话语透露春江水暖的信息，助长其声势，并最终以话语体系的改变来表明和巩固自己的成功。鸦片战争和甲午战争惨败以后，天朝帝国的梦想被西方列强的坚船利炮打碎。有识之士提出“中体西用”话语，成为晚清话语实践和社会实践的主流取向，并成为当时洋务派和维新派进行社会改良的学理依据。但“中体西用”的话语体系有着先天不足的毛病，它缺乏自我造血机能，不能从根本上解决中国向何处去的问题，使中国摆脱贫穷积弱、落后挨打的状况。辛亥革命推翻了帝制，依据西方话语体系提出了“三民主义”的口号，建立了共和政府，但这只是一个空中楼阁，随即出现了袁世凯登基、张勋复辟、二次革命和军阀混战割据的局面，“城头变幻大王旗”，一直到南京政府成立，中国在世界格局中仍处于任人欺凌的地位，中国人“于共和国体之下，备受专制政治之痛苦”。民国的共和立宪被陈独秀斥之为“伪共和”“伪立宪”“政治之装饰品”，“以其于多数国民之思想人格无变更，于多数国民之利害休戚无切身之观感也”，因此他期待国人“最后觉悟之最后觉悟”，即“伦理的觉悟”。伦理觉悟说触动了体用说的命根，预示着一种全新的话语体系要出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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