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1—1932年，冬〕
路维希安与包法利夫人生前居住的小镇一样，古老、原始，未受现代生活的尘染。路维希安镇建在一座小山上，山脚下流淌着塞纳河。晴朗的夜里，远方的巴黎清晰可见。镇上有一座古老的教堂，一群小小的屋舍，鹅卵石街，几处巨大的房产，几所农庄，一座城堡。杜莎夫人在这儿曾拥有一份不动产，大革命期间，她的情人被绞死后，头被人从爬满常青藤的高墙扔进她家花园。现在这处房产归香水制造商科蒂家族所有。
镇子四周森林环绕，法兰西历代国王曾在这里狩猎。路维希安镇的大部分地产被一个身形肥胖的吝啬鬼包揽，这个老头是巴尔扎克笔下众多吝啬鬼之一，怀疑每一笔开销，每一笔修缮费，任由自家房产衰败下去：生锈，雨蚀，长草，漏水，破损……
镇上的房舍里，有老妇人坐在窗后，望着南来北往的行人。街道蜿蜒崎岖，通向塞纳河。塞纳河边，有一个酒馆，一家饭馆。周末，跟莫泊桑一样，巴黎人喜欢来这里吃午饭，泛舟塞纳河上。
夜晚，狗吠声此起彼落。
夏天，花园散发金银花的芬芳。冬日，小镇上空飘荡树叶潮湿的清香。
小火车往返于巴黎和路维希安镇之间，“笛笛”声依稀可闻。这是一款外形古旧的火车，好像仍载着普鲁斯特小说中的人物去乡村就餐。
我的房子有200年历史，墙厚3英尺，花园很大，供小车进出的绿色铁门很宽敞，铁门侧边还开出一道窄窄的绿门，专门供人进出。房子后面是座大花园，前面有一条铺着碎石子儿的车道。一方水池，现在里面填满灰土，爬满常青藤。喷泉像墓碑一样竖在那儿。来客拉的铃声听起来像拴在一头庞大母牛脖上的颈铃，铃音颤缓，绵延不绝。每当铃声响起，西班牙女佣爱弥丽亚便推开大门，小车驶入碎石路，发出“嘎嘎”的声响。
房前立着木制格子架，架上爬满常青藤。透过常青藤，11扇窗子依稀可见。窗子正中间是百叶窗，有种对称之美，常萦绕于我梦中的神秘房间却不在紧闭的百页窗后。
房子后面是花园，空旷辽阔，野草丛生，藤蔓错节。这是我喜欢的未经人为修葺的花园。花园后面是林区，林中小溪潺潺，小桥静静，热闹地生着常青藤、青苔和蒴类植物。
新的一天总是伴随着汽车碾过碎石的声音开始。
女佣推开百叶窗，让白昼进来。
车轮压在碎石上的“嘎嘎”声，招来警犬班夸的狂吠，随后可听到教堂悦耳的钟声。
从窗口向绿色大铁门望去，可看出铁门露出监狱大门的神情。我有一种不平的感觉。我知道，只要愿意，自己随时可走。我也知道，人类将阻碍的责任强加于某个物体或某个人身上，而真正紧闭的大门却在人心里。
但我仍常常忍不住伫立窗前，凝视这道紧闭的宽大铁门，就像看着横亘在内心的诸多障碍，正是它们将我排除在一种完整而开放的生活之外。
再多的油也无法减轻大门风湿性的嘎嘎声，这块锈铁对自己200年的历史很是自豪。
那扇小门睡眼迷离、若有所思，总是一副半开半闭的样子。常青藤从门上垂下，好像杂乱的头发，飘荡在狂奔的孩童前额上。
选中这套房产，有许多原因。
它就像一棵树从地上挣扎而出，深深掩映于古老的花蔬中，没有地窖，所有房间都停歇在实心大地上。地毯下，我感觉得到，就是大地。我可以在这儿生根，可以感觉与这所房子及花园合为一体，可以像植物一样从它身上汲取营养。
我做的第一件事是清理水池及喷泉的积土，恢复原貌。很快，房子活了。喷泉欢畅、跳荡。
我有种为即将到来的爱情做准备的感觉。我铺上床罩，打开一卷卷贵重的地毯。要体面地接见爱情这个贵宾，首先必须创造一个美丽的世界。
这种情绪下，我在房子里四处穿梭，边漆墙，边整理床铺，边把日记本放在壁炉上，还没忘挂上一盏可投射巴厘岛皮影戏的灯。
一个房间漆一种颜色，每种颜色代表不同的心情：红色是热烈，淡蓝色是幻想，桃红色是温柔，绿色是休息，灰色是工作。
普通生活无法吸引我，我追求非凡时刻。与超现实主义者一样，我也追求精彩。
我想做作家，提醒人们留心这些非凡时刻。我想证明空间无限，意义无限，范围无限。
但我并非总是处于自以为优雅的状态，我有伪装的时候，有头脑发热的时候。某些日子里，我头脑里的音乐哑然，于是我补袜子，修剪树木，罐装水果，给家具打蜡。不过，做这些琐事时，我并不觉得自己活着。
我肯定不会学包法利夫人服毒自杀，只是不知写作是否可助我逃离路维希安。我已用16天时间写就《劳伦斯评传》，得去巴黎交给爱德华·提多出版。书不会明天就印刷面世，当然作者都希望书一出炉，趁它热烘烘地还活在内心之际就能出版。他把书交给助手校订。
我频繁地光顾巴黎，每次离去时，母亲都会站在窗口忧心忡忡地望着我，但不向我挥手告别。有时，我带小狗班夸去散步，母亲就像站在窗口的老妇人掀帘瞪着我瞧，弟弟乔奎因则不住地弹钢琴，似要把四堵墙全给融化掉一样。
天气糟糕时，我沿铁轨散步。因没有火车时刻表，所以从未在合适的时间到这儿来，这样，每次火车还未把我从生活的困难中拯救出来，我就疲倦了，步行回家。这种对可能事件的着迷，是否源于儿时差点被火车辗死的心理创伤？在讷伊市住的时候，我家有个佣人（当时我2岁，弟弟索瓦尔德出生不久）。父亲一定勾引了她，然后又把她抛弃。反正，她伺机报复。她带我和弟弟出门，把童车和我放在铁轨正中央。信号员看见了我们，他自己也有7个孩子，所以以生命为代价做了一次冒险，及时冲过来把童车踢出轨道，把我抱开。这一事件仍留在我的记忆深处，我仍然记得那个拯救我们生命的男人，以及他7个孩子铺满玩具的床。
理查德。奥斯本是律师。得向他咨询我的《劳伦斯评传》是否存在版权问题。此刻的他一边放荡不羁地生活，一边在某家大型事务所当循规蹈矩的律师。他喜欢兜里揣着钱直接离开事务所到蒙帕那斯区去，为每个人付饭钱和饮料费。喝醉时，他会谈正在酝酿的小说。他睡眠极少，常在第二天穿着满是油渍和褶皱的西服赶到事务所上班，似乎要转移人们对这些细节的注意，此时的他比平时更加滔滔不绝、眉飞色舞地讲话，让听者无暇打断或做出回应，所以人人都在说：“理查德的客户越来越少，他一开口就刹不住。”他像在高空表演秋千的杂耍艺人，不低头看观众。一旦朝下看就会掉下来，准会跌到事务所和蒙帕那斯区之间的某个地方。无人知道他在哪儿，因为他将自己的两张脸都藏了起来，谁也看不见。有时，理应在事务所上班时，他却还在某个不知名的旅馆与某个不知名女人同床共眠，有时他在事务所工作到很晚，把朋友们晾在多姆咖啡馆。
他有两句反复使用的独自，其中一句模仿一起剽窃案的庭审。好像很多人在抄袭他的小说、戏剧和创意。他起草了一份很长的起诉名单。“他们”总在伺机偷他的公文包，其中被盗的一本小说现已发表，还有一本被盗的剧本正在百老汇上演。所以，他不把自己正在撰写的小说给我或别人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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