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出现的读者系统理论是该世纪六大支柱哲学之一，其众多学派纷纷将文学研究定位在读者层面。受上世纪中叶后现代理论，如现象学、阐释学、接受美学、读者反应批评等读者理论的冲击，读者成为传统文学批评四维因素中的显学，以至于特里·伊格尔顿（T.Eagleton）在其《文学理论》中把现代文学理论的历史从时间上划分为三个时期：只注重作者、只关心作品原文以及最近的读者转向。“读者转向”意味着文学走出象牙塔的气象，艺术作品不再是自在性文本，而定性为演变着的美学客体。艺术作品一旦问世后就成为广大受众的审美对象，立刻成为阅读时持续“变态”的作品（works），没有审美主体与它进行开放性对话，它仍是一种隐性存在。这肯定了文学生产后的文学消费领域，其转向意义不言而喻。
读者批评可以回溯到20世纪30年代波兰文艺理论家英伽登（R.1ngarden）和美国女批评家罗森·布拉特（R.Brat）两个源头。前者在著作中提出读者是文学艺术作品的共同创造者，后者提出文学是作者与读者之间的沟通。这些观念都深刻影响了读者中心理念的建立，如50年代读者反应批评和60年代接受美学的兴起。到了70年代，读者理论研究达到高潮，在围绕读者、阅读过程、读者反应、读者接受、作者与读者交流等问题的论争中产生了很多有影响的理论。很快，西方文学批评体系中聚集了若干“关心读者阅读”的理论——阐释学、接受理论、文学社会学、读者反应批评、解构批评等等，无一例外地将人的主观能动性推到文学研究的前沿。这种聚焦本身就证明了西方长久以来占统治地位的“逻各斯中心”论以另一种中心示人。以至于戴维·洛奇（David Lodge）在《巴赫金之后》中说：“解构之后还有什么？……借助于米哈伊尔-巴赫金，活路还是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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