杂文界对当代杂文发展史的研究，其说不一，有的说是“三起两落”，有的说是“四起三落”；但对于“文革”以前有过两度繁荣，却是一致公认的。笔者在此不打算对杂文发展史作全面的探讨，但也同意这个公认的论断，如果说有“高潮”，那么就是1956下半年至1957上半年这约一年的短暂时期，至于196l至1962年约一年半时期，也只能如杂文史家所说的“复苏”，很难与1956年至1957年相提并论了。
从全国解放到1955年这六年间，也不是没有杂文，但是还没有形成气候，曾经开放过一些花朵，很快也遭到冰冻霜打。远在上海解放不久，当时任中共上海市委宣传部长的夏衍，在市长陈毅的支持下，就在《新民报晚刊》上辟了一个专栏《灯下闲话》，在将近一年间，以各种不同的笔名，陆续发表了一百多篇见解深刻触及时弊的杂文。但是，到了1950年八九月间，这个专栏忽然不见了。当时读者还不知道什么原因，三十年后，1982年12月29日，夏衍在《新民晚报》发表的《迎新忆旧》一文中，才道出了其中的“秘密”：原来当时有人（当然不是平民百姓）知道了这个专栏的作者是谁，对此说三道四“讲怪话”，作者就主动“收摊”了。身为市委宣传部长的夏衍也顶不住而搁笔，可见当时加诸杂文的压力之重了。
差不多与此同时，1950年4月，黄裳在上海《文汇报》上，发表了一篇《杂文复兴》，仅仅想为“批评性杂文”和正确使用讽刺争一席之地。这本来是一种积极的主张，却招来了一阵批评，最后，《文艺报》发表了一篇长文《谈谈杂文》，实际上对此作了“总结”，此文抹煞了、否定了黄裳一文的积极意义，也扼杀了刚刚萌芽的杂文的一点生机。
此后，虽然从北京到各地报刊也发表了少数具有真知灼见的杂文。但总的来看，在这一时期中，杂文界笼罩着沉重的阴云。犹忆1954．年间，上海《解放日报》学习原苏联《真理报》经验，追随《人民日报》之后，也成立一个“小品文组”。除了发表一些“苏式”讽刺小品文外，也辟了“中式”花边的杂文专栏。但是要组织这方面稿件极难，当时正处于思想改造、“反胡风”“批胡适”、“肃反”等一系列运动前后，知识分子中杂文老手，大多噤若寒蝉。往往一篇无关宏旨的文章，也必经两位副总编辑一审再审，一改再改，个别文章最后还要送总编辑定稿。这正是杂文低谷时的景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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