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已经从理论上说出了很多严肃的理由，将巴黎归于大城市，虽然也包括一些负面的理由。还有更多的小原因能够说明巴黎是座大城市，比如在巴黎，你想睡就可以睡上一整天，可以弄到海洛因，可以听到人们固执地坚持一些荒谬的理论，为这些理论争论不休，特别是在“哲学咖啡馆”中，人们定期聚会，讨论道德伦理方面的问题。在巴黎，你可以看到对不同的种族和宗教有真正的宽容，甚至对无神沦也有一种宽容。在巴黎，你如果愿意，甚至可以换妻——可以是室内，或者在名为克里斯和马努的特别俱乐部，还有在多菲内码头附近停靠的私车上(在多菲内码头有被曝光的危险。因为有些男性窥淫癖者潜伏在锁好的汽车附近。从热气腾腾的车窗外往里看)。在巴黎，最大胆的乱伦和谋杀故事也让人不屑一顾，“但这很正常”。
巴黎存在着社会保守主义和无政府主义的探索，这两方面旗鼓相当。但是外国人永远都不知道怎么样划清道德界限。至少在我们自认为能够预计普通巴黎人的反应时，总是预测错误。法国人可以像得克萨斯教友，在听到男人购买儿童裸体画的故事吋非常愤怒；在20世纪90年代初，这种人的照片被刊登在巴黎全国性的报纸上，结果导致了几起自杀事件。那些展示儿童裸画和购买裸画的人毫无二致，关于青春期前的儿童电影和青少年电影也没有两样。
从另一方面来说。在巴黎没有人会关心总统的绯闻。相反，很多人存在的唯一疑问就是，莱昂·若斯潘像新教徒了，连个情人都没有。密特朗的私生女玛萨琳娜在她的父亲过世后。曾经在短期内走红，直到最近她做了没把握的事情，发表了一部平庸的小说。当然，美国人对莫尼卡·莱文斯基所谓的“裙子”事件大惊小怪，就更让法国人感到好笑，觉得毫无价值。法国人在性方面更加具有一种成熟的优越感。
对待与性无关的政治腐败丑闻，巴黎人过去同样也报之以高卢人特有的厌倦。但如今整个拉丁世界都在检点自己的行为，力求和德国、荷兰和斯堪的纳维亚半岛的国家一起重建“新欧洲”。虽然如此，在法国审判的政府高官通常招致的不是报复而是抱怨(不管是战争时代驱逐犹太人的案件，还是付四万美元给自己的老婆让她准备十页报告的官员，或是那些没有在血库里检查艾滋病毒的官员)。某天你会意识到很久都没有听说预想中的丑闻了。法国的报界没有发表震惊世界的调查性报道的传统，惰性把去年最火爆的故事都埋没在故纸堆里，这就是法国人所说的lenon-dit——未说出口的。
我想对任何大城市来说，一个最基本的特点就是你能有所发现。在巴黎你可以找到卖墨西哥食品的院子，院子四周是舞蹈排练厅。你可以一边安安静静地吃着玉米肉饼，一边透过雾气重重的窗户，观看穿排练服的演员在里面冲来冲去、不停地旋转。在美式的万圣节到来之时，你可以租下一整座城堡。(至少我们有一年就租过拉法耶特城堡，但是结果却很糟糕，因为来访的法国人不是装扮成妖魔鬼怪，而是扮成侯爵和侯爵夫人。)现在万圣节成为了最新的全国性的节日了。在巴黎你可以看到两个自由女神像的复制品，而不是一个——其中一个安放在卢森堡公园阴暗的角落，另一个放在蓬特·德·格勒奈尔和塞纳河中间，在第十五和第十六区之间。在巴黎你可以找到十七个素食餐馆，尽管在美国人开始迷恋这种古怪的饮食，吃全麦食物，发酵的海藻，或不放糖、不放黄油的食物时，巴黎人总是不屑一顾。在星期二的下午五点，你可以找到好多地方去跳舞。比方说我就去过德·拉普的巴拉若，还有福布尔·德·当普勒街的爪哇舞厅。在爪哇舞厅，我记得有一位高大的、头发染成银白色的退休女服务员被一个上了年纪的小个子黑人推销员抢走了东西。
我一个二十多岁的朋友，略显古怪，他说过去每天下午都到蒙那巴斯大街的一家大餐厅的舞厅，那里有些老女人会给年轻人送饮料，然后请他们陪舞。在地下室的地板上翩翩起舞时。会引出一些有趣的事情。我那朋友有一次和一个寡妇回家。他身上什么也没穿，只穿了件浆洗好的围裙帮她打扫了公寓，然后挣了1000法郎。
在巴黎你可以参观裁缝店，可以参观地下墓穴，也可以碰上专门收集芭比娃娃的人。你可以到万圣森林去参观佛教中心(很奇怪的是，佛教中心的建筑最初是在1931年的殖民展览中为多哥和喀麦隆所建的展馆)。你可以参观格莱文蜡像馆，馆中精致的蜡人在小剧院中举行私人聚会。里面还有长得像努列耶夫和帕瓦罗蒂一样的人。你可以去专卖鱼子酱或者奶酪的餐厅。你可以去参观俄国伊萨巴木屋。这些19世纪中期为国际展览所建的房子最近已被迁移到一个安静的地段，木屋依然矗立着，只是无人问津。
20世纪80年代初我开始在巴黎居住吋，大街上还有磨刀的、装玻璃的、扫烟囱的，每个人经过时会发出很有特色的吆喝声。扫烟囱的人还在，虽然很多人都是骗子，给你看假证件，打扫你的壁炉，但却没有效果。要钱的时候还狮子大开口。在法国人浪漫的想象中，扫烟囱的小工人可能就是经典人物，但不幸的是现在再不能靠他们来打扫更为私密的管道了。
到了周日，你可以在巴黎西岱岛找到一个大型的鸟市，也可以到莫贝尔广场阴森森的右翼教堂去参加拉丁弥撒，那里的牧师因为不遵守梵蒂冈改革而被驱逐出教会，教区成员的形象和举止都像是史德福夫妻。你可以在万福外围的地区找到专卖二手书和珍本的书市，书市上方是一大片敞开的玻璃和金属顶棚。它提供给藏书者的书相当于一个城区图书馆的书那么多。你可以在巴黎另一面克里涅古尔世界最豪华的跳蚤市场逛上好几个小时，在克里涅古尔这个大迷宫的中心有一家卖香肠和油炸薯条的餐厅，里面所有的男女服务员轮番演唱着昔日法国卡巴莱明星的歌曲。女业主个人的保留节目是毕阿菲舞蹈。她的红指甲涂得很亮，保养得很好，身体大幅度地上下摆动；她眼圈发黑，眼神里流露出痛苦的表情，与她那自信、时尚的舞姿一点也不相称。
巴黎当然是购物的圣地。在巴黎，希望让时装设计师来打扮自己的女性，如果肯花上35000美元买一件上衣，就可以如愿以偿。将近一半的巴黎人只要穿着体面，即使没有什么品牌也感到心满意足，而其余的人则努力追赶时尚。比方说，有一年时兴男士穿丝绸夹克，而另一年，人们又兴穿果子露颜色的麻布夏装。在20世纪80年代，许多女人都穿克里斯汀·拉·克瓦印花布，这种华丽布料是受普罗旺斯风格的启发。迷你裙曾风靡一时，各种年龄和身材的女人都穿。你可以看到女人们拉着裙子挤到汽车里。在电视转播或者坐在主席台上开会时，她们把膝盖盘在一起，扭到一边去。巴黎福什大街是拥有豪宅的百万富翁的家，也是那些站在门口的上等妓女的家。当拉·克瓦开始作为时尚先锋出现的时候，我的一个有钱的朋友穿着华丽的迷你裙刚出了位于福什大街的家门，一个当地妓女怯生生地上前问道：“打搅一下，女士，你的裙子真好看，是谁设计的？”我的朋友骄傲地回答：“当然是拉·克瓦，高档时装。”第二天夜晚，妓女也穿着同样而且是合身的衣服出现了。
法国人发明了追求奢华的观念，也总是愿意为之付出代价，但是如果达不到的话，也愿意找到廉价而巧妙的赝品来代替。巴黎生活的习俗就是交换所谓的“好地址”，包括天才的布艺商人、做帽子的、做藤椅的和附近一位可爱的女裁缝的姓名和地址。此外，购买家庭小装饰的最好地方是“海滩上”：那里有摆在书桌上的细纹大理石方尖塔，咖啡桌上的鸵鸟蛋，天青石做的小斯芬克斯雕像。或者摆在儿童卧室里的黄色小熊台灯。
在拥有一定的收入和社会地位之后，生活中的每一个细节都会追随时尚。有一段时间，人们一定要在厨房里进晚餐，这就意味着要重新装修厨房。使其具有菲利普·斯塔克式雅致的风格，而且只能准备冷餐，不能做别的用处，法国人很害怕做饭的味道。但是美国人却觉得很开胃。在19世纪时期，第一代法国罗特席尔德家族的人因为太讨厌这种味道，所以饭做好后要用一条无烟气的地下通道从厨房运到餐厅。
当然，追寻时尚意味着避开那些已经太成功的东西。最近我参加一次晚宴，有五个老练的同性恋男子(一个家具设计师，一个右翼记者。一个大楼经理，一个交易会组织者，一个雕塑家)都在谈论“时代的气息”。我对这个说法有些不明白，但是我知道他们不是在说莲娜丽姿香水。最后我终于明白，他们在说时代思潮，即时尚的观点已弥漫在空气中，盖过了任何个人的品位。他们对此感到悲哀，尽管他们做了很多努力。不让时尚潮流影响他们的个人审美观点。雕塑家指出，在圣奥诺雷郊区街道的一家商店，那里的特色是卖各种各样的物品，而且一直在变。雕塑家说：“我总是到科莱特商店去，看看新潮包括了什么，我好回避。”家具设计师补充道：“品位是你个人心甘情愿选择的，但是时代的气息则是完全不情愿的。”
在巴黎你什么东西都能够买得到。在伊兹拉埃尔的调味世界，你可以找到墨西哥龙舌兰酒、玉米卷、薄饼、豇豆和装在银色的加热箔纸袋里的爆米花，以及最好的梅子酒。有四家大的英文书店，最称心的一家是位于左岸公主街6号的村声书店，还有两到三家朱尔·凡尔纳原装旧书的法语书店，其他什么都不卖。在玛德琳娜广场最有名的福松杂货店，出售司其普花生酱，此外还有您能想象或者记住的美味，浅绿的阿月浑子果仁蛋糕。在村声书店附近角落里的日本女性商店，你可以找到佛罗伦萨圣塔·玛利亚·鲁维拉生产的肥皂和香水，这个商店自从17世纪以来就开始营业。最好的银器“普伊福尔加”，最好的被单“诺与普尔多尔”，最好的花店，包括从普鲁斯特时代就开业的拉一索姆花店，或者奥登附近的更现代的克里斯蒂安·托图花店。唉，要什么有什么，除了精制典雅的意大利餐(法国人认为所有意大利人吃的都是比萨饼)。另外一样不足的是像样的公共图书馆系统，图书馆没有供浏览者使用的开架书，而开架书却是知识分子的天堂，说不定能意外发现一本好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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