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卢密奇学院三部曲”开篇力作，放浪形骸的后现代学院风流韵事，光怪陆离的学术交换斑斓小世界。
两个研究英国文学的学者，英国卢密奇大学的讲师菲利普·斯沃洛和美国优福利大学的教授莫里斯·扎普阴差阳错开始了为期半年的学术交流互换。此刻他们正坐在相同的波音707飞机上以同样的速度向彼此飞近。抵达各自的目的地也即对方的国度安顿下来，两人开始了与新的文化环境的磨合过程。在一封封家书中，他们把各自在新环境中的新奇境遇娓娓道来。在由“拼贴画”精心构筑的六十年代末的时代浪潮中，两位访问学者都或多或少卷入了当地的学生运动，在新的环境中发现了新的自我，并在无意中交换了极具个人身份特征的家庭和妻子。在相互缠结和振荡的两幕场景、两种文化、两所校园、两个家庭中，两个故事人物演绎了一出学术以及人生的完整戏剧。结尾虽然采用了当时电影中流行的开放式结局，然而并不影响叙事本身精妙的连贯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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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逢振（中国社会科学院外文所专家）
戴维?洛奇，在英国是个大名鼎鼎的人物！在文学界，他是著名的小说家，作品曾几度获奖，被称为“学院小说”的代表；在学术界，他是著名的教授和批评家，被认为具有理论思辩的天才；而对一般大众，由他的作品改编成电视剧并两度获奖，他也是个知名度甚高的作者。
在中国，洛奇的名字也不陌生。他的《小世界》得到相当多的好评；他编的《二十世纪文学批评》也在大学里广为流传，至今被许多人引用；他的英文原版著作，外国文学教学与研究工作者几乎人人都读过。
戴维?洛奇一九三五年生于伦敦，先后就读于伦敦大学和伯明翰大学，获博士学位。从一九六○年至一九八七年一直在伯明翰大学英语系任教。一九八七年提前退休成为专业作家，但仍为伯明翰大学荣誉教授，并一直担任英国皇家文学会会员。洛奇既写小说又写文学批评，而且在两个方面都有建树。他的长篇小说主要有《电影迷》（一九六○）、《你这个傻瓜》（一九六二）、《大英博物馆在倒塌》（一九六五）、《避难所之外》（一九七○）、《换位》（一九七五）、《你能走多远？》（一九八○）、《小世界》（一九八四）、《好工作》（一九八八）、《天堂消息》（一九九一）和《治疗》（一九九五）。他的文学批评著作主要包括《小说的语言》（一九六六）、《格雷厄姆?格林》（一九六六）、《十字路口的小说家》（一九七一）、《伊夫林?沃》（一九七一）、《现代写作方式》（一九七七）、《运用结构主义》（一九八一）、《巴赫金之后：小说与批评论文集》（一九九○）和《小说的艺术》（一九九二）。另外他还编有《二十世纪文学批评》（一九七二）和《现代批评理论》（一九八八）；写过剧本《四面墙》（一九六三）、《击中要害》（一九六五）和《写作游戏》（一九九○）等。
洛奇自己曾说，“因为我本人是个学院派批评家……［所以］我是个自觉意识很强的小说家。在我创作时，我对自己文本的要求，与我在批评其他作家的文本时所提的要求完全相同。小说的每一部分，每一个事件、人物，甚至每个单词，都必须服从整个文本的统一构思。”洛奇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他创作的每一部小说都付出了艰辛的劳动：通过想象和描写，将人类命运交织成一个时间与空间的网络，使其在文体、修辞、道德、心理、社会和历史等诸多方面展现出意义。他从整体构思出发，对人物和事件不断进行选择和取舍，以实际作
品体现他的学术观点：反对激进的“作者死了”的看法，认为作品中的各个场面并非偶然发生，也不是读者的创造，而是作者有意识的构思。
一部具有艺术价值的文学作品，从不轻易地展现它的内在含义，而是像乔伊斯或艾略特的作品那样，以独特的方式使读者积极地进行参与，挖掘各种隐蔽的意义。这也正是洛奇的小说追求的目标。他的作品充满隐喻、转喻和寓言，充分调动语言和文学常规派生意义的能力，表现了一个学者把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特点。例如《小世界》的“圣杯传奇”结构，使许多人物进行漫长的旅行，在不同的地点、不同的聚会中频频相遇，发生纠葛，既保持叙述的连续性又使读者深感兴趣。这种做法使作者既可以以作品本身体现对后结构主义的否定，同时又可以以反讽的方式表现出后结构主义的某些特点：一切词语既是能指又是所指，语言无确定意义，写作系文字游戏，读者可以赋予文本以任何意义，而意义永远处于解构过程之中。柏斯对安吉莉卡的追求，温赖特写不出论文，都可以说是作者通过隐喻和转义表现他对后结构主义的看法。
然而，洛奇并不反对所有的新派理论，例如他非常赞赏接受美学的某些观点。他自己写道：“从某种意义上说，小说是一种游戏，一种至少需要两个人玩的游戏：一位读者，一位作者。作者企图在文本本身之外控制和指导读者的反应，就像一个玩牌者不时从他的座位上站起来，绕过桌子去看对家的牌，指点他该出哪一张。但愿我尚未因这样的错误而扫了读者的兴。”换句话说，由于语言本身的特殊功能，不论作家具有多么强烈的自觉意识，作品也会产生超出作家意识的某些意义；这些意义取决于读者，读者通过阅读过程不仅可以理解作家的意识，而且可以根据文本和自己的意识投射建构新的意义，从而获得一种审美活动的享受或快感。正是由于重视读者的能动作用，所以洛奇经常采用读者喜闻乐见的方式表现寓意深刻的事件。
从题材上看，他善写知识分子和学术界的生活。他的最著名的小说几乎都以知识分子（如教授和学生）为主要人物，以文化界的事件向社会辐射。 “学院三部曲”可谓是这类小说的代表。例如《换位》写美国和英国两个教授根据交流计划互换了职位，他们经历了一系列的文化冲突之后，渐渐融入当地的环境，卷入了当地的学潮，并且在不知不觉中交换了妻子、家庭和汽车。《小世界》除继续写两个教授之外，以年轻教师珀斯和安吉莉
卡为主角，描述当代西方学术界的种种景象，从学术会议到爱情追求，从追名逐利到寻欢作乐，从理论阐释到
道德观念的冲突，展现了一幅生动而有趣的社会画面。《好工作》通过年轻女教师罗宾小姐和工厂厂长维克的关系，从学校生活辐射到社会，描写了大学与工业社会、女权主义与大男子主义、人文学者与企业家之间的种种矛盾。显然，这种题材的选择与洛奇作为教授的身份和经历是分不开的。
在写作技巧方面，他的作品贯穿着自己的理论。他以现代语言学理论为基础，充分运用隐喻、讽喻和转喻，在总体构思的框架内，调动各种喜剧因素，写得诙谐幽默，妙趣横生。他打破传统时空关系，强调现时的经验；不注重时间的连续顺序，强调事件在空间中的真实存在。因此他的作品叙述常常像电影的蒙太奇或闪回法，穿插、跳跃、交叉，构成一个绝对空间中的客体。但叙述又有点像照相式的现实主义，仿佛抽象表现主义在反描写的抽象之后又回到描写，而最终并不是现实主义的描写。洛奇的小说具有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的双重特点。
洛奇善于综合运用其它文类的技巧和特征，如哥特式小说、爱情传奇、流行传记、侦探小说、犯罪小说、等等。他一方面保持高雅文化品位，同时考虑到大众读者所受的商业化污染，又力图跨越高级艺术和商业形式之间的鸿沟，走出一条雅俗共赏的道路。因此他的作品里常常穿插浪漫的爱情故事，甚至有时出现性生活、夜总会、X级电影和脱衣舞的描写。他借用侦探小说中的神秘和悬念，通过寓言和象征，尽可能抓住读者的心理，使他们既喜欢阅读又必须充分展开想象。所以，尽管洛奇的小说不乏深刻的寓意，但总是具有强烈的可读性。
总而言之，洛奇这套作品绝对是当代英国文学的上乘之作。它们不仅会受到文人学者的欢迎，而且因其趣味性和可读性也必然受到广大普通读者的欢迎。信不信？如洛奇所说，“这任务交给你们了。”
教授学商
黄梅（中国社会科学院外文所专家）
“另有一位现代权威断言说：‘解译即再编码。’”英国著名的小说家、文学教授兼文论家戴维?洛奇在论文集《巴赫金之后》(一九九○)中煞有介事地引述道。然后他在注释中交代说，此权威并非他人，乃是他本人的小说《小世界》(一九八四)里的美国人士莫里斯?扎普教授。
大约是没有尽兴，他把玩笑开到了小说以外。
进了《小世界》，扎普先生运气不佳。
扎普是读者在《换位》(一九七五)中就已经结识了的老熟人，他是名牌大学的名牌教授，精明强干，把学问当做买卖来锐意经营。不过，他作为交换学者到闭塞的英国卢密奇大学任教，进入了相对平和并注重人际联系的环境，便出乎自己意料扮演了一个较为关心他人、较为富于责任感的角色。和他对换的英国教书匠斯沃洛热爱文学，和学生关系密切，但从未拿到博士学位，多年没有出版过什么学术著作，默默无闻地授课养家，可算是清寒一儒生。但这个老实人到了美国后却身不由主地介入了激进的学生运动和婚外恋情，忐忑不安地“个性解放”了一遭。两个人都发现了自己的另一面，体验了对方的角色。作者对两个人物的态度基本是等距离的，小说的讽刺笔调是温和幽默的。
在《小世界》里，扎普仍一如既往地为职业名利心所驱动，“奋发向上”；而斯沃洛仍在居家度日，并模糊地渴望浪漫的感情经验。两人最后都发现自己误读了人生。扎普顺应时潮，由奥斯丁专家一变而为后结构主义／解构主义文论家；但一日忽然被绑架；绑架者一次次向他的前妻索要赎金，而那位女士则不屈不挠地压低价码。扎普在随时可能“撕票”的威胁中心惊胆战地旁听这场讨价还价，于是恍然明白“死亡是你不能解构的观念”，和绑匪谈条件时，容不得玩什么“意义的含混”或“所指的延异”之类的阐释游戏。有了这番经历，小说收场时他有点大彻大悟，表示对解构主义失了望，也不再想追求出人头地。另一方面，斯沃洛似乎找到了梦寐以求的爱情，却意识到自己已不可能充当浪漫故事的年轻主人公了。
尽管都是误，但两种错法却不完全等值；小说对两个人物的处置方式也不尽相同。像洛奇笔下的大多数人物一样，他们或多或少是类型化的，是某种人生态度的化身、某种话语的载体。公平地说，较之《换位》，《小世界》对扎普的刻划要更刻薄、更闹剧化、更跳梁小丑式。他没有机会像在《换位》中那样，对某个孤单的妇女产生几分真诚的同情，或协助医生出诊，或非功利地参与学校事务；除了露骨地追逐名利并享受其物质果实以外，他几乎一无所为。实际上，对这个扎普来说，不论奥斯丁研究还是解构主义，都只是一块敲门砖。一旦成名，就等坐收红利，成功地申请资助、不断晋升并得到种种的优惠待遇(如他这一年夏天在意大利住高级别墅、免费享受豪华生活，等等)。他到处参加会议，带的是同一篇发言，仅仅“稍加调整”。宣读论文只是报销费用的必要步骤。所以，既然有一篇“适应性极强”、能行遍欧洲（如他自己所说的）的现成东西可用，又何必再去殚思竭虑呢？
为了更上一层楼，他决定参与竞争、谋求一个令众人垂涎的位置。有消息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将设立一个年薪十万美元而无任何具体责任的高级文学批评职位。在涉及钱和职位之类的事时，扎普们从不在阐释游戏中瞎耽误功夫，相反却对所指和指涉物深信不移。扎普立刻断定这职位是“和他的抱负相称的目标”，马上行动起来，给负责为该职位遴选候选人的某泰斗写信索取后者的一次“精采的”会议发言——尽管大家原来都私下议论说那次发言不怎么样。“这马屁是不是有点拍得太过分？不。学术界的另一条法则就是：吹捧上司绝不可能过分。他是不是该提一提他对教科文职位的兴趣？不，为时尚早。提出实质性问题的时机会来的。现在不过是轻轻地，预备性地触动一下那位大人物的记忆。”这段话虽是第三人称，但却显然是在直接转述扎普的思想活动，保持了他本人的语言风格。他坦称自己是在拍马屁，并把阿谀奉承命名为“学术界的另一大定律”，乍听来不无自我讥讽之意。但实际上，他不仅丝毫不觉问心有愧，而且颇为自得——他为自己在有利可图时能恰到好处地吹捧、而且还能用奥斯丁式的机智笔法来对此略加调侃而感到双份的得意。这种沾沾自喜的情味从“轻轻地，预备性地触动”等词句中充分地流露了出来。不过，在随后一句话（“莫里斯?扎普舔了舔信封，用他那指节上满是汗毛的拳头压了一下，把信封口粘好。”）中叙事跳出扎普的思绪，把距离拉开了。对一个明察秋毫地注意到了他手指上的汗毛的冷眼旁观者来说，上述思想活动所展示的精神境界恐怕就不那么值得自我庆贺了。
洛奇的叙事安排不仅这样讽刺了扎普的行为，而且每每把他置入可悲可笑的滑稽境地，毫不介意“可能性”或“可信性”，恶作剧般地把绑架之类海外奇谭式的遭遇一股脑栽到他头上。
被漫画化的不仅有扎普本人，还有他的言论。书中的事件发生在七十年代末。那时在美国的文学批评界结构主义刚刚行时就成了明日黄花，而解构主义则炙手可热。德里达、拉康、巴特和福科的名字漫天飞，能指、所指、挑逗、拖延（延异）、游戏、编码、解码等一批结构主义的和后结构主义的术语以越来越高的频率在教师授课、会议发言以及学术刊物中出现，到了八十年代中——即《小世界》发表的时候——就简直有点泛滥成灾了。扎普按说属于捷足先登的赶潮人之一。但洛奇不肯分派给他一星半点的真切感受和独到之见。他逢会必谈解构，说文本性有如脱衣舞：“舞女挑逗观众，正如文本挑逗它的读者，给人以彻底裸露的希望，但又无限期拖延”。他不厌其烦地重复自己的名言：“解译即再编码”，以此宣传一个常被引述的解构主义观点：即能指和所指之间的距离不可弥合，意义总是在一次次的再编码过程中逃逸。这番言论从内容、意象到使用的语汇都是典型的二道贩子倒卖的套话。因为，自罗兰?巴特论脱衣舞的小文流传到美国，“脱衣舞”已是躲不脱要时时晤面的常见词；在文学讨论中肆无忌惮地涉及性和性器官也成了一种学术时髦。扎普的发言是对某一类文章的夸诞的戏拟：它不含对任何文学作品的具体分析和品评，只是一堆浓缩的术语加耸人听闻的性比喻。不过，说不定，暗中借助性词汇的潜在的“脏话效应”来冒充“先锋性”，制造轰动（小说中曾两次用夸张嬉笑的笔调将听众的反应陈述出来：一回是一些听众嚷嚷着拂袖而去：另一回有一个年轻人当场昏倒），正是扎普们的目的？
作为对照，作者选用斯沃洛充当了“老派”观点的代言人。斯沃洛和扎普最大的区别就在于，他的人生渴望几乎谈不上“追求”)虽然模糊，但较多是精神上的，而非功利性的。他在外省二流大学熬年资当上了正教授，系主任，甚至和英国文化委员会建立了联系，不时有机会到国外讲讲学。他很看重这些机会，但却不曾曲意谋求。这位精明度远逊一筹的斯沃洛在小说中的待遇却比扎普优越得多。虽然他也常有尴尬事（如经不起诱惑和女学生发生越轨行为等），但这些没有被当成重点事件细加描绘。相反，他和一位少妇在海外邂逅相爱的“艳史”的讲述权被交给了他本人，听来满真诚、满浪漫的（可以想象，如果换一个角度，他的这个故事可能显得不大光彩）。他的运气好得令人羡慕：一出差就能逢遇音讯久绝的情人；出版商忘记及时将他的样书寄给评论家，结果他却能因祸得福，正好适应某权威的一时之需，在《泰晤士报文学增刊》上得一篇极好的评论；最后又因偶然原因而上台充数，和各位学界大牌教授（包括扎普先生）平起平坐，一道在美国现代语言协会的年会上做重头发言。
于是名不见经传的斯沃洛教授得以在会上把约翰逊博士的观点从书箧中翻出，说批评的作用就是帮助文学，而文学的功能则是为了帮助人们更好地享受或忍受生活。他还在自己的唯一的专著《哈兹利特和业余读者》中引用哈氏的文章《学者的无知》中的一段话来借古说今：“如今的批评家，无不是从最晓畅的字句中拷问出千百种意义……他的目的实际上不是要公道地对待作者，……而是向自己致敬，显示他自己熟知所有种种议题和种种批评的来龙去脉”。对斯沃洛的观点，作者采取了无感情色彩地撮要转述的叙述策略，文辞简洁平淡。叙述通过斯沃洛之口把这些人们曾经熟悉的，或凭借常识就能充分理解的见解带回“对话场”中，有如提示，点到辄止。作者对扎普们的言论极尽夸张讽拟之能事，另一面却把时下并非显学的传统见解推到了前台，在聚光灯下小露一面。
两相对比，作者的处置中包含了委婉的一抑一扬。
扎普追名逐利并非出于他个人特立独行的选择。他和他的同道们的思想取向与理论界和学术界的商业化有内在的关系。
美人图今夜挂昭阳
──谈谈《小世界》
江晓原（上海交通大学人文学院院长）
元代马致远《破幽梦孤雁汉宫秋》杂剧第三折，有一支“收江南”曲子：“呀，不思量，除是铁心肠──铁心肠也愁泪滴千行！美人图今夜挂昭阳，我那里供养，便是我高烧银烛照红妆。”剧中这汉元帝要供养的美人图，就是他迫于无奈让其出塞“和番”的王昭君之写真图像。按照剧情的渲染，可以想见这种供养的态度，必然是不计功利，不求回报，竭诚喜欢，由衷欣赏。
非常奇怪，每当我想起英国人戴维?洛奇的小说《小世界》，都会联想起上面那支“收江南”。
洛奇是英国当代著名的文学批评家，同时又是成功的小说作家；集这两种身份于一身是不容易的──在中国好像还没有，至少别人对他的文学批评，不能说他“光说不练”。从另一个角度来看，他既是有名的学者，又是成功的小说作家；集这两种身份于一身也是不容易的──在中国肯定还没有，至少别人对他的《小世界》，不能说他“没有生活”。
《小世界》被视为一部典型的后现代主义小说。因为其中有着丰富的后现代主义小说的特征，比如，充满了“拼贴”──不同的故事线索和描写手法，前者其实和中国古典小说中《儒林外史》有点相似，后者则包括心理描写、意识流、象征、隐喻等等，交替使用。又如，传统的时间顺序和因果链也被淡化了，读者看到一幕一幕场景的闪现，夜总会、脱衣舞、性生活、色情电影……，就像用微软的PowerPoint做成的幻灯演示（卫慧的《上海宝贝》也给人这样的感觉，而且更为明显）。
《小世界》中有一条隐隐约约的线索，即青年学者珀斯对年轻美貌的女学者安吉莉卡的追求。珀斯对安吉莉卡一见钟情，随后走遍全世界追她──从一个学术会议追到另一个学术会议。每一次珀斯都几乎就要成功了，然而最终却总是镜花水月，失之交臂。
据洛奇自述，他为了给这部小说的故事寻找一个“基础”，曾煞费苦心。后来是欧洲中世纪亚瑟王和圆桌骑士之类的传奇故事给了他灵感，他采用了类似“圣杯传奇”的结构，这样可以“容纳一大批不同人物的漫长旅程”。仅从《小世界》中人物的名字就可以看出，这类中世纪传奇故事给了洛奇大量的灵感。例如，小说中的青年学者珀斯，其实就是圣杯传奇中的帕西法尔（Parsifal）──“天下之至愚”的山村少年，后来却成了众骑士的首领，瓦格纳为此作过一部名为《帕西法尔》的三幕歌剧。又如，小说中的国际学术大权威，亚瑟?金费舍尔──他苦于缺乏新思想，也失去了性冲动──被认为显然就是“渔王”费舍尔?金的翻版。
对于一部小说，本来就可以“道学家看见淫，经学看见易，革命家看见排满，流言家看见宫闱轶事”，这部被誉为“西方《围城》”的《小世界》，自然也可以看出多方面的主题。例如旅游的主题──十几座世界名城，一个个学术会议依次在这些名城召开，据说小说中对这些名城的有关情况的描写都是真实的，可以拿来当作旅游指南。又如学术的主题──学术会议、经典作家、结构主义、女权主义、出版内幕、文学批评，等等等等，不一而足。最突出的当然是情爱的主题──副标题“学者罗曼史”已经提示了这一点。
但是，《小世界》真正能令我们会心一笑的，或许是洛奇对当代学术活动中“国际学术会议”这种玩意的揭示和写照。这就要注意到《小世界》中的另一个重要角色扎普教授了。扎普教授满世界飞来飞去，在各国参加各种各样的学术会议，一篇论文可以在不同会议上反复演讲。他平时的话题则总是时髦的──经常和性有关。他也调情，也猎艳，也张罗学术会议，还不忘记巴结比他更大的学术权威（比如亚瑟?金费舍尔）。他认为自己的身价已经够得上“一份年薪十万美元的闲职”。他生活在“文人的野心和情欲之间的张力中”。不过，对于这样一个人物，洛奇在小说中并未进行任何道德谴责，至多只是稍作揶揄而已。
这是因为，一个人衣食丰足之后，必然会追求文化和精神享受；一个城市、一个国家繁荣富裕之后，也必然会追求文化。在这种层面上追求文化，首选之事当然是供养学术；而供养学术的重要举措之一，就是举办学术会议。所以从表面上看，或者以愤世嫉俗的狭隘眼光来看，洛奇笔下的一场场学术会议，似乎已经变成学者们的公款旅游和社交游戏，学术交流倒已经变成次要的了。但是事实上，这样的“游戏”确实是必要的，学术就是在这样的“游戏”中繁荣起来的。
《小世界》所描述的是西方世界二十年前的场景（小说故事的背景年份是1979年）。回想七八年前，《小世界》刚被介绍到中国来时，不少读者还感到其中的场景离中国尚远，谁知现在回过头去看看，竟也已经很接近了──中国的扎普教授们已经成长起来，更多的珀斯们则正在攻读博士学位。
当然，我们绝对没有必要为这种接近而忧心忡忡，因为这实际上是中国社会快速进步的表征之一。在任何时代，文化总是奢侈的，学术总是需要供养的，总是值得追求的。学术本身，就像一幅美人图、一位安吉莉卡，对此供养追求，又有何不好呢？
戴维·洛奇印象
唐玉清（南京大学评论家）
记得两年前第一次读戴维?洛奇的《小世界》，看到的是世界各地不同的风土人情的背景之上表演的一出出学者闹剧，而在他轻松幽默、机智而充满活力的文字中，往往有对人性、文化冲突、婚姻家庭等惯常主题意想不到的反思。现在重读，没有跳开那些关于结构、解构、女权、泛性主义等的争论，看到的是另一个“小世界”。正如有的评价者所说，作者创作该小说时，正深受巴赫金“复调小说”理论的影响，可以说《小世界》中出现的种种有关文字批评和创作的言论，是作者有意呈现给读者的一个小小的文学理论话语博览会。其实，他的小说都在力图给人这样一种印象：试图服务于各种审美心理的文学消费者。为此他运用万花筒般的技巧形式，雅俗共赏的话语成分和多层次的意蕴，而在这一切之上，像格雷厄姆?格林一样，他又紧紧掌握住小说家最古老也是最重要的本领——善于说故事。
无论从文化态度、审美观念、艺术形式哪方面看，戴维?洛奇这个自称精通结构主义以来文论新潮和各种创作技巧的大学教授，都很有后现代风度。他谈到他自己的创作时说：“需要调和一种我早就发现的矛盾——在我写评论时，我对杰出的现代主义作家一直十分崇敬，而我个人的创作实践却是五十年代的那种反现代主义的新现实主义。”于是，拼贴、狂欢、语言的不确定性，这些后现代的概念也被用来阐释他的创作特征。在认为的“某些形式已经用的无可再用了，或者某些可能性已经枯竭”的时代，戴维?洛奇频繁地变换表达的形式，传统体裁的界限在他那里已经模糊或不存在了。《换位》的每一章都用不同风格或形式写成，第一章叙述用现在时，第二章用过去时，第三章用的是书信体，第四章则包含小说人物理应读到的报纸片段和其它文体摘录，第五章用传统风格。在《天堂消息》中这种切换更加明显，除了现在与过去的交叉叙述外，第二部分全部由伯纳德的日记和游客们寄给各自朋友、家人的信或明信片构成。与《小世界》里关于各种学说理论的争论相似，这部小说中插入了大量对于神学的探讨，而《好工作》中对于日常现象的符号学分析比比皆是。
这种特征是电影、绘画、广播、爵士乐等渗透到文学创作中，为小说叙述形式开辟了新的可能性的结果。高科技带来的抹杀一切差别的现代生活，激起了作家，尤其是学者型作家的强烈的抗拒意识，“写作因而成为确立差异，逃离他人的语言的重要手段”。与博尔赫斯相比，戴维?洛奇也许只能算是“一个技巧赶上时代的平民”，但是他的幽默调侃抵消了学术理论的艰深枯涩，更让读者摆脱制约，放松了压迫感，使阅读不会久久徘徊与“交叉小径”或对一道“万有引力之虹”耿耿与怀。
乔治?艾略特说：“结尾是大多数作者的弱项，但是部分过失应归咎于结尾的本质，它充其量不过是个否定。”戴维?洛奇认为采用威廉?戈尔丁的《蝇王》那样的结尾很好，或者说他欣赏具有现代文学特征的“开放性结尾”。笔者认为，作为小说家，他并未真正采用此种结尾，而是在暗示一个确定的结果以后，往往用一种出人意料的形式完成小说。《天堂消息》中，当叙述突然跳到伯纳德的讲课时，就意味着在夏威夷那场最后的聚会上，各人的表现已经表明找到了各自的“天堂”，但最后却是以尤兰德的来信讲述厄休拉的身后事；《好工作》中罗宾对维克狂热追求的冷淡反映注定了他们最终不会走到一起，可是，那笔让人觉得有点不可思议的遗产却重新将两人联系到一块儿，只不过这个时候，“工作”显然在“爱情”之上……洛奇认为“随着小说的展开……要想从形式和叙述这两个层面上圆满地结束小说是个很棘手的问题。”然而，纵观他的作品，不仅避免了传统小说“最后交代”式的“蛇尾”，也跳开了现代文学中过于造作的“惊异”式结尾，在“形式”和“叙述”两方面都显示了足够的技巧。所不同的是，具体的作品对两方面各有侧重，而《小世界》最后，孪生姐妹和亲生父母的相认以及珀斯开始对安吉莉卡的追寻，这种语速的突然加快显然是叙述的技巧多于形式的。
现代小说的一个很大的特征是它抛弃了完整的故事，然而，洛奇显然明白高雅文学与通俗文学的分野主要不是题材，而在于两种文学话语的特征有别，于是在不同的话语环境中，他呈现出的是较为清晰的故事，而且故事都有冒险与爱情。比如：《好工作》中，一个女权主义的女学究和一个勤奋工作的资产阶级厂长的有趣接触，引出的是他们各自的家庭背景，有别与现代派对情节或一贯性的消减，书中每个家庭成员都有一个比较鲜明的形象、性格特征，这不能不说是传统写作手法的重新被采用，或者说模仿传统从而达到反传统正是后现代的特色。
最后洛奇笔下的大多数人物，他们或多或少是类型化的，是某种人生态度的化身。他们经历了许多失望，走过了许多弯路，终于找到了自我。博尔赫斯塑造的世界是一座“迷宫”。在叫人迷离恍惚的一片乱糟糟中透露出的所谓哲理是：人生活在世界上就像是进了“迷宫”，既丧失了目的，也找不到出路。戴维?洛奇却让我们透过感官的世界看到了我们所追求的幻想的世界。
《小世界》中在代表追名逐利之辈的扎普和不那么善于谋取利益的斯沃洛之间，作者较多地嘲弄了前者。他应时地从“奥斯丁”转到“解物主义”；坐着出租车去“跑步”；在知识渊博的假面具下是浮躁而贫乏的心；他唯一的目标是成为世界上年薪最高的教授……斯沃洛与他最大的区别在于他的人生渴望虽然模糊，但较多的是精神上的，而非功利性的。深谙世事的作者虽然没有珀斯的那分天真与勇气，不能或不敢在这解构的年代里正面地肯定什么，但他仍在“小世界”里安置了珀斯。小说在结构上以他的浪漫旅行来贯穿，另一方面他是个与众不同的追求者，是个尚未被世界腐蚀的天真汉，他的存在本身是个“错位”。他不懂如何包装自己的学问，不懂如何才能在学术阶梯上攀升，只凭自己的感情去研究艾略特与莎士比亚；他认定安吉莉卡是自己心中的天使，于是走遍天涯去寻找她，却发现是另一场误会。他的名字和圣杯骑士之一柏西瓦尔相呼应，他为了理想而不是功利的追求更接近本原的圣杯神话。虽然他的结局让人遗憾地想到理想作为一种极限，是只可以追求而不可以达到的，但他并非一无所获。珀斯拯救了马克斯韦尔、柏娜黛特、金?费舍尔，他期待所有沉沦者被拯救，所以才会梦到自己讲经布道，但他也在等待戈多。《天堂消息》中与珀斯相似的人物伯纳德，他的职业是拯救他人的神父，但他对自身信仰的怀疑和对性的无知使他处于一种急需被拯救的境地。而尤兰德最终能否依靠伯纳德走出夏威夷或伯纳德能否被尤兰德所拯救，作者没有说明。当然一些人确实是依靠自己获得了拯救，比如斯沃洛在一场对浪漫的疯狂追逐后，还是回到了糟糠之妻的怀抱；扎普在遭遇绑架之后意识到“死亡是无法解构的”……但是，当斯沃洛再次出现在《好工作》中时，却是一副让人可怜的老者形象，而扎普仍然在飞来飞去。洛奇的人物多半在渴求外力拯救，他们等待的戈多是什么呢？英国评论家彼德?霍雷中肯地说：“正如他的人物一样，洛奇在寻找信仰和他的宗教……现代流行小说仅仅致力于肉体的表现，但洛奇由于让灵魂重新占领了主要位置，而恢复了小说高尚而伟大的传统。”
新结构主义的代表人物之一弗朗索凡?利奥塔把“后现代”理解为“形而上学死亡之后的状况”，这种状况使一种确定无疑的，可以为一切进行辩解的价值体系不再有效。回顾历史，人类的精神支柱在不同的观念得到继续：古代的自然神被基督教的上帝所代替，而上帝又被“理性”所取代。可是在当代，在虚无主义兴起的时代，作为世界信仰的堡垒的最高知识也被一笔勾销了，“我们正在无穷无尽的虚无中摸索”（尼采）。然而，理性对于现代欧美文学来说是一个驱之不散的影子。在一次又一次尝试摆脱传统的冲动之后，他们不得不痛苦的发现自己仍未能完全摆脱传统的窠臼。从古希腊经笛卡尔到黑格尔一脉相承的对人类终极意义的探索，重新回到作家的视野中。而戴维?洛奇的作品，对于这样一个以自由为最终目标的，建立在个人主义基础上的社会，解决其伦理问题，以及作家的社会责任与其写作的关系问题不无借鉴意义。从而我们在这样一个以分离、破碎、解构为基调的世界里，仍然能够听到作家持续不断的对爱、关心、虔敬、人与人、人与世界融合的呼唤。
“学术会议”中的“学术”
刘兵（清华大学人文学院教授）
好几年前，很偶然地在书市上看到一本名为《小世界》的小说，也很偶然地想起似乎曾在某报纸上读到过关于这本书的介绍，于是有些不经意地买下了英国作家、文学批评家洛奇的这本小说。我像这样买下的书也有不少，绝大多数都在匆匆读过之后便很快地忘记了，尽管对一些商业化小说——请恕我品味太差，但我确实很爱读那种作品，认为是很好的休息与享受，而且不怕公开讲出这种低品味的嗜好——也还会留下些许模糊的印象。不过，没有想到的是，《小世界》这本小说在我一读过后，竟不禁为之叫绝不已。随后，又见过这本小说其他的版本，也曾推荐给一些朋友去读，当然，此书也几乎无一例外地为那些朋友所赞赏。
也许主要是由于这本被誉为“西方的围城”的小说的精彩，几年后，作家出版社出版了洛奇的多卷本文集。正是因为《小世界》一书的缘故，我便将全套洛奇文集买了回来，只是再也没有找到最初读《小世界》的那种感觉。
其实，我虽然曾向许多朋友推荐《小世界》，但却并非见人就荐，而是对被推荐者颇有选择的。因为我担心某些朋友会过于字面化地理解这本书中的情节，而忽视了其深刻的思想。作者在他这本小说中，将其后现代主义的文学评论的思想，以形象化的语言和情节隐喻式地表现出来，使得只表面地把玩其情节的读者反而不得其真正要义。不过，情节毕竟还是情节，情节本身也是精彩的，各种各样的学术会议以及学者和假学者们在学术会议上和会议之外的各种表现的情节，贯穿于全书，也许就会给人留下了当代学者匆匆与会并借会议之机放浪形骸的生动形象。对此，作者在该书的“序曲”中，就有一段很精辟的文字：
现代的会议和中世纪基督徒的朝圣相似之处在于，它让参与者得到以一本正经地致力于自我提高的形象的同时，还能够尽情享受旅游的一切乐趣和消遣。当然，会有某些作为补赎的任务需要履行——也许要提交论文，而听别人宣读论文则是少不了的。但是以这个借口，你可以去新的有趣的地方，遇见新的有趣的人，和他们建立新的有趣的关系；与他们闲聊或交谈知心话（因为你的老掉了牙的故事对他们来说是新鲜的，反之亦然）；每天晚上和他们一起吃喝玩乐；在所有这一切结束，你回家的时候，还在认真治学方面获得了更高的声誉。今天的与会者比起过去的朝圣者来说另有一个有利条件，即他们的费用通常由他们所属的机构支付，至少也能得到补助，不论这些机构是政府部门或商务公司，又或者，也许最常见的是一所大学。
洛奇的这段文字已经把成为当代学术研究制度的表现之一，也即学术会议的另一面入木三分地描绘了出来。区区虽不才，却也常常参加各种学术会议，包括国外的学术会议——当然也像洛奇所讲的，要找资助，而这对于国内的学者一般来说并不容易。因此，自然也不难体会洛奇笔下的精彩。不过平心而论，鉴于人文学科经费的紧张，并不是什么会都能去参加，对学术会议的选择也便主要根据其内容、地点和人员而综合考虑。虽然许多会议能让你享受旅游的乐趣，或与朋友相聚的乐趣，其主题或内容却相当无味，或水准不高。但也毕竟还是开了许多让学者大有收获的学术会议。再说，在参加学术会议进行学术交流之余，享受一些会议之内或之外非学术的内容，也算是对清贫的学者的某种补偿吧，并不一定非要严厉谴责不可。
当你参加学术会议时，便会看到许多与洛奇的想象相似或不相似的情景。例如，如果是在国内举行的学术会议，也许你会看到一些并不学术的与会者，在津津有味地高谈阔论着伪学术，并同样充分地享受着会议所提供的包括旅游在内的各种待遇——这与洛奇笔下的情形倒也差不太多。当你参加在国外举行的学术会议时，你会发现国内的与会者也许并不都是该去的学者，事实上大多数该去的学者都因经费问题而无法与会，你会发现许多只是因为官职或因能找钱的活动能力而与会的“代表”，他们甚至连洛奇所说的“至少要听别人宣读论文”的基本要求都做不到。好一些的，在会场上拍照留念——这些照片带回去还可以成为某种“学术”资本，或目光呆滞且茫然地听着那些用他们一句也听不懂的外文做的报告或发言。更差些的，干脆在会上就见不到其身影——早就外面玩去了，不过，等到会餐的时候，多半会准时赶回来。这也可以算是某种有中国特色的学术腐败了吧。
不过，与会者，或者更严格地说，某些与会者的腐败并不代表会议的腐败，在我所参加的在国外有上述现象的会议中，会议本身还是很学术，很有水平的，也许正是这种学术和水平，使得那些腐败者更加无法融入会议之中。
但是，近几年来，从我不断地接到的各种会议通知中，可以越来清楚地看到，有越来越多打着学术会议的招牌而本来就不是为真正的学者而准备的会议正在召开或将要召开。有时，其出格的程度绝对超出一般人的想象，也超出了小说家洛奇的想象。
现在，我手头就有一份刚刚接到的会议——“科技创新与可持续发展”学术研讨会的“邀请函”，寄自“中国科学院成都国际学术交流中心”。邀请函很聪明地分成两页，头一页显然是为报销做证明用的，几乎看不出什么毛病，邀请函的抬头是发给我所在的单位的，讲我的某篇文章（其实是早两年就在某学术刊物上发表了的文章）“被确定为本次会议交流文章，特邀贵单位领导、该同志及相关人员作为正式代表出席会议”。唯一可以让人有些生疑的，是这个由远在成都的“中国科学院成都国际学术交流中心”组织，在哈尔滨市召开的“学术研讨会”的参会费用高达四千八百多元。再看看第二页“附件”上的会议日程安排就很明白了：１５日，全天报到；１６日，上午专家报告，下午代表交流，晚赴绥芬河；１７日，出国、经格城、乌苏里斯克市赴海参崴；１８日，考察海参崴著名景点等；１９日，考察海参崴市容、市貌等；２０日，赴格城、乌苏里斯克市、回国考察绥芬河；２１日，考察哈市太阳岛、松花江等；２２日，早餐后会议结束、返程。
怎么样，相比之下，这不是小说的现实，要比洛奇小说中的虚构浪漫多了吧！
书评
“卢密奇学院三部曲”开篇力作，放浪形骸的后现代学院风流韵事，光怪陆离的学术交换斑斓小世界。
两个研究英国文学的学者，英国卢密奇大学的讲师菲利普·斯沃洛和美国优福利大学的教授莫里斯·扎普阴差阳错开始了为期半年的学术交流互换。此刻他们正坐在相同的波音707飞机上以同样的速度向彼此飞近。抵达各自的目的地也即对方的国度安顿下来，两人开始了与新的文化环境的磨合过程。在一封封家书中，他们把各自在新环境中的新奇境遇娓娓道来。在由“拼贴画”精心构筑的六十年代末的时代浪潮中，两位访问学者都或多或少卷入了当地的学生运动，在新的环境中发现了新的自我，并在无意中交换了极具个人身份特征的家庭和妻子。在相互缠结和振荡的两幕场景、两种文化、两所校园、两个家庭中，两个故事人物演绎了一出学术以及人生的完整戏剧。结尾虽然采用了当时电影中流行的开放式结局，然而并不影响叙事本身精妙的连贯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