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韦斯普奇在500年后重返里约，这座城市带给他的将是怎样的感受呢？1502年，当他面对甜面包山，瓜纳巴拉湾中出现的是在古人看来如天堂般的景象：一望无垠的湛蓝天空下山峰起伏，层峦叠嶂，沙滩、小溪、沙丘、红树林、沼泽地、礁湖和森林。在这幅大自然的杰作中居住着终日经受日晒却超脱、欢愉的人们。全身赤裸的男女在烈日下纵情歌舞，在沙滩、灌木丛中寻欢作乐，洒满月光的吊床、随意堆积的稻草堆都是他们的休息之处。四周随手可触的是各种各样的天然水果，花鸟鱼虫与他们随时相伴。这里田园般的生活和天堂如此的相像，以至于人们根本不会想到在当时耶稣会伪善者的眼中，野蛮部落的人没有灵魂。
2002年，韦斯普奇如果重返里约，会发现里约和明信片上无与伦比的画面有相同也有不同。海湾也许同样美轮美奂。但若踏上海岛探访，眼前会多了诸如塑料瓶、废旧轮胎之类的异物，海面上漂浮着油轮留下的近千吨石油。优美的海岸线还是同样的让人叫绝，但清楚它原状的韦斯普奇会察觉它形态的变化。上百条的水湾、成百座的小岛和沙滩已悄然消失。巍峨的高山如刚强的哨兵依旧矗立，大片的绿色植被却如衰老士兵的毛发般消失殆尽。气温大幅度升高，让他迫不及待地要脱掉柔软贴身的裤装和伊丽莎白时代的夹克衫。但他决不会责怪改变这片海湾的任何人。而且将很享受乘坐缆车上下于甜面包山的快乐。他能解释这里的每一个变化：当年零零星星几个草棚装点的村庄已被一个高楼林立、拥有580万人口的城市所取代。住在这里的人被叫做“里约人”，而且都有灵魂。
对于一些传统的习俗，韦斯普奇并不陌生。许多当地人仍然有一半的生活是在沙滩上赤裸地度过的。一年中的一段时间他们专门留给歌舞。他们穿着奇特的服装按照舞蹈艺术的某种规律编排动作。修筑草棚的原材料不再是稻草而是木头或石块。倘若韦斯普奇下船到岛上逛逛，他将发现自己置身于一个古老而又现代的城市。这里热情好客却又散发着冷漠的气息，拘谨与放纵并存，文明与粗野同在。在这个矛盾的统一体里，韦斯普奇体验到同处天堂和地狱的复杂滋味。对于曾经是最为残暴的海盗首领的他来说，这样的体验仍就是一大刺激。
在外人看来，500年的历史中里约先后扮演了乌托邦者梦中的伊甸园，失落的法国南半球殖民地，海盗聚集的港口，黄金和奴隶的交易地，一个欧洲帝国的首都，一个小歌剧院外的庭院，一座神奇美丽的城市，一个狂欢节的发源地等角色。即使在最安静的时候，里约也充满了性感诱惑。里约沿袭了善良好客的传统，任何到达这一片土地的人，不管是士兵、传教士还是种族歧视的受害者、政治避难者、宗教叛逆者、世界各地的移民，甚至于流亡的罪犯，都将受到里约人热情奉上的一块庇护之地。罗纳德·比格斯，这名“火车大盗”曾经禁不住问自己：“如果我逃往里约，他们又能将我怎样？”怀有这种心理的远不止他一人。早在1950年，出演查尔斯·克莱顿的电影《拉凡德山的暴徒》的演员亚历克·吉尼斯就萌发过同样的念头，不同的是比格斯真的逃到了里约。可奇怪的是，巴西的小偷们却反其道而行，往往逃往迈阿密或者欧洲。
里约无条件地欢迎所有人。狭长的城市被绵延的山脉和八万米的海岸线包围起来，阳光、幽默和自由是这里从不缺少的元素。除了偶然的暴雨、一场球赛的失利和一点局部的小问题外，里约从不会让它的人民失望。2003年，里约被《新科学家》杂志推选为“全球最友好城市”，而纽约也被正式列为“最不友好城市”。
如果算上1640年到1763年间里约和巴伊亚一同作为巴西首都的时间，里约在320年的时间内都是巴西的首都，直到1960年，巴西利亚，一个拥有着强烈的政治气氛的城市诞生，里约才卸下首都的责任，但它仍旧是巴西的官方门户。看看甜面包山、科巴卡巴纳海滩蜿蜒的人行道、救世主耶稣的圣像和马拉卡纳球场，你就能感受到巴西风情。即使里约不再是首都。它依旧是人们心目中巴西的象征。
这一点给里约带来的影响有好有坏。人们的地理概念总是模糊不清，巴西整个国家幅员330万平方公里，这片土地上的是是非非总会归结在里约身上。亚马逊森林起火，也会和里约的市民扯上关系。人们似乎从未被告知里约离马瑙斯比里斯本到莫斯科还要远得多。按照这种思维走下去，人们完全可以想像里约人把大好时光都用在了和鳄鱼的搏斗上，或者说蛇都钻进了公寓。盘踞在织着毛衣的老妪们的脚踝上。显然这些事情不会发生，但却让我们了解到这座城市还拥有更隐蔽的地区，诸如胡托、盖弗、乌卡、旧科斯梅，这些地区往往位于森林的边缘，那里的房子全都有走廊和后院。你可以看到成群的小猴在电线上荡秋千，或和当地人在距窗户几英尺远的地方“谈天”。这些猴子一定是1832年查尔斯·达尔文乘“贝格尔”号来里约时遇到的猴子的后代，就是这些猴子的祖先给了达尔文关于生命起源的革命性学说灵感。水獭、海豚和企鹅也经常光顾里约。前两天一对水豚也来了。它们在侯德里哥福烈达斯礁湖的脚踏船和帆船之间游来游去。然而，近年来最棒的一位到访者是一只1.5 米长、300公斤重的大海龟。这只海龟在马库姆巴海滩产下了38个卵。由于我们知道，海龟们不管迁徙到哪里总是会回到属于它们的那个原始海滩去产卵，所以21世纪，循着这个规律我们有了一只真正的里约海龟。
几个世纪以来，无数的人试图摧毁里约。这些让其他城市早已毁灭的阴谋却未曾在里约身上奏效。在所有的现代都市中，里约是为数不多的几座能在17世纪的地图或雕刻图上辨认出来的城市。在古老的版图上能清晰地辨认出构成今天里约地平线的山脉。有很多表现里约典型地貌特征的绘画作品，虽然许多原作现今却陈列在欧洲博物馆或个人收藏馆中，很早以前，里约就已成为英、法、德画家创作的园地。画家们被里约美轮美奂的自然风光震惊。为可以描绘里约的美景而激动不已。不仅仅是画家，后来，摄影师也来到了里约。于是1840年，里约成为世界上第一座被从空中拍摄的城市，比桑托斯一杜蒙特成功地飞行还早了七十多年。他们将摄影工具驮在骡背上，登上山峰，在600米的山顶进行拍摄，这样的海拔连早年的飞行先锋们也是不敢问津的。这些珍贵的照片被刊登在大量的图书中。
人们对里约的记忆成就了里约悠久的历史。尽管成千上万殖民地时期的建筑早已灰飞烟灭，城市的周围已是沧海桑田，海岸线也被岁月冲刷得失去了它本来的模样：但是历史的影子久已徘徊在里约的大街小巷。在里约，巴洛克式的教堂远远超过购物中心，博物馆多过汽车旅馆，毫无疑问，法国喷泉和雕塑的密度也远远高于不可少的公共卫生间。事实上，里约拥有的法国雕塑数量仅次于巴黎，居世界第二位。
然而，因为里约是巴西的里约，这里贫富悬殊，而大多数人民还生活在贫穷中，整个里约的市貌也折射着这一差距。但里约在不久之前已学会了如何聪明地对待这一差距，几个世纪以来，穷人和富人把彼此的摩擦减少到最小。他们共同享受沙滩，都热衷于足球场、酒吧、桑巴舞学校和狂欢俱乐部。已经没有人能比里约人更民主、更公平了。
里约人向来善于面对各种危险。这一点早在18世纪历史学家玛丽亚·费尔南达的著作《城市中的帝国》中就有所证实。里约早已习惯了在高度的紧张中生存。一到夜里，占领街道的全是身着披风、佩带匕首的“侠士”——拦路贼、暗杀者、乞丐、骗子、在逃犯——而所有的人都怀着最邪恶的念头，在街上肆无忌惮。即使是在洒满月光的夜晚，殖民地的社会秩序也一团糟糕。走私是社会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往往是货物到手后，船只和牺牲的人的尸体任由潮水冲刷。这一切都在警察的默许和纵容之下。上天用另一种方式恩赐里约。米纳斯吉拉斯的金矿途经里约。这让里约顿时成为外国海盗们的消费天堂，侵略自然成为题中应有之义。这样的侵略在1710年和1711年共发生了两次。在海盗并未真正来到的时候，散布谣言的人四处引起恐慌，将被人遗弃的房屋洗劫一空。天长日久之后，里约人将这一侵略的威胁当做了一种生活方式。不管这种威胁是真是假。到19、20世纪之时，他们已懂得了如何机智勇敢地应对这种威胁，这种机智让长久居身于芝加哥和纽约这样的暴力城市的市民也难免妒忌。
这种方式逐渐被用于处理外来歹徒在其他地方引起的灾难、毒品交易和暴力行为。城市里陡峭甚至于垂直的山脉，曾赋予这座城市独特的地貌特征，并成为桑巴舞者的胜地，如今被贩毒者们占领，成为他们与警察交火的场所，或者是他们内部解决矛盾纷争的地点。而居住在那里朴实的穷人们则成为他们可怜的牺牲品，如同生活在地狱中一般。每一个贫民窟都是强盗的一个要寨。与之相反，本地的强盗却没有任何的社会地位。长久以来，他们中仅仅有一位跃身为一个犯罪团伙的头目，这一“成就”顿时成为当地媒体的头版头条。他曾经在自己的小寨中被逮捕，我们才发现他不过是一个衣不蔽体、浑身肥肉的家伙——想必是监狱里天天提供的比萨饼在他的腹部囤积了厚厚的一圈脂肪。有谁能够想到这样的一个家伙能够“领导”一场犯罪活动？这个角色更像“犯罪大师”莫里亚蒂教授手下的一个无名小卒——用运动衫和围巾把自己包裹起来，负责掌管现金流动、洗钱、毒品的接收和分赃。购买武器，并买通镇上那座三层小楼里的司法机关。在美国，这些琐碎的小事都将由一个共同的组织一起处理。但在巴西，每个团伙却不得不自己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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