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丽丝·莱辛（Doris Lessing，1919- ）  四十年来被尊为女权偶像人物的英国文学老祖母，与伍尔芙并称“双星”。
　　数次获诺贝尔文学奖和布克奖提名。
　　1919年出生于伊朗，幼年度过了一战后有如毒气弹下的生活。
　　十五岁因眼疾辍学，改以自修方式遍读文学，后来做过电话接线员、保姆、速记员等。
　　曾两次结婚并离异，1949年携幼子移居英国，全部家当是皮包中的一部小说草稿。该书不久以《野草在歌唱》为题出版，使莱辛一举成名。
　　1962年，代表作《金色笔记》推出，作为极易引起争议的鸿篇巨制，成为其摘得诺贝尔奖桂冠的最充分理由。
　　1999年，莱辛创作了深受新一代青年读者喜爱的史诗般的预言(寓言)小说《玛拉和丹恩历险记》。

　　《玛拉和丹恩历险记》是多丽丝·莱辛晚年转向幻想小说题材中一部最新力作。玛拉和丹恩是非洲某国的公主和王子，在一场战争中成为孤儿，得到族人的救助，隐姓埋名，在干旱地带的村落中长大。随着旱情和沙化的不断加剧，姐弟俩被迫踏上逃亡之旅，演出了一场冰川纪《出埃及记》。他们历尽磨难，终于来到沿海的某块绿地，开始安居并重建文明。作者以大家手笔糅合奇幻想象，是幻想小说的文艺性和科幻性完美结合的新典范。

　　作者的话
　　去年夏天的某一天，我的儿子彼得·莱辛到我的房间告诉我，他刚刚从收音机里听到一个故事，讲的是一对从小就沦为孤儿的兄妹俩，他们经历了各种险境和磨难，后来过上了幸福的生活。这是欧洲最古老的故事。"你为什么不写一写这一类的故事呢？"他建议说。"真是够巧的，"我说，"我现在写的就是这样一个故事，而且都快写完了。"
　　这样的事在家里时有发生，而在实验室里则可能不会那么经常出现。
　　《玛拉和丹恩历险记》是在一个古老的故事基础上重新编写的。这样的故事不仅欧洲有，世界上其他文化里也有类似的故事。
　　本书的故事发生在未来，地点是艾弗里克洲（取非洲的谐音）。
　　冰川纪覆盖了整个北半球。
　　对北半球将会被埋藏在数英里之厚的冰层下的说法，不止我一个人会感到不寒而栗，这并不是由想象中的冷风造成的，因为我们都坚信生存的可能，认为那样的情况不会发生，因此也就不愿意过多思考灾难以免减弱自己的信心；我们之所以不寒而栗是因为想到，几千年后，我们的后代也许会说："在一万二千年的冰川间隔期中，曾经存在一段人类发展的历史，从原始蛮荒发展到高度文明。"--我们曾经极力保护的所有文明、语言、城市、技术和发明、农场、花园、森林、小鸟及野兽，将在漫长的历史中变成一句话或一段描述。不过，这个间隔可能是一万五千年，或者长一些或者短一些，因为专家们说：下一个冰川纪已经该到了，可能一年后开始，也可能还要过几千年。
　　《玛拉和丹恩历险记》这本书通过想象，试图描述冰川纪重来、生物向低纬度地区转移时所发生的一些事。我们过去的经历帮助我们设想未来的画面。在以往冰川纪最恶劣的时期，地中海干涸了。在暖和的间隔期里，冰向高纬度撤退，背井离乡的尼安德特人从南部返回，山谷中虽然还有些寒意，但重又焕发了生机。如果他们没有把旅居看做是无奈的流亡，他们又为什么总是在气候转暖的时候返回呢？
　　也许尼安德特人就是我们真正的祖先，他们向我们展示了我们自身令人惊奇的多样性及适应气候和环境的能力，还有最重要的一点：忍耐力。我喜欢想象他们在以自己丰富的冰川经验指导我们应对即将到来的皑皑冰山。
　　1998年4月
　　代译序
　　神话与隐喻(代译序)
　　严志军
　　英国女作家多丽丝·莱辛凭着八十年的人生阅历和对人类文明的深刻思考，在《玛拉和丹恩历险记》中描绘了数千年后的世界图景。大多数以未来为题材的小说都将目光瞄向外层空间或乌托邦式的科技盛世，虚构出一个令现代人羡慕的更高文明；而莱辛的小说正相反，未来世界仿佛又回到了洪荒时代。读《玛拉和丹恩历险记》，就仿佛在聆听一位睿智的老人用一生的经历来探讨人类的一个永恒主题：生命。小说貌似简单的叙事手法在西方文坛标新立异的浪潮中显得清新而自然。在当代社会政治、权力和信仰的一片喧嚣之中，莱辛以未来的灾难警醒人类，不要再对意识形态方面的次级关怀进行无休止的争执，而应该关心决定地球生命得以延续的初级关怀：环境、食品、温暖、自由以及人与人之间的关爱。
　　下一次冰川来临之后，整个北半球为冰雪覆盖，人类只能居住在赤道附近和低纬度的狭小范围内。整个非洲大陆一片干涸。小说的主人公玛拉和丹恩姐弟俩是大陆南端莫洪迪部族的王室后代。玛拉七岁时，占统治地位的莫洪迪人与被统治的石人发生战争，从此她和弟弟失去父母，背井离乡，更换了姓名和身份，逃到石人村落与一位名叫戴玛的莫洪迪老妇相依为命。种族之间的仇恨使姐弟俩备受欺凌，而自然环境的恶劣和兽类的凶野更使他们的周围危机四伏，险象环生。干旱由南方向北方蔓延，玛拉和丹恩随人群向北方有水的地区迁移。一路上他们不断地遇到恶人、政变、巨龙、毒蝎。在大陆中部，丹恩成了阿格尔人的将军，而玛拉则被迫成为敌对阵营中的女谍。但他们凭着执着的求生渴望和真挚的姐弟深情终于到达了北方，并且抑制了姐弟之间对乱伦性爱的渴望，最终与各自的爱人过上了伊甸园般的生活。
　　在这样一部构思奇妙、情节跌宕起伏的小说中，莱辛表达了她对人类命运的思考和担忧。小说充满了各种神话原型。无伦是流亡的主题、初级关怀的回复，还是取自《圣经》的隐喻，都验证了加拿大文论家诺斯洛普·弗莱的一个重要观点：神话是文学创作的源泉和基本结构。其次，小说运用隐喻的手法，以几千年后的非洲暗示人类的今天，指出人类的潜在危险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人类本身造成的。小说对现代文明既有肯定的一面，如对飞行器、太阳能装置和艺术的赞叹；又有批判的一面，如对赌博、嫖娼、战争、种族怨恨的针砭和对科学技术负面效应的预言。
　　莱辛的这部小说对现代社会淡薄的初级关怀进行了尖锐化的处理。弗莱曾通过分析虚构的故事和其中的隐喻与神话之间的关联，阐释了神话的功能，即神话作为虚构故事的总汇，通过隐喻表达了人类的初级关怀，例如"对食物、住房、性关系、生存、对摆脱奴隶制后获得的人身自由，对摆脱苦难后获得的欢乐表现出的关怀"。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次级关怀，例如对社会权威、等级制度和宗法秩序、阶级差别的重视逐渐取代了初级关怀的主导地位。很长一段时间以来，人们醉心于机器的发明、新大陆的发现、社会秩序的破立，以及对自然的改造。二十世纪作为人类飞跃发展的一个阶段，既是有史以来科学成就最为巨大的百年，也是科技对生存环境破坏最大的百年。到新世纪的开端，人类不得不将初级关怀重新作为首要的考虑对象。
　　莱辛的小说突破时空的界限，以文明的倒退来警醒现世。在小说中，令人感触最深的一个意象是"渴"的意象。小说一开始，就呈现了大陆干涸的景象。玛拉被囚禁在密不透风的石屋里，受到干渴的折磨，当好不容易得到的水被弟弟打翻在地的时候，这种折磨最为剧烈。后来，在出逃的途中，他们遇到了洪水，便不顾生命安危跳进渐涨的水里嬉戏，因为在他们看来，水就是生命。到了石人的村落，水依然奇缺，在这种情况下，女孩子求美的天性被无限期地搁置起来了。不过，值得注意的是，小说中的人物并不因此而悲观厌世，万念俱灰;相反，他们默默地承受着这一切，因为一场暴雨的来临而欣喜若狂。其中的原因在于，他们并不知道，在几千年前的地球上，水一度被认为是不可枯竭的资源而遭到挥霍浪费。而现世的读者在阅读时却深知两个世界的反差。因此，小说中的人物越是显得屈服于大自然，小说对现世的震撼就越大。
　　在小说里，初级关怀的另一个对象是自由。自从莫洪迪人与石人开战以后，玛拉和丹恩就逐渐失去了自由。石屋里的囚禁奠定了开篇的基调，丹恩的心理也因石屋里恶人的脸庞而产生变态的恐惧，以致于长大后每次看到与之面容酷似的人，都无意识地回到童年的痛苦之中。姐弟俩来到大陆中部的切罗普城。一度作为主宰者的莫洪迪人沦为了哈德隆人的奴隶，玛拉因避免成为哈德隆人的生殖工具而四处躲藏，而丹恩则继续受到"同面人"的恐吓。在丹恩藏身的塔楼上，小说的发展到了一个转折点。玛拉勇闯虎穴，寻找弟弟，显示了非凡的胆量；而丹恩则杀死了自小以来一直如恶梦般索绕于心的"同面人"，在心理上渐渐克服了恐怖症。逃离切罗普城后，他们继续为生存和自由北上，在历经被俘、兵役和战乱等磨难后，终于在大陆的北端找到了自由。
　　初级关怀中有一点在莱辛的小说里是缺失的，那就是对性关系的渴望。与现代人的想法相反，性在玛拉的心目中是极其可怕的东西，因为在没有避孕手段、生存都难以保障的条件下，妇女的怀孕就意味着死亡。玛拉初潮时，戴玛就警告她，从此要特别当心男人两腿中间的那个东西。从此，玛拉就对男人产生了莫名的恐惧，甚至当她偶然看到弟弟丹恩成熟的裸体时，第一反应也是逃跑。那时候，人的生殖能力很低下，所以性的唯一功能就是生育后代，有生殖力的男人和女人都不可避免地成为了生殖工具，而靠性维系的婚姻关系也因此而变得淡薄与脆弱。
　　《玛拉和丹恩历险记》可以满足不同层次的阅读需要。对于消费性的读者，这部小说情节曲折、场面惊险，能充分调动读者的感受和想象力。对于带有批评意图的读者，它同样是一个丰富的文本，为多角度的接受和阐释提供了可能性。任何出色的作品都允许出现不同角度的阐释，读者也会对作品产生各方面的疑问。例如，作者将小说的背景设定在一万多年后处于冰川时代的非洲大陆，这是出于何种考虑？小说与《圣经》等欧洲经典有相似之处，但为什么"玛拉"的女性形象要比"丹恩"的男性形象显得高大？文明是否会呈现间断的发展态势？如果我们参照一下解构主义的理论，就可以发现德里达和巴尔特等人的思想可以成为解读《玛拉和丹恩历险记》的新媒介，进而解答小说中的一些深层问题：逻各斯中心主义的消解、二元对立的消失以及西方传统的权力话语所面临的挑战。
　　莱辛在《玛拉和丹恩历险记》中描绘了宗教中心被消解之后世界所呈现的洪荒、野蛮的图景。全篇的人物都失去了信仰的支撑，取代宗教的精神支柱是生命的本能。以基督教为主的欧洲宗教中心给人类一个承诺，即对上帝的敬畏可以带来宽恕和福音。但是，在一万多年以后，读者看到的并不是伊甸园的回归，而是遍地干涸，满目疮痍。《玛拉和丹恩历险记》中的恐怖场景进一步强化了信仰破灭的荒原意象。人们因为疫病而纷纷倒毙街头，动物在路上袭击人类，撕咬尸体，到处是糜烂的残骸。没有水，没有衣物，如果不是玛拉和丹恩两个年轻的生命带来的一线生机，整部小说就只能呈现出令人窒息的末日图景。上帝不见了。这种描述与德里达对救世主存在的怀疑不谋而合。德里达曾写道："来自救世主的希望，所有圣书性形态，甚至期待规定可能的所有形象都被禁欲所抹消。"把某种对未来的许诺等同于注定要到来的未来，这种思想就是宗教的核心所在，也是德里达要消解的一种确定性。《玛拉和丹恩历险记》中的叙事说明了《圣经》作为"书"的概念正在终结，《圣经》的宗教外延正在削弱，而作为一个"本文"，作为西方文学的源头，《圣经》仍源源不断地为后世的创作提供叙事和人物原型。
　　莱辛的小说成功地瓦解了基于种族优越论的欧洲中心主义。首先，小说的背景设置在非洲。这一点，作者并没有明确地表现出来，但是，"Ifrik"这样一个地名很容易让读者联想到如今的"Africa"（非洲）；另外，这个大陆在地球上的位置以及南北半球和海洋的分布也有助于使读者相信故事就发生在上万年以后的非洲。小说里描述的欧洲已经荒废了。人们找不到伦敦、巴黎、慕尼黑，这些现代都市不是被工业文明的若干问题毁灭了，就是被气候的恶化抹消了。其次，现代文明也消失了，人们只能根据以前遗留下来的衣物、破损的飞行器和沉入水底的城市来想象曾经的辉煌。西方是现代文明的发源地，在机器工业文明的时代中，它的确走在非西方世界的前列。法治的完善、科学的发达、机器的日趋尖端化，这些无疑是西方中心论的论据所在。但是，一味地用自然科学的理论来解决人类社会的问题，这显然也有很大的局限性。对技术的盲目信任导致人类丧失了与自然形成的和谐共处的关系，人际关系也丧失了温情。第三，现代性宣扬的人种论也失效了。欧洲的传统就是为保持血统的纯正而不惜近亲联姻，导致了宫廷的家族遗传病。而玛拉和丹恩拒绝为保持王室种族的纯洁而进行的姐弟乱伦，而是各自与不同种族的爱人结合在了一起。
　　《玛拉和丹恩历险记》对现代文明采取了批判的态度。首先，生存环境的恶化引起初级关怀的回复。在小说中，气候的变化使北半球陷入严寒，而南半球则到处是沙漠。人们纷纷向北方有水源的地方迁徙。除了满足人们生存需要的初级关怀以外，一切其他事物都失去了合法性。二十世纪以来，工农业用水和城市的生活用水已经造成了严重的水源不足。海洋污染进一步加剧了水资源的危机。《玛拉和丹恩历险记》开篇就呈现了"渴"的意象，这种意象逐渐从生理上的感觉转变为生理和心理的双重感觉，并贯穿小说的始终。在这种情况下，政治、权力、归属感均显得苍白无力，因此初级关怀的回归消解了以秩序为核心的现代文明。其次，初级关怀得以回归正是人们滥用次级关怀的结果。军备竞赛、奢侈的生活、无休止的掠夺式开发使能源消耗殆尽，现代文明失去了生存的根基。因此，在莱辛的小说中，人类许多的科技发明都成为了无用的东西。例如，小说中有一种叫"空中飞掠器"的东西（sky-skipper），它实际上就是今天的飞机，但是在没有能源的时代，这种装置只能以非常可笑的方式得到使用：人们必须将它人工运到山顶上，再让它滑翔下山。二十一世纪伊始，世界著名的飞机制造商波音公司和"空中客车"生产商对未来飞机发展方向进行论争，前者希望飞机能进行亚音速飞行，而后者希望飞机能有更庞大的机身。可是，莱辛提醒我们，一旦能源耗尽，所有这些文明的骄子都将成为无用的废铁。"现代性"是西方社会自近代启蒙以来一直具有的一种关于人类社会历史进步的观念。现代性给人类的生存状况造成了许多重大问题，因此后现代主义者认为现代性已经成为了一种压迫和压抑的根源。莱辛的小说体现了后现代思维对现代文明的反思，德里达等人正是在这种反思的基础上试图消解文化与自然之间主体/客体的对立，反对作为现代性哲学基础的知识论和本体论。
　　多丽丝·莱辛的《玛拉和丹恩历险记》用隐喻与现实相结合的手法，大量吸收神话的因素，在未来的图景中影射了当今的问题。克隆技术将造成人类丧失个性身份的危险；滥杀动物将导致物种的灭绝；而科技的负面效应--污染则会带来基因突变，使地球上遍布异形。人类如再不摒弃贪婪、争权夺势、种族偏见等恶习，《圣经》中对埃及的惩罚也会再次降临。不过，作者的态度也不是一味的悲观。在小说的结尾，玛拉和丹恩终于和各自的爱人团聚在伊甸园般的农场上，时值收获的金秋，玛拉和丹恩的妻子基拉都孕育了新的生命。此刻正是北半球的春天，隔海望去，冰川正在消融，新的文明是否又将崛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