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家新，著名诗人、诗歌评论家，1957年生于湖北丹江口，毕业于武汉大学中文系，从事过教师、编辑等职，1992年至1994年访学于英国等国，回国后任教于北京教育学院，现为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教授。
    著有诗集《纪念》、《游动悬崖》、《王家新的诗》、《王家新诗选》（即出），诗论随笔集《人与世界的相遇》、《夜莺在它自己的时代》、《没有英雄的诗》、《对隐秘的热情》、《坐矮板凳的天使》、翻译集《保罗·策兰诗文集》等。另外还编选出版有多种中外现当代诗选及诗论集。
    王家新被评论界普遍视为当代最重要的诗人和最有影响的诗人评论家之一。多年来，他以诗歌为核心的全部写作，那富有思想性和独特个人精神印记的诗学随笔文字，被人称之为“一部中国诗坛的启示录”。

    《取道斯德歌尔摩》分为“为晨曦而流泪”、“谁在我们中间”、“披上你的光辉”三辑，选有王家新近年来近30篇诗论札记、文学随笔、诗歌讲演、诗歌及艺术评论文章等，它们体现了诗人对诗歌在现时代处境和命运的关注和思考，对诗歌和艺术创作更深入的体验和感悟；这些诗论随笔文字带有作者独特的个人精神印记，是“语言与心灵、诗与诗人的相互寻找”在这个时代的一份深刻而富有启示性的记录。

    为晨曦而流泪
    取道斯德哥尔摩
    记得在编写出《九十年代诗歌纪事》后，一位诗人朋友在肯定了这个记载着一代中国诗人近十年来写作历程的编年式文献后，在电话中建议我能否把这些年来的诗歌翻译情况也加进去。这个建议颇出乎意料，但我马上意识到他说的其实正是我们应该去做而未做的一切。是的，这才是我们所真实经历的文学的历史。无论承认与否，我想几乎在每个中国现代诗人的写作生涯中都包含了一个“秘密”，那就是对翻译诗的倾心阅读；同样，无论我们注意与否，在中国现代汉语诗歌的建设中，对西方诗歌的翻译一直在起着作用，有时甚至起着比创作本身更重要的作用：它已在暗中构成了这种写作史的一个“潜文本”。
    而在这样一份有待提出来的名单中，有一位正是瑞典现代杰出诗人托马斯·特朗斯特罗姆，以及瑞典诗歌翻译家，汉语诗人李笠。我相信像《黑色的山》这样的译作最初在八十年代发表出来时，一定吸引过远远不止我一人的注意和喜爱：
    汽车驶入又一道盘山公路，摆脱了山的影子
    朝着太阳向山顶爬去
    我们在车内拥挤。独裁者的头像也被裹在
    报纸里。一只酒瓶从一张嘴传向另一张嘴
    死亡和胎记用不同的速度在大家的体内生长
    山顶上，蓝色的海追赶着天空
    这是一首瑞典诗，还是一首现代汉语诗？我只能说这是一首精湛、透明、富有层次感、可以让我一读再读的好诗：特朗斯特罗姆为它提供了一种奇异的生成方式，而李笠为它提供了语言（汉语）的节奏和质感。不错，如弗罗斯特所说，诗是在翻译中丢失的东西，但读了这样的译作我们却不得不承认：诗同样可以是在翻译中找到或”生产”出来的东西。拙劣的翻译在这里不去谈它。一首诗，在另一种语言里，在另一位优秀的翻译家那里，完全可以达到一种再生——有时甚至是一种比原作更耀眼的再生。
    所以，问题只在于谁来翻译，以及怎样对待翻译。诗歌不是一种简单的意义的传达，诗歌首先是一种语言的艺术——这不仅是写作的前提，也同样是翻译的前提。甚至，有时在翻译中比在一般的写作中我们会更深切地体认到这个前提，因为翻译才是两种语言的交锋、互映，而在这种相遇中，它比其他的写作行为更能唤醒我们对自身语言的意识。从这个角度讲，我们需要翻译并不仅仅是为了读到几首好诗，在根本上正如本雅明所说，乃是为了“通过外语来拓宽拓深自己的话言”。在《翻译家的任务》中，本雅明这样说：”更确切地说，因为纯语言的缘故，翻译建立在对自身语言考验的基础上。翻译家的任务在于在自己的语言中将受困于另外一种语言魔咒中的纯语言释放出来，在再创造中将囚禁于一部作品中的语言解放出来。因为纯语言的缘故，他得从自己语言衰败的藩篱中突围出来。路德，沃斯、荷尔德林和乔治已经拓宽了德语的界域。”
    我想这恰好正是自五四以来几代优秀的文学翻译家和诗歌翻译家们所梦想达到的境界，正是通过他们的这种不懈努力，现代汉语的界域在不断拓宽和更新，现代汉语所包含的语言的可能性在不断呈现。这里，我不拟全面评价李笠的翻译，但我想他起码正是这样来要求自己的翻译的。早在十五六年前，李笠已开始了对特朗斯特罗姆的翻译，从北京到瑞典，在陆续译完了诗人的全部作品后，又回过头来对其译作进行了修正甚至重译。而他这样做，不仅是为了更精确地接近原作，更是因为“纯语言的缘故”。如果把他的一些诗的初译和重译相对照，我们便可以想象出一个本雅明意义上的翻译家来：一方面，他“密切注视着原著语言的成熟过程”；另一方面，他又在切身经历着“其自身语言降生的剧痛”——为了语言的纯粹质地和强度，为了最终从他的翻译中透出汉语本身的光亮。在《黑色的山》这首译作中，是瑞典的山和海在闪耀吗？不，是一种已被提纯的汉语，是汉语之光在照耀原作。
    正是以这样的翻译，李笠和他的翻译界优秀前辈一样，加入到现代汉语诗歌的写作历史之中并对之作出了贡献。的确，翻译不是创作，然而它对一种语言的写作史的意义并不亚于许多“创作”。正如我们已看到的，在中国现代新诗不到百年的历史中，许多诗歌翻译家对它的建设性贡献其实是远远大于许多诗人的。不妨举例说，一个诗歌翻译家戴望舒要胜于那时的一万个左翼诗人，而作为洛尔迦诗歌的译者的戴望舒，其对后来诗人们的影响，也远远超过了作为诗人的戴望舒。这样讲，是因为借助于对洛尔迦诗歌的翻译，汉语作为一种诗歌语言的质地，魅力和音乐性才有可能出乎意料地敞开自身。我们甚至可以说，汉语在戴望舒翻译洛尔迦时几乎被重新发明了一次！也正是由于这样的译作的昭示，汉语诗歌的写作才有可能摆脱自身的局限和语言惯性，并被诗人们提升到一个新的境界。
    这里，我一再使用了“现代汉语诗歌”这个概念。我当然注意到这类“说法”近些年来在诗歌界的广泛使用，它或是体现了一种文化焦虑及诗学意识的觉醒，或是仅仅被作为某种文化策略。然而，无论别人怎样，我不想盲目，空洞地使用这类概念，正如我不想抽象，静止，封闭地来设定语言尤其是像现代汉语这样一种“新生语言“的本质。这么说吧，我宁愿把现代汉语视为一种历史的话语实践，或一种对文化再生的伟大想象。无论如何，它没有一种先天，既定的本质需要我们去固守，它要求的只是不断的拓展，吸收，转化和创造。我想我正是从这一点出发来谈翻译的。近些年来，在中国诗坛上，似乎对。翻译体”的嘲笑已成为风气，“与西方接轨”也被作为一种罪名扣在一些诗人的头上。然而，“翻译体”又有什么不好？多少年来正是它在拓展并更新着现代汉语的表现力，而“接轨”也并非为了成为别人的附庸。相反，如同历史已表明的那样，这恰恰是现代汉语诗歌壮大，成就自身的一种方式。可以说，我们有时是需要“取道”斯德哥尔摩或都柏林或彼得堡才能回到我们所热爱的汉语深处的。诗歌创造——现代汉语诗歌的创造，正是这样一种为那些热衷于文化政治的人所不能理解的事业。
    大概在十五六年前吧，我从南方移居到北京。我开始希望从我的诗歌语言中透出一种能和北方的严酷、广阔、寒冷相呼应的明亮。这时我认识了李笠。我从他那里不断读到特朗斯特罗姆。也许其他诗人特别倾心于像“醒悟是梦中往外跳伞”这类典型的特朗斯特罗姆式的诗句并从中受到启发，而我只选定了他的几首短诗读来读去，其中就有这首《黑色的山》（不过那时我读到的是这首诗的初译，它的语言还不像现在这样纯粹，干净）。然后是1987年夏天，我到了大连。我乘车行驶在寒冷而明亮的滨海山坡上，汽车沿着盘山公路上上下下，而我被一种言词的光明所深深陶醉，我感到自己正从阴郁的过去出来——言说光明的时刻到了！而同时，仿佛有一道影子掠来，有一首诗再次找到了我——我相信正是这首《黑色的山》，哪怕当时我可能对此并不自觉。于是我写下了我的《光明》：
    怎不惊讶于
    一个又一个海湾的光亮？
    （那光亮一直抵及到山间松林的黑暗里
    刀一样，在脑海里
    留下刻痕）
    又一个拐弯，一瞬间
    山深入海
    海进入深山
    又一道峡谷，汽车向下
    再向下，进入
    悬壁巨大的阴影
    （车内暗起来）
    然后，一个左拐弯！永远
    那车在爬一个无限伸展的斜坡
    永远，那海湾扑来的光亮
    使我忆起了一些词语
    和对整个世界的爱
    一首诗就摆在这里，用不着我再多说。它虽然是一首并不成熟的早期之作，但在今天，在经过了风雪雨霜的十多年后，我愿把它献给多年的朋友李笠，并以此来祝贺《特朗斯特罗姆诗全集》在中国的出版。
    说来也怪，我从不记日记，却爱好读作家的日记。例如卡夫卡的日记和言辞片断（人们称之为“格言”，其实它们恰恰是“反格言”的），按传统文学观念它们不是“作品”，但对我来说却构成了个人精神最隐蔽的源泉。我珍惜它们甚于许多鸿篇巨制，因为一个痛苦的灵魂就在这些片断之间呼吸。
    雅斯贝尔斯在论述克尔凯郭尔和尼采时，专有“反对体系”一节，他这样说：“体系只能相应于已经结束或已经确定的事物，而存在却正与此相反。体系哲学家正如一个人造了城堡，自己却居住在邻近的小茅屋里。他自己并不居住于他所思考的事物之中。”
    我想这也就是我喜欢叶芝日记的原因。正是在这些日记里，诗人叶芝成了一位自我分析家。这些日记成为他精神生活的秘密掩体。此外，这些言辞片断又具有一种“未完成性”，用罗兰·巴特的术语来说，它们是刺激你思考的“可写文本“而非仅供消费的”可读文本”。例如，下面是一些我从中摘抄出来的句子：
    “灵魂是一个流亡者而没有意志。”（这就是说对意志和理性的摆脱是这种灵魂出现的前提。）
    “没有懒惰就没有智慧。全速奔跑的人都既没有脑袋也没有心。”（这意味着什么？这意味着写作也应该“放慢”或“减速”，让那些全速奔跑的人一个个都超过你吧。）
    “爱也创造面具。”（这么说爱是一种乔装，一种欲望的修辞。但这并不是说这种爱就是假的。即使人们真爱，人们也是在从事一种修辞。说人是“文化动物”，这便意味着面具已长到他们脸上。）
    如此等等。我的思想一再从这些断片开始——或许正是为了让“叶芝”再次来到我们这里完成他自己？
    读叶芝日记，最出乎预料也最使我震动的，是他对自身中”黑暗一面“的暴露与认识。叶芝，一直被人们视为某种诗性灵魂的光辉象征，因为他诗歌中的那种独有的高贵与美。但是这些日记对诗人另外一面的暴露却到了令人难以置信的程度，例如日记的第198条：
    昨晚，很迟走回家，在经过运河桥时我感到一种欲望，要把一枚我珍视胜于我所有的任何事物的戒指扔进运河，就因为是她给我的。它出现了一两刻，但几乎就像我在圣马力诺时感到要把自己扔下悬崖的欲望一样强。有一回我与一个亲爱的朋友散步在一座树林里时，手里提着一柄斧头，那冲动有一刻采取了一种凶杀的形式，它在我抓着斧头而非斧柄的一刻消失了。我父亲说当他在一辆公共汽车顶上，而有另一辆经过时，他想从一辆跳到另一辆上。在每一个心灵里是否都有暴烈的疯狂，等待着某次纽带的崩断？
    这真使我震颤不已。在这里，叶芝无情地写出了在自己身上存在的那种不可理喻的破坏冲动甚至凶杀冲动，并且还要把它们写到历历在目、呼之欲出的程度！有一刹那我在想：这是怎么啦？富于意味的是，叶芝还把这类暴力冲动与他的父亲，甚至与“每一个心灵”都联系起来，他是否要执意地以自身为证，以进入到整个人类的黑暗历史之中？
    这引起了我的不安，也就是说，这种日记具有一种迫使我们反观自身的强大力量。最后我得出结论：“可怕”的不是叶芝，而是我们自己。我们中国作家和诗人温良恭俭让惯了，或者说虚伪惯了，以致对自身的黑暗视而不见。我们可以说“爱情比我们更古老”之类，但就是不能像茨维塔耶娃那样“奋不顾身”地说：“然而，在我胸膛里，恶比爱情还古老！”我们的禁忌太多。我们缺乏的正是这种深入到“恶”之中的勇气和能力，最后也就把自己架空为一种不真实的存在。我们不了解在人类的智慧里还有着一种“邪恶的玄学”，不懂得人们其实还可以把“恶”转化为一种积极的能量——起码在创作的领域如此！我们总是以道德尺度规范一切，而忘了艺术还有着它自身的尺度。我们的诗神是一位圣洁的天使，但是如果没有一个狂暴的上帝，我们又如何构成对自身的审判？
    因此，我不能不向一个更诚实，也更有力量的叶芝致敬。叶芝日记并没有降低诗人在我心目中的形象，相反，它使我意识到了一个真理：真正的诗歌在手持一盏灯火走向我们时，也必然会使我们意识到我们生命中潜在的更深广的黑暗！
    此外，叶芝之所以没有“从一辆车跳到另一辆上”，没有屈从于内心中的黑暗暴力，那是因为他同样具有高度的自制力。弗洛伊德的名言是：“哪里有自我，哪里就有超我。”（当然，这句话也可以倒过来说。）这在叶芝日记中得到活生生的见证。叶芝似乎从来就是一个“自我争辩家”（用他的话来说：同别人争辩产生雄辩，同自己争辩产生诗歌），正是在这种自我争辩中，在这种“雅各与天使的角力”之中，暴力构成了生命内部的张力，恶被转化到精神的领域，而光明最终照亮了我们。下面是日记的第44条：
    我不得不克制一种激情的愤怒。我完全作为一个作家通过我的风格逃避它。一个人的艺术不是从自己灵魂里的斗争创造出来的吗？美不是对自我的一场胜利吗？是他比我们所想的还要伟大。而这种伟大，恰好与他所从事的自我搏斗及付出的代价成正比。
    我与代薇只见过一面，那是在南京，这在之前只是听诗人朱朱谈起过她。那次见面，亦是朱朱约请她来的。我们先是在玄武湖边的茶楼上喝茶，后又在暮色中转移到紫金山脚下。代薇的出现给我们带来了美好和欢乐。在我的印象中，她虽然已在南京生活多年，但仍和当地市民很不一样，她的笑声，她喝起洒来，都还带着她家乡四川一带的感觉。
    后来。通过电子邮件的往来，我们有了更多的了解。她的诗，她对诗歌的深入抵达和诗中那些精彩纷呈的句子，给我带来了喜悦，并且，她的诗和她的穿着打扮之间的反差还使我多少有些诧异！就诗而言，她完全生活在一个和流行时尚不一样的世界里，并像忠实于早年的爱一样，忠实于她内心里对诗歌的认同。朱朱曾在一篇文章中谈到代薇对茨维塔耶娃的热爱，说这使她“知道在更高的意义上，一首真正的诗是什么——“完全像是一次心脏手术”（茨维塔耶娃致里尔克信）。因此，我们不仅可以在一起喝酒，也可以在一起谈诗了。
    读代薇的诗，第一眼的认同，是她作为一个诗人对语言的专注。这种“专业”的品质和精神在眼下实在是很少见了。她的诗中没有这个时代流行的那种装酷的姿态，也没有那些矫情和廉价的自我多情。她一生所认同的艺术不允许她那样做。我甚至感到，她所洞见的语言的力量和光芒决定了她的一生：
    深夜
    听见一列火车
    由远而至
    ……

为晨曦而流泪
取道斯德哥尔摩
读叶芝日记
“远在树木出现之前”
文学中的晚年
语言的质地与光辉
如果我们能找到去那里的路
灵魂的边界
诗歌能否对公众讲话？
序《里尔克诗传记》
为晨曦而流泪

谁在我们中间
谁在我们中间
诗与诗人的相互寻找
站在父亲一边
“明亮鱼缸”与“黑锅”——我所认识的顾彬
不屈不挠的旅人
王音的绘画
《夜雨寄北》：对谁讲话？
诗的还乡之途
岑参、冰雪与石头
菲尔达芬札记

披上你的光辉
披上你的光辉
海子与“幸福的闪电”
一种绝望背景下的希望
缺席与在场
“阅读从未写出之物”
被继承的乡愁
关于”动物与诗”的札记
对个别的心灵讲话——回答木朵的九个问题
诗人与诗歌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