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十岁前的很大一部分记忆，是祖父和他的弟子们在一起。这是他干了一辈子的工作，然而他似乎总能从中找到乐趣。我还记得童年时夏天的那些晚上，月亮很大，很白，一家人围坐在一起吃过了晚饭，祖父的弟子们就陆续来了。祖父像举行重大的仪式一样先恭恭敬敬地点上一支烟，当熏笼里细细袅袅的一缕香烟开始飘散，祖父的琴声就响了。弹完了琴，他就对着墙壁或者那些崇拜地望着他的弟子们大声朗诵自己新写的诗歌，然后让他们一起来唱和。这种在二十世纪被人称作情境教育的授课方式对我后来的讲学生涯起到了重要的影响。
我的母亲是一个多病且严厉的妇人。记忆中她脸上的笑容像冬日的阳光一样稀有，这使她虽然年岁不大却挂上了一脸不该有的苦相。或许因为我是长子，她认为这样的严厉非常必要。她对我的冷落和对弟妹们的放任溺爱让我委屈，更让我懂得了要处逆心顺，调整好心态。
我十岁那年，一心苦读的父亲考中了状元，去京师就任翰林院修撰一职，不久也把我带到了北京。以我自己的意愿，是不愿离开南方去遥远的京城的。父亲到京城是去实现他的人生目标，而我早早地结束快乐无忧的童年生活去京城，还不是去演出他为我写好的人生剧本！可是有谁会在乎一个十岁孩子的想法呢，再说祖父也巴不得早一日进京接受他的状元儿子的供养，于是我开始了平生第一次的远游。渡过了家门口的曹娥江和钱塘江，然后又过长江。在运河上，我看见一只一只连在一起的大木船排着队北上，祖父告诉我，这就是帝国的漕运，船里装的都是南方的大米，运河就像血管一样，把这些给养送到帝国的心脏。
随着北方的荒凉景色扑面而来，我美好的童年时代就像一株水芹一样被咔嚓一声剪断了。从此以后直到二十几岁，我的精神世界的一大部分就受着父亲的直接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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