凌志军，祖籍广东，生于上海，长在北京。15岁到工厂做工，16岁做农民，19岁当兵，25岁成为新华社记者。没读过中学，也没读过大学。30岁考人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3年后获得法学硕士学位。现在是人民日报社高级编辑、资深记者。
　　迄今为止出版的8本著作，全部进入畅销书排行榜。他的著作还以英文、日文、韩文和繁体中文等多种文字在世界各地出版。
　　2003年所著的《成长》，即本书第一版，在众多学生和他们的父母中引发了极大共鸣，改变了许多人对教育的看法和他们的命运。直到今天，仍有很多读者写信给他。2003年的《变化》被中国大陆媒休评为“年度图书”，同时在台湾获得“开卷好书奖”。2003年底，他被新闻杂志《南风窗》评为“年度人物”。2000年的《追随智慧》，在大学校园里引起强烈反响，被评为当年“最佳纪实文学”。1998年和同事马立诚合著的《交锋》，在中国政坛引起轰动，也引发了激烈的争论，成为当年中国第一畅销书。《联想风云》入选“2005年最佳风云榜”，并获得“2005年度北京地区最佳版权输出图书奖”。

　　从评述中关村1980年到2006年的历史入手，描绘了中国社会发展波澜壮阔的画卷。中关村曾经被当作一个“试验区”。假如我们以为“试验区”的含义，仅仅就是发明新技术和推销新产品，那就小看它了。事实上，它更大的意义在于试验着新的社会思想和价值取向。因此，与其说中关村在技术上有什么贡献，不如说中关村最大的贡献，在于对旧体制的破坏和突破，从而激醒了中国人创造财富和融入世界潮流的热望。《中国的新革命》描写的人物中，既有对中关村的事业大力推进或横加阻拦的高官，也有在中关村渡尽劫难甚至翻身落马的显要，还有在中关村功成名就的企业家、世界500强的超级大鳄；既有悲剧英雄，也有乱世枭雄，当然，更有那些怀揣梦想的新一代创业者。所有的这些雄心、野心、商战权谋、虚与委蛇和彻底疯狂，伴随着云谲波诡的政经风云，在中国的大地上起起落落。因此，这不仅仅是一个地区、一群企业或企业家的历史。作者在这部作品中，试图将企业的兴衰沉浮，与个人品行、国民性格、政府行为、政治风云、世界潮流合并起来思考。这样一种对于历史的思考，也许更有利于我们的未来。

　　在中国做记者或财经写作者，要找研究型的榜样，首选是凌志军。上午拿到他新出版的《中国的新革命》，放下手头的工作一直读到现在。
　　凌志军是一个肯下死力的人－－我从来对这样的人充满敬意，资料工作做的很细，而且便边记边思，有自成体系的思维逻辑。他的《沉浮》和《变化》是两本很奇特的书，对上世纪90年代的细微观察和评论，我没有看到比他更好的人了。
　　他写《联想风云》，据说销售不如预期，但在我看来，却是迄今国内写作最成熟的公司史，堪称经典，其考据之详尽，论述之细微，格局之庞大，没有别的作品比得上。很多公司史的书籍过了两三年就不能再读，而《联想风云》却是所有研究联想者无法绕过去的作品。
　　在研究联想、中国微软之后，他新出的《中国的新革命》写的是中关村，关于这个主题之前有数人写过，凌志军此次出手，显然遥遥凌驾众人之上。他研究了众多的材料，访问了大量的当事人，对中关村的26年历史做了目击式的纪录。
　　这真是一部让人致敬的作品。
　　唯一让人感觉突兀的是，这个书名。大概是我个人对revolution这个名词比较敏感吧－－看到那个汉字我就想到“拿走别人的一条命”，所以不喜欢。
　　据说凌志军最近身体不太好，衷心希望他快点好起来。
　　——吴晓波 2007/04/09
　　雷颐：用史家的写法写中关村流变
　　看了这本书，我首先感觉到凌志军从写法上有史家写法，因为从前很多写报告文学的，把一个对象不是歌颂，树典型，高、大、全，为了祖国的利益、为了人民没有一点缺点等等，就是作为批判的靶子，都是利欲熏心、欺、蒙、拐、骗，没有一点可取之处。 
　　这本书是从历史的眼光来看，在这个历史过程中有进步、有创新、有贡献。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有不规范、甚至有欺骗违法。他把问题提出来，这个是很复杂的问题，要历史地看这个是很复杂的问题，不是一个脱离历史环境简单判定它的对错便能够轻易下结论的事情，或者说我们更应该研究它是怎么产生的，为什么产生这些，当时的历史环境是什么，应该怎样克服这些。 
　　我是搞近代史的，觉得很多事情在重复。比如说我们在近代以前一直对私人的企业抱有警惕的态度，认为私人资本发达了会影响到它的安全。近代开始后的清政府也是这样，所以外国在中国办了很多的工厂以后，清政府的政策仍是绝对禁止中国私人办这些企业，但是洋务派非常开明，在制度不允许情况下发明了官督商办，洋务派早就用了这个办法。 
　　就像中关村的许多企业开始名义上也是全民或集体企业，也是戴红帽子的，所以这种企业开始的时候，没有官的支持根本发展不起来的，因为从制度上是禁止的。
　　但是后来有一个产权明晰的问题，由于解决不好这个问题，官一看你做好了，官就想收回自己了，但是私营企业家说凭什么你要拿走，这个是我办的。现在很多地方这个事情没有解决清楚。 
　　书中分析说柳传志是一个很有能力的人，把这件事解决得很好，我觉得这个是给其他企业一个借鉴，中国近代以来很多事情在重复，我们吸取一些经验教训，违背时代潮流最后倒霉的是你自己。 
　　高科技的创意实际跟文化都是紧密相连的，这种创意我看中关村开始就是一种混沌状态，里面有各种各样的不规范。但是文化的创意和科技的创新一定要有宽松的环境。你要是今天这个不许、明天那个不许，关死了一切也就没有创造力了。要想让中国的文化对外有影响力就要放开，不要管死。想创新就要放宽松一些，这个过程当中会出现种种混沌的东西，你怎么看待这个问题。 
　　这本书还给了我们整个文化创意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启示，政府权力越大越难以成功。许多城市也有很好的科技、教育条件，但是为什么都没有成功？为什么中关村成功了？重要的一点是中关村管委会的开明，然后就有创造力。 
　　政府要宽松、宽容，要有一定的混沌状态，才有创造力。如果一开始就说这个也不行、那个也不行，就很难发展了。一开始政府就支持这些企业，但是如果反过来，碰到一个看不惯这些企业的官员，许多事情的确能证明有些乱七八糟的东西，那就管得死死的，你根本出不来，所以“中关村”开始的时候带有偶然性。 
　　从这本书上看，如果中关村管委会不是相对而言比较优秀的管理体制的话，中关村不会发展那么快。但是开始有偶然性，现在要把偶然性变成制度，不能依靠这个偶然性。如果政府的观点是另外一种观点，就发展不起来。
　　还有重要的一点他这本书里面谈到了民工、谈到了拆迁的农民怎么办？这个不仅仅是高科技，很多拆迁失去了土地的农民，他们怎么生活，他们的生活状态，是在中关村这个土地上生活。 
　　凌志军谈了很多包括外地的民工到这儿打工的生活。这是所有谈中关村、谈高科技都忽略的一个地方，我觉得他谈到整个社会的变迁，从政府官员到教授、研究员一直到小小的一个失地的农民，在这个环境之下，在中关村他们怎么生活的、怎么奋斗的，有失败，有成功，这一切我觉得很有意义。 
　　——来源：《新京报》 作者：雷颐（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所研究员）
　　大记者的良史一个人的梦想
　　在所有的赞誉里，凌志军最得意的也许是这样一个评语，《变化———1990-2002年中国实录》一书，被誉为“中国的《光荣与梦想》”。这是对一位中国记者最高的评价。 
　　那位写《光荣与梦想》的威廉·曼彻斯特一定没想到，他起了最能激荡人心的书名。对《光荣与梦想》的魔力描述最生动的是中国记者张修智，《光荣与梦想》正像它的书名那样，看完之后特别能激发一个新闻人的雄心与抱负，让你去追求记录历史，描摹时代的梦想。 
　　“光荣与梦想”这两个词的组合，如此具有魔力，以至于它几乎成了中国一个约定俗成的语汇，频频地被用来表术一种富有理想主义精神和历史责任感的情怀。
　　那一代的记者，凌志军、张健伟经历过风云激荡的八十年代的记者，都有着宏大叙事的情怀，写一部刻画政治、经济、文化，以及社会生活的全景式画卷，一部场景宏大，又描写细腻的历史巨著，是他们毕生不渝的梦想。
　　一个年逾五旬的记者曾深情地背诵起《光荣与梦想》中的句子，“哈里跳上台阶，两个睾丸撞得叮当乱响”，写得真好啊，真是好啊！《中国青年报》的张健伟，曾被誉为中国第一记者，后转入晚清史研究，写成一部大书《张健伟历史报告·晚清篇》，并在历史剧《走向共和》倾注他一个记者的济世情怀。《法制日报》十年砍柴，致力于明史研究，其明史专栏集《明朝政局的三角恋》中，当下的影子时隐时现。 
　　这其中，成就最大的是凌志军，他写人民公社史，写《沉浮———中国经济改革备忘录》，写《变化———1990－2002年中国实录》（连名字都与曼彻斯特酷似，也许是一种致敬），写《交锋———当代中国三次思想解放实录》。他的雄大抱负与学识，使他成为最接近威廉·曼彻斯特的当代记者。即使是一本记录中关村历史的新书，凌志军也要起一个《中国的新革命———1980－2006年，从中关村到中国社会》这样曼彻斯特式的名字。这就是一种情结了。这是一种虔诚，对《光荣与梦想》，对自己的良史梦，对中国当代社会的虔诚。 
　　为什么是他们？可以成功地从记者转型为历史记录者。大记者不仅仅为写出了名篇的名记者，亦必是呆在大单位，经历大时代的记者。而供职于《人民日报》的凌志军就有他得天独厚的条件。《人民日报》的记者开会，目光一扫就是中国大势，笔锋所及就是亿万百姓。这种通观全局的气魄训练和信心训练，胜任记录时代大历史任务的重要条件。上世纪80年代的《中国青年报》亦有如此气魄，所以才一时星光灿烂。
　　但目前为止，最有资格与威廉·曼彻斯特相提并论的中国记者并非上述人，而是民国记者陶菊隐，他的《武夫当国》作为一部断代史巨著，一部民国的政治风情画，极具历史现场感，真正具有了重要的史学地位。 
　　他有一个独特的优势为当代记者所不及，即有机会与高段位的统治者保持良好的交往。但他也有不及后辈之处，那就是凌志军诸人的史书有更多的热血。 
　　这个时代最杰出的断代史写家，前有陶菊隐，后有凌志军。
　　《光荣与梦想》的原版编者对该书有一个独特的评价。“没有一本小说能与这本充满市井俗话和奇闻轶事的出色的史书相抗衡，书中的故事让人紧张并有危机感。
　　我想，读本书时，你时而会眼含热泪，时而会捧腹大笑；你会一口气读完它。“该书这一特色反衬出当代记者史家的不足，那就是宏大有余而市井不足。 
　　——来源：《新京报》 作者：李三

　　就历史来说，中关村是我们国家的一个缩影。在２０世纪的最后２０年，这个国家打碎了精神枷锁，战胜了饥饿，又让自己成为全世界最庞大的“制造车间”。在２１世纪的第一个１０年，它急切地渴望拿下新技术的高地，把“中国制造”变成“中国创造”。这是一代人的梦想，激励着整个国家再接再厉，进而成为一个世界范围的话题。它拓展了中国和西方大国的合作，也增加着彼此间的疑虑。而中关村之所以值得注意，就因为它是这条道路上的先行者。它的迄今为止的历史告诉我们，这个国家之所以能够改变世界，是因为它改变了自己。”　——选自《中国新革命》　　
　　中南海和世界潮流
　　——“连宪法都要给改革让路，还有什么能阻止改革！”　　
　　最迟到1987年12月，温家宝已经注意到中关村的争端。当时他是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同时还是党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负责一个叫做“政策研究室”的机构。这机构由一群头脑敏锐、具有良好教育背景的官员组成，并无实权，但却地位甚高，中南海的不少重要决定，都是出自它的建议。现在，温家宝把国务院七个部门的负责人召到中南海来开会，告诉他们，中关村正在发生一些奇怪的事情，所以要来一次彻底调查。
　　12月15日，调查组又来了，这一回势头更大。其成员来自国家科委、国家教委、中国科协、中科院、北京市科委、海淀区政府，由政策研究室的一位53岁名叫于维栋的官员率领着，浩浩荡荡，开进白颐路。白颐路上的最新传言说，调查组是拿着“尚方宝剑”来的，这个于维栋就是“钦差大臣”。这并不是无中生有。根据于惟栋本人在15年以后的解释于惟栋曾经撰写一篇文章详细回顾当时情形，文题《北京新技术产业开发试验区的决策过程》。收录于王珍明主编的《中关村》一书。它应当成为中关村历史上最重要的文件之一，因为它提供了当时一连串重大事件的可信度很高的细节。当时他的背后不仅有温家宝在支持，而且还有别人。事情是由新华社记者夏俊生的那份调查报告引起的。于惟栋说，当他看到这个文件时，那上面已经有四位领导人签署的意见，包括党中央总书记。这意味着，他得到的这件差事是不寻常的——中南海在后面看着他。
　　问题到了于惟栋这里，是中关村的幸运。此人原本就对中关村怀着一份旧情。他曾是北京航空学院的学生，当过清华大学的兼职教授，还曾是个设计原子能反应堆的工程师。1982年他进入中南海，成为中央书记处研究室的一名专事调研的官员，拥有学识远见和务实精神。他的强烈的民间情怀常常左右着价值取向。他信奉“历史是人民创造的，很多事情都是群众自己走出来的，不是哪个领导指示的”。同时他也相信“这里面有一个领导支持和认可的问题”。不用说，让这样一个人来主持即将展开的调查，就有极大可能在白颐路与中南海之间架起一座桥。
　　让那些离经叛道者名正言顺，至少不再被当作反面人物，这是中关村走向坦途的必经环节。于惟栋第一次看到了这种可能性。鉴于他所处的位置，他是有机会促成中南海的政策转向的。
　　就当时的情况看，有两点考虑是达成目标的关键。第一个是如何得到正确的结论。这与于惟栋的价值取向和中关村的实情有着必然联系。中关村是个惹是生非之地，过去几年没完没了的那些举报、攻击、调查和批示，不绝于耳。于惟栋能够了解此前所有不同意见，甚至洞悉“中央领导人里面也有不同的看法”，所以便把“怎样说明这个问题”当作第一个关键。这一点他从自己的直接上级温家宝那里也能体会。后者向他发出的第一个指示，就是“这个调查要经得起历史的检验”。 第二个是时机问题，也就是怎样才能让中央领导接受他们的结论，进而让调查人员的想法产生效果，甚至变成一项影响整个国家的决策。很多年以后，于惟栋回忆起这段往事，承认他当时满脑子都在想这个问题：“因为我在中央办公厅，也要考虑到方式，根据我过去工作的经历，我深知要办成一件事是比较难的”。他甚至还向同事们讲起当年美国总统罗斯福的一位科学顾问促成“曼哈顿计划”的故事，希望大家能够悟出一点什么来于惟栋把这个故事叫做“美国曼哈顿计划小插曲”，讲给很多人听。他说，当年德国人在加紧研究原子弹。有人就去说服爱因斯坦，让爱因斯坦给当时的美国总统罗斯福写了一封信，促使美国政府尽快重视和开展原子弹的研究。这封信交到美国总统的一个科学顾问手里，请他转交总统。但是这封信在科学顾问手里压了一个月。为什么呢，就是要考虑一个时机和效果的问题。这位科学顾问动了一下脑筋，一个就是要能跟总统说上话，比如，很多人开会的时候，你给他，他可能理都不理。第二个是心情比较好的时候。后来有一次啊，他看到机会来了，罗斯福心情也比较好，也比较悠闲，他就把这件信递交了，说明了原因。罗斯福当时看了看，不置可否，就交给秘书了。　　
　　——选自《中国的新革命》第七章　　
　　新疆界
　　——“法无禁止不为过。”　　
　　经历了80年代不正规的、自发调节的童年期，又经历了90年代无法无天的青春期，中关村现在试图建立一套保证市场秩序的新法律。随着立法进程的开始，一些前所未有的游戏规则在这片新兴土地上被付诸实施。投资者们不必再担心会遭遇强权者的掠夺，不必再为了一些模棱两可的法律界限忧心忡忡，而企业家们也有了着眼于长远的赚钱的希望。
　　2001年1月1日颁行的《中关村条例》，直到今天都被人们叫做“中关村大法”。尽管当时我们国家已有20个省市为高新技术产业制定法规，但是这个“条例”还是受到专家们的异口同声的欢呼，理由是它的立法精神贯彻“适度超前”的原则，并且“充分借鉴国内外经验”。萧江平，北京大学法学院的一位博士生，说它“对社会公平的追求精神令人钦佩”。新加坡联合早报当时刊登的一篇评论说：“这是一部充满了对知识和人才敬意的地方法规。”即使像周旺生这样冷静刻板的法学教授，也会为此激动起来。“这是北京市立法和中关村科技园区发展的一个历史性时刻。”他写道，“一个充满制度创新和先进气息的法制环境，一个引领中国经济和社会发展先进方向的科技园区的法制环境，由此而奠定基础。”这些话有些过头儿。然而“条例”的确是从这块新兴土地发展出来的第一部真正意义上法律。它的全文共计八章80条。和中关村的现实地位一样，它的法律也是新旧两种理念杂交出来的混血儿，让你兴奋，也让你感到美中不足：是啊，它为什么没有更好一些呢!
　　充满活力的社会一直是法律创造者的天堂。奇怪的是，经过20年生机勃勃的探索，直到21世纪开始时，中关村从来没有出版过任何法律书籍。法规少得可怜，并且混乱，缺乏编纂，没有判案报告可以遵循，也谈不上任何研究。对人们行为发生作用的规范，只有“18条”。它是政府1988年决定在这里建立“试验区”的时候制定的，全名叫做《北京市经济技术开发区条例》。与其说是条例，不如说是政策，因为它基本是当时政府拍着脑门想出来的。至于法律，那时候一切都由自学成才的律师、警察或者行政官员改行的法律顾问，以及外行的法官说了算。中关村很长时间都没有一家律师事务所。只有一个名叫曹永训的纪律检查委员会退休干部，是这方面的热心人，他后来成了当地政府的法律顾问，将他知道的几个案例打印成册，发送不过十几份。
　　这是国家的缩影。这个国家一向信奉“清官政治”，崇尚“道德治国”，没有法律传统。20年前开始的这场新革命，并不是因为国家有了新规则，而恰恰相反，它缘自一种无法无天的局面。这同西方的开拓时代截然不同。当年美洲大陆一块待开垦的处女地上，一群新移民不期而聚，总是先商定一个游戏规则，然后开始游戏。规则在先，而行动在后。无论一个集体、一个社区、一片新大陆，都是如此。而中国人则是先干起来，至于规则、目标以及到达目标的道路，都可以“到时候再说”。这在古时就有一句充满智慧的俗话来表述，叫做“船到桥头自然直”，在今天，“摸着石头过河”则成为所有改革者的座右铭。一位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米勒后来指出：“中国不缺经济学，缺的是法律。”他说出了这个国家一大特征。然而他却始终不能明白，这个国家的成功之道，恰恰在于没有规则。我们只要看了本书前面叙说的那些故事，就可以知道，所有成功者都是破坏规矩的大师，他们不是让那些既成的规则对他们无可奈何，就是恰倒好处地进入那些没有规则的领域。
　　一个立法领导小组随之成立。为了避免重蹈过去4年的覆辙，这一回他们把政府部门全都甩到一边。立法领导小组的三位组长，由北京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陶西平和北京市两个副市长，刘志华和林文漪，来担当领导小组的三位成员有中关村科技园区管理委员会的两位副主任，陆昊和任冉齐，还有北京市政府法制办公室主任王嘉彦。。1999年11月25日晚上他们召开第一次会议，当场制定一个激进的时间表，要在7个月内提交新法律的草案，以便让陶西平领导的市人大常委会去审议。陶西平指出：“中关村建设是北京市工作的重中之重，而立法又是中关村建设中的重中之重。”刘志华也随声附和：“中关村当前面临的主要问题不是自然环境差，而是法制环境差。”看到两位领导者如此一唱一和，一位与会者当即说：“这一回是要来真的了。”一开始，大家仍然陷在无休止的争吵中。赵慕兰多年以后还对当时情形记忆犹新：“一开会就吵架。”好在这一回不再是利益之争，而是立法本身遭遇的困境。首先是，中关村是否具有“立法权限”？其次是，一部地方法规能否超越国家法律？最后一个问题，新法律应当贯彻什么样的法律精神？
　　他们很快就解决了前两个问题。我们国家的立法体系乃由“中央与地方”两级组成，所以北京市人民代表大会无须经过授权既可“制定地方性法规”，前提是“不与宪法、法律、行政法规相抵触”。这样的立法规制不能说不够严谨，可是它在一群渴望突破囹圄而又机变百出的官员手里仍有可乘之隙。他们很开心地获知自己拥有立法权力之后，立即决定做出一些违反常规之举。有人忐忑不安地向市委领导报告，说新法律赋予中关村的某些权力已经超越国家法律。这位领导反问，国家法律里面有没有提到“禁止”？他的逻辑是，“它没说禁止的，咱们都可以写上。”
　　但是第三个问题却要复杂得多，不是凭借这些机巧和变通就能解决。它在好几个星期里都是立法者们不能逾越的一个障碍。老实说，他们是大胆的跟随者，而不是有经验的专家，他们甚至根本不懂什么叫“立法精神”。他们比前辈们更懂得立法过程和法律成果的重要性，可惜脑子里面那些搭建法律体系的方法、技巧和原材料，仍然是一些土生土长的东西。于是他们一致决定去请教专家。　　
　　——选自《中国的新革命》第二十一章

前言
第一部 白颐路（1980-1988）
第一章 黑夜漫漫 曙光在前——我看到了美国。
第二章 破裂的金字塔——我们失去的只是锁链，得到的将是整个世界。
第三章 电子一条街——我的生活从此改变。
第四章 原罪——既是“倒儿爷”，又是“板爷”。
第五章 走进新时代——此事宜速作出决断，不可拖延。
第六章 曾是霜叶漫山时——到底往哪个方向走啊？我们也蒙了。
第七章 中南海和世界潮流——连宪法都要给改革让路，还有什么能阻止改革！
第二部 试验区（1989-1998）
第八章 昨夜风疾雨骤——能逃过这一劫，真是幸运！
第九章 转变的年代——我完成一个翻天覆地的革命。
第十章 出类拔萃之辈：第二代创业者——我没别的本事，只是玩儿命想办法满足消费者
第十一章 民族品牌！民族品牌！——如果这一关过不去，我们必死无疑。
第十二章 分裂之家——科学提供燃料，商业才是发动机。
第十三章 英雄末路——你可以得意，但不能糊涂。
第十四章 三次浪潮，潮起潮落——中关村这个环境，是个东西就能卖，是个好东西就会抢着卖。
第十五章 市场又在召唤——从现在开始，前10年是你的，后10年是我的。
第十六章 在信息时代的入口处——凭什么？就凭我们这帮人的脑袋！
第三部 科技园（1999-2006）
第十七章 争论国——抵制美国货，计算机除外。
第十八章 死亡和新生——企业有生有死，但轮到我们自己头上，总是很沉重。
第十九章 全速前进——它能成为下一个硅谷吗？
第二十章 互联网时代——冬天不是即将到来，而是已经到来。
第二十一章 新疆界——法无禁止不为过。
第二十二章 海归：改变中国的一代新人
第二十三章 蚂蚁雄兵——他们的单个是弱小的，但群体是强大的。
第二十四章 全球链——中关村就要死亡？还是刚刚开始。
第二十五章 殊途同归——我见过硅谷是怎么做的。我到中关村来亲自再做一遍。
尾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