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周行长，我怀疑我们的基建资金被挪用了。我已经问过总行财会部，剩余的两千万资金总行去年九月末就拨下来了，省行的两千万最迟去年年末也应该拨给我们。可是我问省行，会计处说不知道。这里面肯定有问题。”
送走了坂田良一先生，当天下午，周放便在支行会议室召开了由科以上干部参加的行务会。会上，周放向几位副行长和各部门负责人传达了省行行长会议精神，根据省行会议精神，结合江洲支行实际，以办公室主任胡克俭和信贷科科长吴广源起草的两份材料为基础，向与会同志做了进一步的动员和部署。也许是这样的会开得太多了，大家对喋喋不休地重复存款工作的重要性早巳司空见惯，尽管这次省行行长会议提出的“存款是一切工作的生命线”口号，很有一些新意和煽动性，尽管省行提出的一些优惠政策，比如：存款与贷款挂钩、与费用挂钩、与干部考核聘用挂钩等，确实也很鼓舞人心，但是仍旧没有引起大家太多的关注。只是在研究部署存款任务时，讨论比较激烈。总的一致看法是：这次省行给江洲支行下达的存款任务太多，难以完成。根据省行计划，一九九八年，全省人民币各项存款要必保完成十个亿，力争十二亿。在全省金融系统人民币存款总额中所占比重，要达到百分之十。而给江洲支行下达的任务是必保两个亿，占全省新增存款任务的百分之二十。其中储蓄存款一亿五千万，企业存款五千万。主管存款工作的副行长孙玉敏对此颇有微词：“存款任务年年加码，鞭打快牛，真让人受不了。前年是一亿两千万，去年是一亿五千万，今年一下子增加到两个亿，几乎比前年翻了一番。要不是靠几个存款大户帮忙，咱们采取了些技术手段，去年任务都完不成，今年我看够戗。”
坐在周放下手的刘敬一对此颇有些不以为然：“省行任务都已经定了，说这些还有什么用，还是研究怎么落实吧。”
这话倒是和周放想到一块儿了，但是怎么落实？这确实是个难题。按照省行规定，今年的存款任务要落实到每个部门、每个人头。超额完成，按超出金额的百分之一给予奖励，同时在贷款规模、费用指标上给予优惠；完不成，按比例扣发综合奖奖金，而且在贷款规模和费用指标上予以相应扣减。如此强硬的政策措施，迫使你必须完成，落实不了，也得落实。
经过激烈的讨价还价，最后任务还是落实下去了。储蓄存款，全支行包括专柜一共有十五个储蓄所，按照地理条件、人员多少、历年存款增长情况，最少的五百万，最多的一千五百万，其他所大致在八百万至一千二百万之间，平均每个所一千万。企业存款只好落到信贷部门了，这也是历年的惯例。尽管吴广源对此也有怨言，但没办法，只能接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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